论班固辞赋创作的摹拟问题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白少雄

　　摘 要：班固是东汉时期的重要辞赋家，与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和东汉的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其创作充分展现了汉赋的文学成就和艺术特色。处于汉赋摹拟时期的班固充分认可扬雄摹拟前人的做法，并将摹拟作为辞赋创作的手段。在摹拟前人的基础上，班固融入自己的生活实感，发挥辞赋的讽谏作用，学习以才学入赋的手法，实现文辞、事实和文体的结合，形成了“雅懿”的辞赋风格。班固在继承前人的创作技巧的同时，为辞赋创作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
　　关键词：班固 辞赋 摹拟 司马相如 扬雄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3-38-45
　　刘大杰先生将汉赋创作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形成期（高祖至武帝初年）、全盛期（武、宣、元、成时代）、摹拟期（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转变期（东汉中叶以后），这种说法本质上仍是承袭盛衰两分的观念，为此后研究辞赋的学者所广泛接受。由于东汉之际模拟之风大盛，不少人认为，模拟之作不能与西汉的辞赋创作媲美，这就使得此时期的班固辞赋成就同样也不能被客观看待，认为班氏的辞赋创作多是模拟之作，不能与西汉的辞赋创作相媲美。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则不然，其中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探讨。其一，班固模仿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否仅为单纯模仿、毫无新意？其二，班固模仿的对象是什么，为何选取这些作家或者作品作为模仿参照？其三，班固的模仿创作如何展开，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最初设想？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和班固的摹拟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班固的辞赋成就，前人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对于班固辞赋的摹拟问题，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的展开，不少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梳理。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姑试论之。
　　一、班固辞赋摹拟的本意
　　班固作为东汉著名辞赋家，后人对其文学成就评价很高。王充称：“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1刘勰认为“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2，乃“辞赋之英杰也”3。王充和刘勰高度赞扬了班固的文学成就，但处于汉赋摹拟期的班固辞赋，其作品却因所处时代遭受非议。批评者认为，班氏所作摹拟前人，缺乏新意，“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杨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S《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则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1。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班固的辞赋成就，也忽视了辞赋作家与创作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处于特殊的创作时代，班固的辞赋创作确实存在着模仿前人的情况，但绝非简单地承袭前人的o句和结构，在摹拟的过程中，其创作往往包含着自己的实际感受和深入思考。《礼记・曲礼上》载：“毋剿说，毋雷同。”2文章的创作追求与众不同，“此古人立言之本”3。关于汉代辞赋的摹拟创作，扬雄就是典型的代表。“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4。扬雄就曾以司马相如作为自己的摹拟标准并进行创作实践。
　　同时，在自己的著述中，扬雄也提出了自己关于摹拟的观点和看法。《法言・吾子》载：“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5在《太玄》中，扬雄对因循与改变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讨论。“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责。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D也。矩D之动，成败之效也”6。对于扬雄的摹拟创作主张，班固不仅没有批评，而且在《汉书・叙传》中大为夸赞：“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辍而覃思，草《法》e《玄》，斟酌《六经》，放《易》象《论》，潜于篇籍，以章厥身。”7班氏十分认可扬雄对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的前人作品的摹拟创作，充分肯定了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
　　班固受到扬雄的影响很深，“其论大抵本诸扬雄”8。在《汉书・扬雄传》编纂的过程中，班固大量收录扬雄辞赋作为编纂材料，以作品来建构传记，体现了对其摹拟创作的认可。《汉书・扬雄传》赞曰：“（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光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9班固非常赞同扬雄摹拟前人的做法，并对其怀才不遇、不被理解表示惋惜。
　　在班固看来，扬雄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不仅在于摹拟前人作品的形式，更多的是扬雄“用心于内，不求于外”的写作状态，于创作中包含着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从而“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这正是班氏的摹拟创作所要达到的效果。在摹拟的过程中，他并非单纯地模仿其语言和形式，更注重内在的真实感受，“《两都》仿《上林》，《宾戏》拟《客难》，《典引》居《封禅》《美新》之间，大体取象前型，制以心极”1。主张创作者将自己的真实感受融入其中，寓创新于摹拟之中，学习写作技巧之时，渗透着自身的真实感受和独特思考。班固关注社会现实，强调文章书写客观生活，有补于时，言之有物。
　　东汉光武中兴之后，结束了当时的社会动荡，班固奉命编纂《汉书》。与此同时，汉章帝推行修复古礼，承接明帝未完成的事业，但当时的情况却并不乐观。《汉书・礼乐志》载：“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2“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馀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湟圆徽隆！3面对西汉末年礼乐制度破坏的问题，明帝虽然有所觉察，但未能彻底解决，这就促使章帝继续推行其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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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目睹并认同汉庭想修复古礼的举动，认为修复古礼很重要，便将自己的思考凝聚到辞赋创作之中，试图以此向汉庭进言。他将汉赋与礼乐进行联系，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4“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5。主张辞赋应有实用功能。可以说，班固对前人作品的摹拟，并非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的模仿，而更多的是对实际内容的探讨，试图为汉赋创作寻求一条新的路径。在班固眼中，摹拟前人只是创作的手段，这是形式方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摹拟中展现出新意，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独特思考，从而达到创新的效果，这才是摹拟创作的最终目标。
　　二、对摹拟对象的继承与超越
　　面对前人的摹拟创作，班固主要学习的作家便是扬雄，这是由其在文坛的地位所决定的。“东汉一代，文学论者，首推桓谭、班固，其后则有王充。谭、固皆盛称子云，充之论出于君山，故谓东汉文论，全出于扬雄可也”6。扬雄对整个东汉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在壮年之时，往往作赋以讽，“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7“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8“故聊因《校猎赋》以风”9。扬雄试图以辞赋向君王进言，发挥辞赋的讽谏作用，可惜未能将这一做法贯穿始终，晚年看到辞赋的汪洋铺排、辞藻华丽而忽视内在的弊端，苦于找不到解决辞赋创作和实际效果之间矛盾的途径，便辍笔不作，只能选择放弃辞赋创作来逃避内心的纠结。班固赞同扬雄的观点，主张辞赋创作应具有“讽谏”作用。他把“讽谏”视为辞赋的重要功能，认为孙卿、屈原“作赋以风，咸有古诗之义”10，而宋玉以后的赋家，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则“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一旦偏离了“风谕”这一辞赋特点，便不再具有和古诗同等的地位和价值。
　　关于“劝谏”的方式有很多，“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2。虽然劝谏种类多样，但“讽谏”仍是向君王进言的首选。“讽谏”的目的在于使得被劝谏的人有所省悟，改善自己的行为。《初学记》引《白虎通》载：“讽也者，谓君父有阙而难言之，或托兴诗赋以见乎词，或假托他事以陈其意，冀有所悟而迁于善。谏也者，谓事有不当，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朋友，论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称，君有争臣，父有争子，士有争友，此之谓也。”3“讽谏”是一种劝谏的艺术手法，预见到即将出现灾祸之前，通过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班固继承扬雄作赋以讽的做法，辨析“讽谏”的含义，以此作为辞赋创作的标准加以继承和创新。
　　班固继承扬雄的辞赋主张的同时，作为汉代辞赋之宗的司马相如也是其模仿学习的对象。他对司马相如u价极高：“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4高度赞扬了相如的辞赋成就，肯定其文章辞采华丽、讽谏博物的特征。扬雄以为“辞莫丽于相如”，早年四赋的创作均为摹拟司马相如，在崇尚丽辞方面，与其看法一致。但是一味注重辞藻华丽，则会掩盖辞赋本身的讽谏功能；反之，单纯的强调“讽谏”，又会“理胜其辞”。扬雄曾对这个矛盾进行解释：“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5他试图找到“事辞相称”的理想方法，但在创作实践中并未完成。因此，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班固也对扬雄和司马相如提出了批判，“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亡实”6。崇尚事实是汉赋的一大特征，正所谓“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7。班固强调辞赋创作应为靡、典、实的三者统一，不能偏废一方。靡是指辞藻华丽，文辞优美；典则是指文章典雅，既要吸收古代典籍的典故，又要坚持传统儒家的雅正思想；而实则是指合乎事实义理，不能凭空捏造，任意夸饰。即靡丽的文辞形式和典雅的文体、客观真实的事实三者相结合，达到完美的统一，这便是班固辞赋创作的标准和理想，正如《东都赋》所说：“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8
　　班固继承吸收前人辞赋的创作主张，也对前人的创作手法进行模仿学习。陶秋英先生评价为“《两都赋》是扬马的调和。体最绵密，态最堂丽的《两都赋》，是用扬马的法度写成的。《西都赋》的铺排，恰恰等于《上林》《子虚》的铺排，《东都》的议论，恰恰等于《长杨》《羽猎》的议论。明明是在那儿摹拟，但却一点痕迹也寻不着，这尽足以表示班氏自家的所以成名之故”9。虽说扬雄和司马相如均是班固摹拟学习的重要作家，但两人分别代表汉代辞赋创作的两种倾向，“相如的创作，是以天才的想象为主；而子云的创作，则是以学力的思索为主”10。司马相如曾经对盛览讲解作赋的过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1司马相如所说的“赋家之心”乃是“不可得而传”，正是辞赋创作对构思的要求。
　　扬雄曾言：“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2他对司马相如的倾佩之情溢于言表，相如的辞赋创作是其独特构思的产物，旁人难以模仿，但也没有扬雄说的那么悬乎。扬雄自认为没有司马相如般的丰富想象力，便更加注重后天学识的积累，且将经学融入创作之中。《法言・吾子》载：“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3“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4《法言・问神》载：“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5《法言・问神》曰：“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6班固认为扬雄将以往的经学积累融入创作之中，致使作品中充斥着学究气，但缺乏什么？班固不一样，不似司马相如的作品那般灵动，但终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学习摹仿的创作方法。
　　作为经学家的班固继承了这种方法，与自己的主张相融合，并去除扬雄辞赋所包含的学究气，形成了自身辞赋的雅懿风格。正如挚虞所评：“《应宾》之渊懿温雅。”7刘勰亦称：“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8刘知滓踩衔：“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9后人一致地将“雅懿”作为班固辞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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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之所以能够形成“雅懿”的创作风格，与其在创作中吸取前代典籍，乃至化用前人辞句密不可分。化用前代经典是文辞典雅的基础，“典雅者，F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10“夫模范经诰，褒述功业，渊乎不测，洋哉有闲，博雅之裁也”11。“雅”的特点是以儒家经典为摹拟对象，确定其为创作内容和形式准则；而所谓的“懿”则是“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12。能够斟酌《诗》《书》，同时做到夸饰有度，便可称为“懿”。班固辞赋所展现的“雅懿”特色，为后来的张衡、马融、王延寿、蔡邕等人树立了典范，在东汉形成一种偏于典雅的风格。
　　班固援引典籍入赋的做法，为后人效仿。“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13。扬雄之后，取材前代典籍逐渐成为汉代辞赋的特点，“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C，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14。此后，钻研学问、化用前人辞句成为辞赋创作的手段，班固的做法为后世的学者提供了一种创作范式。可以说，班固将讽谏作为创作的重要标准，学习扬雄钻研经典，吸取前代典籍的精华，融入自己的辞赋创作之中。在摹拟前人的基础上，实现自己辞赋写作的创新，对后代学者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班固辞赋摹拟的原因辨析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班固辞赋摹拟的本意是在摹拟中进行创新。摹拟前人仅是班固的创作手段，为辞赋创作找到一条新的路径才是其目标，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其自身的原因。
　　从摹拟对象来看，班固的主要摹拟对象是司马相如和扬雄，这是由二人的辞赋特征和成就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汉代学者的眼中，司马相如和扬雄是汉代“弘丽之文”的代表，展现出汉代辞赋的时代风貌。王充曾评价二人：“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1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辞赋写作布局铺排，结构宏大，辞藻华美，气势汪洋，于行文中彰显出西汉王朝的盛世气象，展现出昂扬的进取心。这种文章风貌与班固“润色鸿业”的创作主张相一致，促使着他不断地学习和摹拟。
　　刘熙载称：“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相如得其文，虽途径各分，而无庸轩轻也。扬子云乃谓‘贾谊升堂，相如入室’，以己多依效相如故耳。”2此言得之，扬雄壮年作赋之时，看到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故而“常拟之以为式”。虽然扬雄批判宋玉、枚乘等人的辞赋过于华美，缺乏讽谏精神，但是并不否定辞赋的“丽”。在扬雄看来，无论是“诗人之赋”，还是“辞人之赋”，都应具有“丽”的特征。他“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3。扬雄所强调的“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正是汉赋的“弘丽”风尚，也是班固“润色鸿业”所需要的风貌，因此扬雄等人的辞赋作品自然成为班固摹拟学习的对象。
　　司马相如和扬雄作为西汉辞赋的代表，取得了极高的辞赋成就，展现了汉赋的时代特色。同样，班固要描绘西汉王朝的兴盛气象，而此时的东汉文坛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供班固学习，在这种创作内驱力和前代辞赋典范的双重影响下，班固将他们视为摹拟学习的榜样，积极地吸取创作经验，学习创作手法。
　　从文章功能来看，为文有补于时是古人的创作传统，“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4。汉代注重文章的实用效果，反对华而不实的无用之文。汉赋虽“劝百讽一”，但仍注重实用。汉代文人通过进献辞赋来表达自己的建议，从而达到讽谏的效果，“《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5。司马相如本意进献《大人赋》以讽谏，结果“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6。扬雄作《甘泉赋》意在讽喻成帝奢侈过度，虽“天子异焉”，却也没有归于节俭。对此矛盾现象，王充认为：“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1《大人赋》《甘泉赋》一律迎合皇帝的喜好，缺乏讽谏意义，未能起到实际劝谏帝王的作用，致使两人讽谏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形成巨大反差。面对汉赋的讽谕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矛盾，扬雄无力解决，只得出了赋“不免于劝”的结论。
　　班固也看到了创作意图和实际效果之间的矛盾，但并没有放弃辞赋创作，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挥辞赋的讽谏作用。他重塑辞赋的讽谏精神，认为辞赋不能仅仅是“劝”，还要“讽”，应该通过辞赋向君王进言，发挥作用不能只展现辞赋华丽的外表。因此，班固发掘辞赋的实用功能，对司马相如、扬雄进行批判地继承，提出了“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的主张。虽然司马相如、扬雄的文章未达到讽谏效果，但二人的创作意图仍是实用为主。同时，两人的辞赋中包含着大量的事实内容，涉及大量的历史记载，虽有夸张想象的成分，仍不失为真实记录。对班固来说，这种实录记载便是摹拟之范。
　　从辞赋的阅读对象来看，当时的帝王是主要阅读者之一，君王的喜好往往影响辞赋创作的发展方向。汉代献赋之风极盛，“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2“盖奏御者千有馀篇”3，汉代文人辈出，汉代辞赋数量众多，内容十分丰富，在如此大的创作规模下，想要脱颖而出，获得认可和青睐，就需要一定的创作技巧。事实证明，如果汉代文人的辞赋作品类似前代辞赋大家，则更容易得到帝王的赏识和召见，扬雄便是典型的代表，蜀人杨庄为成帝诵读其文章，“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4。由于扬雄的文章类似相如赋作，便能受到帝王的召见，这种现象无疑会推动摹拟前代辞赋的创作风气。
　　至东汉，肃宗喜好文章，推崇辞赋的创作。当时“帝雅好文章，自见（崔）S颂后，常嗟叹之”5，崔S通过《四巡赋》的进献，使得章帝“常嗟叹之”，乃至向窦宪推荐，以为上宾。在这种环境下，班固自然会受到很好的礼遇。“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6。班固面对帝王的恩遇，要有所回应，且展示自己的才干，其进献辞赋不仅为了利禄，还有为朝廷出谋划策之意。此时的汉章帝要求恢复古礼，正是承接明帝未完成的事业。班固目睹帝王修复古礼的举动，便将自己的思考凝聚到辞赋的创作之中，试图以此向肃宗提出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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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汉赋作为汉代新出现的文学体裁，经过西汉两百年的发展，已由“祖述楚辞”7转至东汉赋的“渐靡儒风”8，辞赋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面对这种转变，此时的辞赋作家们并没有积累足够的创作经验，摹拟前人便是进行辞赋创作最便捷的途径。
　　总之，班固作为东汉的辞赋大家，对东汉辞赋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处于汉赋摹拟期的他，通过对前人辞赋创作的摹拟，融入自己对生活的实感，发挥辞赋的讽谏作用，形成了“雅懿”的创作风格，为辞赋创作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扭转了西汉辞赋家类似俳优的位置，提升了辞赋的文学地位；同时，对后世的辞赋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On the Imitation of Ban Gu's Ci Fu
　　Bai Shaoxiong
　　Abstract：Ban Gu，who was in the period of Han Fu imitation，recognized Yang Xiong's imitation of predecessors and used imitation as an innovative means of Ci Fu. On the basis of imitating his predecessors， Ban Gu integrated his true emotions，carried forward the ironic spirit of Cifu，learned the technique of learning talents into Fu，and realized the combination of beautiful literary，objective facts and elegant style， forming the "Ya Yi" cifu style.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typical examples of "Hongli Zhiwen" such as Sima Xiangru and Yang Xiong， the Han Dynasty's emphasis on practical articl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reasons such as trying to gain the favor of emperors，Ban Gu selectively inherited the creative skills of his predecessors and development，and then realize the goal of Cifu innovation，find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Cifu creation.
　　Key words：Ban Gu；Cifu；mimic；Sima Xiangru；Yang Xiong
　　任编辑：李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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