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与欧洲货币一体化:基于制度变迁的因素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斌

　　摘 要：欧洲债务危机是由主权债务违约所引发的区域性信用危机，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从推动欧洲货币制度变迁的因素角度出发，分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欧债危机是欧洲货币一体化过程中政治因素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引发的必然后果。其解决方法应当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协调机制，或者让渡政治因素在欧洲货币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使经济因素更为自主地发挥调节作用。
　　关键词：欧债危机；货币一体化；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1-0036-04
　　
　　
　　一、欧债危机与欧洲货币一体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再起波澜，先是惠誉、标普等各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紧接着危机波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盟“二线”国家，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亦遭受重挫，债务危机在欧盟内部遍地开花地蔓延开来。不仅如此，危机的影响甚至波及遥远的中国和美国，并一度引发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争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危机的爆发呢？关于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主流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欧洲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而且前景黯淡
　　首先，投资乏力。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收入随之减少。而后者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削弱了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造成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前景信心不足，民间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1]56其次，收入萎缩。危机国家的经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具有顺周期性。以希腊为例，其支柱产业是海运和旅游，而工业制造业比较落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其海运市场急剧萎缩，旅游收入亦大幅下降。[2]再次，新生劳动力不足。欧洲早已步入成熟社会，与新兴国家相比，其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新生劳动力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据统计，
　　
　　
　　
　　未来十年适龄的新增劳动力比例不过11.6%，而同期的新增老年人口却要占欧元区人口的18.4%。[3]56
　　（二）欧洲政府财政支出居高不下
　　一直以来欧洲奉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使得当局政府一味地讨好选民，由于社会福利开支的最终受益者是社会大众，因此执政政府往往很难有决心削减社会福利的开支。这一弊端在经济繁荣时期并不明显，而一旦经济陷入困境，高福利支出就成为勒住政府的一根致命的缰绳，欧洲政府只好通过借债来拼命挣扎、苟延残喘。然而，越挣扎绳子勒的就越紧，最后债台高筑、无力回天。
　　（三）制度层面的原因
　　有人指出，欧元区之所以最终会爆发这样的一次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内部缺少一系列协调机制。比如，分散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货币政策之间难以协调。[3]又如缺少紧急时期的联合磋商和救援机制。另外，克鲁格曼指出欧债危机产生的核心原因是欧元具有不灵活性，而后者是由于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和财政政策及劳务市场得到有效的融合，从而引发了无法调和的矛盾。[4]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财政收支的不均衡只不过是引发欧债危机的表面原因，而制度的因素尤其是协调机制的真空才是导致这场危机爆发的更深层次原因。那么，这一协调机制缘何如此重要？可以
　　从推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因素出发来加以分析。
　　
　　
　　
　　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推动因素
　　欧洲货币一体化是欧洲大陆国家实现货币统一的一项重要活动，其背后隐含着货币制度的巨大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府无疑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这是由政府充当第一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即强制性制度变迁。表面上看，这一制度变迁所产生的理论依据来源于蒙代尔最早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即最符合经济金融上的某些条件的国家或者地区，相互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的货币制度，以单一的共同货币来实现区域内国家商品和资本的自由贸易。建立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单一指标的分析和综合分析，但是无论哪一种分析无不是从经济收益和经济成本的比较出发，对于是否建立或加入最优货币区，其根本的出发点是经济因素的考量，即认为经济因素应当是主导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根本原因。然而，现实中并非如此。
　　（一）政治因素与欧洲货币一体化
　　从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成立开始，到2002年欧元最终取代欧元区各成员国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经历了5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因素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欧洲货币一体化体现了欧洲大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较高层次的货币一体化由于涉及经济主权让渡，必须要得到足够的国内政治支持。在这一点上，政府间主义与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国内政治因素尤其是国内重要利益集团的态度，在货币一体化后期也发挥着关键影响。卡尔腾塔勒（Karl Kaltenthaler）曾指出，德、法这样的大国推动货币一体化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在国家（且不说全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下做出的纯经济决策，不如说是出于政治考虑的决定，反映的是国内特定集团、部门的利益，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最终决定了德、法对于货币一体化的态度。[5]总的来说，货币一体化的支持者包括欧洲多数国家的贸易部门、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与金融机构以及那些希望引进货币政策纪律的高通胀国家，而反对者则主要来自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以及其他可能因严格的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而遭受损失的人，其中也包括高通胀国家的部分贸易企业。欧洲货币一体化之所以最终得以成功推进，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欧洲内部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能够从区域汇率稳定乃至货币一体化中获益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稳健货币政策的益处被各国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所认可，这就使得多数欧洲国家具备了放弃部分货币政策主权的国内政治基础，也为单一货币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些利益集团的支持，难以想象欧元能够如此顺利地被各国接受。[6]146
　　其次，欧洲货币一体化体现了欧洲大国的共同政治意志。吉尔平曾指出，“结束法德角逐，建立一个政治实体，提高欧洲的国际地位和加强在国际上讨价还价的地位，这些政治目标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直至关重要”。[7]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欧洲大国尤其是德法两国在货币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推动力。尽管某些小国如荷比卢集团在早期阶段曾发挥过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德法合作无疑始终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核心力量。作为在经济、贸易、货币等领域均在欧洲大陆居主导地位的两个大国，德法两国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货币合作的成败。20世纪70年代“维尔纳计划”的失败和“蛇洞”体制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双方对货币合作进度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以达成共识，而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建立，则主要归功于双方领导人明确的合作态度与坚定不移的努力。尤其是在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后，当其他国家纷纷对货币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持怀疑态度之时，正是双方坚定的合作意志挽救了这一进程并促使意大利等国回归欧洲汇率机制。[6]149
　　（二）历史传统与欧洲货币一体化
　　现实表明，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德国起到了积极和主导的作用，尤其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欧元区的未来走向，其关键作用进一步彰显出来，当然，这或许也是阻碍英国加入欧元区的重要因素。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与19世纪德国货币同盟的建立有着惊人的相似。1871年德意志统一，而早在1837年，德意志南部成员国就在慕尼黑签订协议，约定以盾为共同货币单位，北部国家于同年七月达成货币协议，以普鲁士塔勒为共同货币单位。接着北部和南部一起召开了德累斯顿会议，规定铸造一种共同的新银币――“联合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德累斯顿公约。德累斯顿公约一直延续了大约20年，直至1857年，普鲁士与奥地利达成协议，产生铸币同盟，并以关税同盟镑为本位币。[8]尽管当时的货币同盟并不稳定，但并不能掩盖德国货币一体化早于政治一体化的这一事实。因此，这种历史传承能够给予欧洲各国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来推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并且为这一过程的推进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当然，为什么两次一体化过程都发生在欧洲大陆，而不是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地区，这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三）环境变化与欧洲货币一体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战后的世界货币体系提供了统一的货币标准和稳定的基础，结束了战后混乱的货币经济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主要国家的外汇汇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欧洲经济得到了复苏，国际贸易逐渐扩大。因此，尽管这一阶段欧洲各国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货币合作安排，但是意义并不明显。
　　然而，随着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史密森协议”的达成，欧洲货币合作进程面临着新的外部环境。尤其是1969年德国马克和法郎汇率波动给欧洲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意味着欧洲国家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体系来代替原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是，欧共体在1972年4月10日通过了“巴塞尔协议”，将各成员国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2.25%以内。而这一幅度比史密森协议的规定少了一半。即欧共体内部采用了比外部更加严格的汇率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蛇洞”体制。“蛇洞”体制以及之后的欧洲货币体系反映了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欧洲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国对欧共体团结的担心。
　　当然，动荡的环境与外部冲击可能成为推动合作的契机，也可能成为破坏合作机制的重要因素。即它既可能催生新的货币合作机制，也有可能对现有合作机制造成损害。而外部因素的最终效果仍然取决于相关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国的态度。
　　三、结论与建议
　　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并非如理论经济学家们所分析的那样，是经济利益主导的过程。相反，欧洲各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在其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区别导致了欧元区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果经济利益主导着欧元一体化进程，那么在欧元成员国的选择标准上就应当严格遵守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原则。而在这一原则下，希腊、意大利这些实际上无法达到《稳定与增长公约》（Growth and Stability Pact）的国家就不可能被允许加入欧元区。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协调机制也会以经济手段即统一的内部市场和自由的要素流动为主，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内部市场和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当务之急。然而事实上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欧洲大国的政治利益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把欧盟当成政治联盟加以建设，欧洲货币一体化不过是巩固这一联盟的重要经济手段。在这种以政治动机为主和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成员选择标准中的成本与收益原则被漠视，宽松的进入门槛使得严格的财政纪律难以维持。比如希腊根本就没有遵守过欧元区的财政纪律，事实上即使是核心成员国如德法两国，在经济低迷的2002年到2004年期间，财政赤字的比率也超过了3%的上限，更不要说欧元区的其他国家。[9]以至于在政治压力下，欧元区于2005年放宽了赤字比率上限，规定经济低迷时成员国可以超过赤字规定上限，从而进一步纵容了成员国的借债行为。除了成员标准和财政纪律宽松之外，政治利益主导的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即经济的调节手段不再是欧元区内部协调的主要手段，单纯依靠统一的内部市场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已经不可能实现欧元区的内部平衡，必须依靠一个强力的外部协调机制来实现。然而，各国独立的财政政策并没有为建立这一协调机制提供一个可依赖的基础，各国之间的政治利益矛盾更是在危机爆发之时甚嚣尘上。比如德法两国在决定是否救助希腊之时表现出种种犹豫和不决。而正是这一原因使投资者对欧元丧失信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所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综上所述，推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因素而并非经济因素，这就使得危机爆发时单纯的经济调节变得无效，必须依赖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才能解决这场危机。由于欧元区内部缺少这样一个机制，从而导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因此建立一个政治协调机制，时机成熟时进一步统一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亦或是敦促大国放弃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政治干预，使政治因素让位于经济因素，同时完善欧元区内部统一市场的建设，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就成为可供欧元区国家选择的两条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两条路径的选择决定了欧元区的未来走向。 （下转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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