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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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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金庸研究目前已成显学,也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积累颇丰。在如此丰厚的基础上如何创新,成了学术界的一个难题。本期栏目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德国波恩大学的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从对金庸武侠写作的批评给予我们以反思,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的文学?好的文学的评价标准在哪里?我们认为,从“汉语新文学”的大平面审视一个作家及其贡献的思路,或许是一条良好的进路。汉语新文学的视角能够有效避免金庸研究中的意义炫张现象,还金庸学术研究的本来面目。李以建先生更是站在一个资深的金庸研究者的立场,对最近围绕“金庸与汉语新文学”主题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对这一新角度的研究趋向表现出热情的支持。从“汉语新文学”这一平台透视金庸文学现象,会有效地触发我们学术思维的新契机。当我们将“汉语新文学”并不仅仅当作一个平台、一个视角时,就会发现,不仅在金庸和武侠研究方面,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可以有另一番新的观感、新的领悟。
中国论文网 /4/view-1556205.htm
  摘要:在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文学区分视野之下,金庸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他所提供的快速消费型文学并不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金庸小说代表了中国极度向往的传统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他的创作不是应对当代汉语文学60多年来面临危机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金庸;金庸小说;武侠小说;现代性;当代汉语文学;危机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9841(2012)02-0075-06
  “仿佛一切都是打着‘后现代’的口号来进行的,这意味着一个人无论写了什么东西,都将或多或少被看作为‘文学’作品。”对于读者、作者和评论者来说,似乎不再有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区分了。现在任何形式的写作都被称为文学,因此任何受到欢迎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好的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写的任何东西都能自动地冠上优秀文学作品之名吗?像任何一场街头足球赛都可以被看作是精彩的表演,并被看作是“欧洲冠军杯”比赛了吗?
  汉语文学世界在1912年后,特别是在1949年后失去了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和什么应该是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时下甚至那些没有什么思想深度,只知道和自己的母语(汉语)做“斗争”,仅存有一些模糊文学形态的创作者,竟然成了国内外的畅销书作者。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作者、读者和评论者眼中,已经不再用“文学类型”来界定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不过像那些娱乐或诽谤的文学一样,仅仅是看看内容的“噱头”而已。甚至连陈思和这样有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在公开场合也几乎只讨论某一些作品的内容而不讨论它们的“文学类型”。
  当然我们不能把类似这样的事例看作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例如德国的夏洛特・罗奇(Charlotte Roche,1978)以她贫乏的文学经验写出了她所谓的小说,赚取了数百万稿酬。帮助她赢得了名声和让那些感情饥渴的观众欣赏的东西,正是她那有着令人厌恶内容的自传、色情的倾向和她在开始写作生涯之前曾是一名电视明星的事实,成为了“噱头”。
  一、现代性与危机
  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反对畅销书作者本人,我也不认为谁可以比得上金庸。在我看来,所谓的当今美女作家还没有她们的作品那么吸引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世界上确实不能没有某些畅销书的作者,例如《圣经》、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柏拉图的哲学。还比如《红楼梦》的德文译本,甚至在德语世界里依然畅销,据说它已经被纳入德国的文学史了。但是此类“畅销书”是经久不衰的,与现在的许多仅在几年时间里卖得好的畅销书的状况是不同的。一些经典著作的作者现在被看作是世界顶级的作者,可能在其生前却是穷其一生卖不出去一本书。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精神失常之前,因找不到出版人而不得不自费出版所有自己写的书,如我们所知,正是他的这些书确立了20世纪的现代性。
  毫无疑问,金庸对汉语的把握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这要比现在北京和香港的某些作家所使用的呆板的汉语好很多。与那些不懂得怎样讲述故事的人不同,金庸知道他作为一名叙述者的职责是什么,并且能够塑造出那些尽管有些老套但仍比较生动的人物形象来。简而言之,他是可以掌握作家自己权利的创作者。但是,金庸是一位用几百年前的传统方式讲述、复述故事的现代作家吗?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就触及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把金庸看作是当代汉语文学60多年来所面临的危机中的重要部分,我不认为他穷尽毕生精力创作的作品是上述问题的答案或作为应对这场危机的解决方案。
  德国虽然是一个小国,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一小群翻译家和学者志愿出版了几乎全部的可以被德国接受的杰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哲学作品。同时比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当你听到我的报告后一定会感到惊讶,因为与英语世界不同,同期的许多中国武侠小说译本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金庸的作品被翻译成德语,恐怕今后也根本不会出现他的作品的德语译本。这样看来,金庸在提到“西方”对他的毕生之作没有太大的兴趣上的看法是对的。但是理由却不是像他所说的“国粹”,而是一种“娱乐和消遣”,因为西方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众多作家那里得到“娱乐和消遣”。
  被誉为中国当代武侠小说之父的金庸在德语世界无人问津,他或许既对德国汉学家的忽视无能为力,又对其作品翻译可能遭遇的困难也同样无能为力。事实上,在德国已经出现了有相当深度的金庸研究,甚至还有专书的出现。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著作一直以来被翻译成常见的优秀德语书籍,例如《道德经》有100多个德语版本,《易经》有6个德语版本。
  德语世界忽视那些最广为传阅的中国作品,原因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现代性的问题。尽管有些怀旧的倾向和对现代性的持续批判,德国实际上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国家了,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现代哲学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政治思想都反映了这一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现代性”意味着确定性、永久性和整体性的消失,最后的“理性”终将不再。一个人没有了确定性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去往何方;没有了永久性,他周遭环境只不过是暂时的,所有的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没有了整体性,他眼中的人类存在将被打破成支离破碎的碎片,曾经清晰的或不模糊的存在变得含混不清。这一切对20世纪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讲故事不能再用明确的方式了:没有情节,没有可信的讲述者,没有正面的主角,这就是世界广为流传的现代文学的特征。最明显的发展是故事情节的消失,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小说《尤利西斯》(1922)中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形。与英语

文学世界以情节来叙事的方式不同,在近几十年里,好的德语文学叙事手法仍然是避免将整个故事讲述下去,他们宁可专注于讲述一个人的人生中的几个片段。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听故事仍然是社会上男男女女的需求,不论他们是不是足够现代。我们读到《旧约》中的记载,没有机会听故事的人是会得病的。这个有趣的观点现在看起来也是真的。我们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这个故事,偏爱传统情节和拥有许多主要人物的故事,并且有着数十年的影响力,这些作品的读者会比20世纪所有畅销小说的读者之和还多。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以故事为向导,指引他们渡过难关并借此理解自己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叙述者应该是可靠之人的原因,他会与(保守的)读者一起分享自己的价值观。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共识。读者仅想全知的叙述者所想,反之亦然。
  金庸提供的此类叙述满足了读者的期望。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文学有回归到传统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倾向,然而你要知道他并不是第一个因此而导致武侠小说复兴的作家,实际情形更为复杂。在他之前,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要求中国作家应该回到传统的中国写作形式上来。无论你是否喜欢,毛泽东和金庸是有共同之处的。金庸反对像巴金(1904-2005)、茅盾(1896-1991)、鲁迅(1881-1936)这些现代作家,而更重要的是他并非西方民主政治的特殊密友。不必惊讶于邓小平喜欢读金庸的小说,也不必惊讶于邓小平甚至愿意接纳他。文学和政治融合的原因可以通过这一事件取得验证:金庸的小说代表了中国极度向往的传统精神。
  他的“功夫小说”正如那些肤浅的人常常看到的是不太现实的探险,可爱的少女与思想单纯的武士之间发生的让人难以置信的爱情。事实上,他们展现的是塑造了向一切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东西的致敬:中国的历史、文学、艺术、思想、社会秩序、传统和道德价值。这是中国人认同的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他们灵魂深处极为小心地进行珍藏。金庸帮助他的中国读者战胜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自卑情结和那种乏味生活的共鸣感。
  让我们回到传统和现代的不同上来:将现代文学转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是不可能的,然而,很有可能利用传统形式来改革社会。如果我们不将诗歌或特定时期的先锋文学考虑进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必然走向传统而非“西方”现代性的道路。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提到的当代汉语文学可以等同于长篇小说一样是无可救药的倒退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传奇,是汉语和非汉语读者从中国语言叙述中所期望得到的传奇。金庸满足了读者的期望。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他在德国没有取得丝毫成功?甚至在消遣小说领域也没有取得成功?这里很难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不过还是有可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金庸是当代汉语文学的危机之一。
  二、低端文学的问题
  通常认为一件好的文学作品必须首先是“纯文学”,例如,一种可以为任何读者所阅读并欣赏的文学作品。目前我对这个假设十分怀疑。任何人的一生都可能经历相同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与年轻时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我们年轻时不喜欢的东西在我们五六十岁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它有吸引人的地方。一部好的作品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出现,这是我们走向成熟之路的一个进程。这样看来,恐怕我们不得不告别“纯文学”,一种被所有年龄的人广泛喜爱和接受的文学这一观念了。同时,我还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受到一定的年龄、性别和文化教育背景的限制。因此,要求所有人去喜欢或不喜欢这个还是那个作者是毫无道理的。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谁来制定最佳文学作品的标准?
  在德国,文学评论家做出了精英文学、娱乐文学(大众文学)和通俗小说的区分。在英语世界通常仅有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分,这与德国强调的东西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与德国的三种区分方式所类似的高端、中端和低端的区分方式。那么,在德国人眼中,金庸属于哪一个层次呢?恐怕要划分在中端或偶尔的低端范围内了。这有什么区别呢?像诗歌这样有些难度的文本,德国人将其划分为高端文学。这意味着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仅有少数的文学作品归属于这一类范畴,而其他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将划入中端和低端的范围。这也意味着划入中端文学范畴的作品通常被看作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过,在高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不存在清晰的分界线。以德国最著名的探险小说作家卡尔・梅(Karl May,1842-1912)为例,我12岁时,几乎读遍他所有的长篇小说。1968年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所说的西德,人们认为他写的书或多或少是给青少年看的,成年人看的话会认为太过繁琐。然后,在1968年之后,德国学界的精英们发现他的作品具有道德价值,甚至是哲学思想。因此,他们把他的作品推向了中端文学的范围。现在我可以想象,如果我12岁时有机会读到金庸小说的话,我也会非常喜欢读它们,其实就是被一些学者和作家们称之为写给年轻人看的小说。
  文学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众读者对他们喜爱的阅读材料,从来不会产生固定和持续的阅读稳定性,他们甚至会扔掉读过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以将低端文学称之为“快速消费型”文学,是这个快速消费型社会的快速消费品。尽管大众读者在所有读者中占据了大多数,尽管他们的读物有上百万的印刷量和销量,但是一段时间后,能够留在图书馆书架上的读物却不多,除非是某些学者发现有价值的作品,而广大读者在读后通常可能几乎忘记了。另一方面,总会有一些严肃的文学作品有着不变的标准以及少量的无法供养作者的读者。保存下来的读物在文学史和专栏副刊有着固定的地位,哪怕它在全世界仅有很少的读者。
  那娱乐文学和中端文学又怎么样呢?在英语和德语世界里,著名的作家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小说来娱乐,他们可能会很严肃地处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生活问题。他们的书通常经过时间的考验而成为国际文学史的一部分。他们允许学者来验证特定时期的时代精神。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当代中国文学通史是否把金庸的小说当作中端文学的例子呢?
  我们不得不在中国和其他地区严肃地应对当代文学的危机。这不单单是一场叙事上的危机,更加可能是一场道德价值上的危机。现代性意味着道德是没有约束的。面对“亚洲人的价值观”,基督教的价值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得到了全面审视。但是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传统价值体系是会引发焦虑并被现代世界里的现代人的新理解所取代的,他们并不想受到以上提到的(神职人员、统治阶级的)任何约束。其特别真实地体现在世俗化的进程中,例如尼采曾公然宣称基督教的道德已经死亡。一个特别明显的价值转换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雄观”,没有人再心甘情愿地为“上帝、君主和国家”牺牲自己了,好战的英雄似乎只会出现在小说、电影和电玩中。
  高端读者不想听别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们可能会因了解一个人的颓废感而得到阅读享受,但是大多数的中端读者和大众读者却想知道明确的价值观。现代人也许仍然会孕育着再次遇见大师的梦想,以此来经历一种启蒙,随后加入到兄弟姐妹的行列。但是今天只有普通

读者会继续相信人在其一生中可能会找到一位真正的大师,为我们指点迷津,然而这种假设不过就是某一处境中因为迷茫所产生的生存幻觉。金庸的小说代表了什么?“公正、荣誉和正义的武士精神”、“超自然的真实和宗教的狂热”,最终在打斗和报复、酗酒和杀戮以及介于对与错之间的斗争中结束。这些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武士的行侠仗义展示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敬畏、孝、仁和义。通过他们的寻宝之旅或寻找自我身份的道路履行这些精神,也就是在神秘故事里,伴随着阴谋的冒险完成英雄的建构。英雄形象被两倍或三倍放大,承担着特定符号,例如印记或光环,一同经历考验并最终结合等等。如果谁读过他的一部小说,谁就可以说几乎读过他所有的小说。这并不会使他的读者感到惊讶,一个普通的读者想探索一些他所熟悉的东西,而他如果错过了一个“朋友”(熟知的环节),就不会太感兴趣。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些特定的文本,如同高端文学一样仅仅面对的是全新的事件。
  三、文学的危机
  大众文化热潮是当代文明的特征,并持续高涨。这其实是媒体的产物,在文化发达的地区并非很受欢迎,因为媒体需要尽可能多的消费者来消费他们的产品,于是制造了“幻象”。金庸的小说有很多版本并被翻拍为系列电视剧,这是大众传媒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很多艺术产生了冲击。他的成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证明他是一个好作家吗?他当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作家。依我看,只有我们从当代汉语文学所处的危机这一点来看他时,我们权当他是作家。这场文学危机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审美疲劳
  尽管金庸宣称自己再次开始动笔,但自那时开始他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东西让我们来阅读。他不过是修改和重写他在1955年到1972年所创作的全部作品。可以说他将近40年没有继续创造小说的意识了,现在已经80多岁的德国的中端文学作家如君特・格拉斯(Gonter Grass,1927-)或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则从没有停止过写作。可以说,他的审美疲劳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例子。白先勇(1937-)和张爱玲(1920-1995)早期都很有成就,而后来只能重写或改写他们几十年前出版的作品。沈从文(1902-1988)和钱钟书(1910-1998)在1949年后就开始保持缄默。不必谈20世纪80年代所有那些明星作家们,在1989年之后就远离文学,开始赚钱并变成了有钱人。这种作家的疲劳仅仅是中国才有的问题吗?不,国际文学圈子里也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在17岁时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然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什么。杰出的德国作家沃尔夫冈・柯本(Wolfgang Koeppen,1906-1996)和乌韦・约翰森(Uwe Johnson,1934-1984)每个月从著名的祖尔坎普出版社领取大量的费用,但是却有十来年没有发表过一行字了。也许我们应该因此而重新来理解作家了。他们很像运动员:只在年轻的时候做大量的工作,然后就停滞不前了。
  (二)大本厚书
  低端文学在德国被称为bacon(培根)。我们可以说,金庸给我们看的就是这种书。不仅在德国和英语世界的出版社,而且连中国的出版社都知道怎样做广告和发行这种书。一本成功的小说必须是厚重的书并且有吸引眼球的装帧设计。因此不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一个高端读者还是大众读者何时进入书店,他就会知道这本书是我想要的书,或这本书不是我想要的书。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书店采用了这样的方式来告诉高端读者和大众读者:请不要读我们摆放在一楼的书,请买我们不会摆放在二楼和三楼的书。
  (三)过量生产
  金庸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他的小说,是为了提升他在香港《明报》上的影响力。任何连载都是有限的。好像一个传统的故事叙述者想赚钱,他就不得不在剧情到达高潮时中断。因此不用怀疑,金庸的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第二天故事情节的发展。真正的现代文学是充满悬念的,不是以情节来吸引人的。情节也许没那么有意思,最吸引高端读者的是语言和任何隐藏在其中的深层思想。
  (四)字数稿费
  如果中国作家的小说或散文要是以字数赚稿费的话,那么他们当然会卖字数。他们一天的高额产量是一个高端作家至少一个月的工作量。金庸一天可以写一万字,而一个优秀的德国作家每天将难以应付到250字,也许他要花上三天时间才能写出一页文章。快速写作意味着要遵循着一个时间表,一个众所周知的时间表。这不是金庸一个人面临的问题,而是很多中国小说家面临的问题,熟悉大众文学的作者轻车熟路知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怎样进行表达。
  这样说来我终于触及到了评估的问题。当然没有一种客观的判断可以说明哪一类的文学作品可以被放置在什么文明和文化中的人来进行评判。人与人之间的审美需求迥异,但是还是有些或多或少合乎时宜的标准来允许进行评估。当我阅读小说《鹿鼎记》,看到韦小宝有七位漂亮的妻子的时候,我立即产生这样的意识,小说中一定有些“反女性”的倾向,当主人公和他的母亲谈到他的父亲时,这种情况更糟。一旦他得知自己的父亲不是外国人后,他才感到如释重负。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显的仇外的表现吗?我们不能为此而责备叙述者,作为主要人物的感觉,将七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绑在一起,也就是一周内每天换一个女人,仅仅是一个叙述者用来满足他的男性读者的幻想而已。一个高端的读者在看到小说中出现这样让人难以接受的情节时会立即停止阅读。
  如果有人想评论金庸现象,那他必须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去讨论。意大利文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欧洲传统故事的叙述方式,他的小说《玫瑰之名》(1980年)的故事情节发生于中世纪,但其传奇色彩与金庸作品不同。不过,金庸和安伯托・艾柯的作品是容易被读者接受的,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为经典文学著作会在很长的时间里给读者以启迪,虽然这些非经典的作品在今天仍有一席之地,但是当它们的第一批读者(可能也是仅有的这一批读者)去世之后,或许这样的阅读接受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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