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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东方言俗语看齐鲁文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殷梅

  [摘 要]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文化传统源远流长。通过对活在人民口头的“历史文物”一山东方言俗语的研究,可以看到作为华夏文明基础的齐鲁文化对山东人民的性格塑造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在山东的方言俗语中,“以人为本”、“仁者爱人”、“修身养德”、“忠孝之道”、“以礼为范”、“和谐中庸”和“重本轻末”等思想都明显地表露出来。对根植于山东人思想深处的“齐鲁文化”探本溯源,深入了解山东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和行为方式等,可为山东和谐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山东方言;俗语;齐鲁文化;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H1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3-0054-04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在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考古发现,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山东就有了古人类的聚居地。据史料记载,在春秋战国前后,山东境内齐、鲁两诸侯国文化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和基础一齐鲁文化,诸子百家思想几乎都出自山东,随着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齐鲁文化的影响逐渐向世界范围辐射扩展。
  由于现代文明的流动性和融合性,许多传统文化逐渐式微,要领略研究传统文化的风采,逐渐困难起来。而通过发掘整理传统文化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如建筑、职业习惯、民俗、方言等,我们发现了许多史料和书面著作中遗失的古老文化余韵,并且还原了历史的某些真实。
  山东方言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考古发现,山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发达的经济文化,像大汶口龙山文化中制陶业的兴盛,其代表性的“蛋形陶”的技术水平,即使是现代工艺也很难达到。根据经济发达地区方言在各地语言中将占据主要地位的理论,不难想象当时山东方言的强势地位。春秋战国时,由于齐的强大经济能力,时人以学齐语为荣,如《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举的“楚大夫”的例子:“欲其子之齐语也”,虽然论述的是语言环境问题,但也足见齐语当时的影响力。同处山东的鲁国虽然国力较弱,但由于早期受到周王朝的特殊对待和远离战乱,又因西周时为犬戎之乱招致文化损失,保存和发展了周礼和文化传统,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春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型期,齐国的经济实力和鲁国的礼乐传统交相融汇,形成了齐鲁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的辉煌代表。出身山东的孑L孟留下的儒家经典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文人的必读教材。
  西汉扬雄所著的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辅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收录了675条词语,方言词语约有340余条,其中山东方言分成了两大区四小片区,与现代山东方言分区情况大体一致。这说明方言的变化具有延续性和稳固性,它不会随着官话的改变而急剧地改变,“书同文”并没有带来“语同音”,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通过对某些方言现象的研究来了解历史。如山东某些地区将大小便称为“解手”,可以推断出明朝移民的强制性等(移民途中,为防范百姓逃跑,用绳索绑住双手,有要大小便的,便呼叫士兵解开手,久而久之就简化成“解手”)。
  语言作为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除了其实用性以外,还具有见证人类文明历史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推广如今大量方言只在老年人的语言中还有保留,中青年一代甚至成为无方言族,这使得很多有价值的语言资料逐渐流失。山东大学教授钱曾怡指出:“虽说语言发展是缓慢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鉴于方言调查的难度和汉语方言的地域跨度,相比之下,记录方言的进程并不能跟得上方言特点消失的速度。”所以,不谈语言的地方特色等价值,只从其蕴含的珍贵历史信息方面,就值得我们大家去保护、研究。
  下面我们就通过对活在人民口头的“历史文物”一方言俗语的研究,去了解―下齐鲁文化对山东人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的文化秩序被犬戎之乱破坏殆尽,同时各诸侯国互相争霸,毫不顾及尊卑秩序,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在鲁重修周礼,整理六经,继承并创新性地提出了新的秩序主张,即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制订了符合“仁、义、礼、智、信”五常标准的君子之道。这些以“复古”名义进行的礼仪变革,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开端,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齐鲁大地的文化发展。与此同时,在齐鲁大地学术文化界,墨、道、法、农等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互相辩难,他们的学说也为日后齐鲁文化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即使到汉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各家学说的影响也在民间余韵悠远,经久不息。
  
  一、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孔子立意“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主张“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墨子要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提出正确的国、民关系来教育统治阶级。今日山东方言中还有大量包含以人为本思想的俗语,如“治国安邦民为本”(巨野)、“只有千年的百姓,没有千年的江山”(滕州)等。
  “以人为本”还表现在统治阶级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建立严格公正的国家法律,推行廉明清正的政治统治,推崇高尚和谐的道德规范。如“赏不论冤仇,罚不论骨肉”(泰安)、“人随王法,草随风,私凭文书官凭印”(巨野)等方言俗语。
  这些方言从国家和人民的相互关系出发,指出国以民为根基,唯有听民意、顺民心,才能走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治国之路。
  
  二、仁者爱人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孔孟思想中的“仁”,就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小则指家庭中的孝悌、兄友弟恭、家庭和睦,大则指“泛爱众而亲仁”。“爱人”为根本,以仁入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友爱众人,互帮互助,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些思想也包含在山东方言中:“妯娌意合家不散,兄弟团结能移山”、“人到难处想宾朋”(乳山)、“要学桃园三结义,莫学张仪伐苏秦”(泰安)。
  这些方言反映了山东人盼望家和邻睦、与人为善、广结朋友的心愿。在文学作品中最为当地人称道的是那些仁义豪爽的山东人角色,像《说唐》中朋友满九州的“小孟尝”秦琼、《水浒》中仁义遍天下的“及时雨”宋江,他们待友赤诚、怜孤恤贫、扶危济困、知恩图报,是人们心目中山东人的典型代表。
  
  三、修身养德
  
  齐鲁文化以美德为立身的基础。孔孟提出德政思想,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德者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箪食、一瓢饮”而不悔,应重义轻利,用浩然正气来教化世人,安邦定国。这些思想与山东的民间文化紧密结合,并且在方言俗语中大量体现出来:“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

金”(沂水)、“黄金有价,情义无价”(曹县)、“大德可回天,君子能安贫”(泰安)。
  当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谚语中也有大量不把德与财对立起来,而只是着重强调品德的,像“黄金试人心,人心胜黄金”(崂山)、“修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单县)等。
  《论语》里说“士不可不弘毅也,任重而道远”。在齐鲁大地上,信守承诺、威武不屈的精神也是人们普遍认同和追求的美德,如“人无傲骨不如禽兽”(滕州)、“人无刚强志,难成栋梁材”(鄄城)等。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直有着勤俭节约的美德。墨子推行“节用、非乐”,反对奢靡,山东人更是把它当做持家之道,大力发扬:“勤俭持家金不换,艰苦朴素南山松”(桓台)、“忠厚传家远,勤俭继世长”(临清)。
  另外,勤劳聪明的华夏子孙推崇有毅力、有恒心、有技巧的学习,机敏好学、百折不挠的精神代代相传:“井淘三遍吃甜水,木经百斧方成才”(枣庄)、“话不说不透,事不学不明,人不学不灵”(惠民)、“要学蜜蜂采蜜,不学蜻蜓点水”。
  
  四、忠孝之道
  
  “孝”是中华民族的固有道德。儒家文化认为忠孝之道是社会保持和谐秩序的基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百善孝为先,“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儒家讲究“家国天下”,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齐家”是在“治国”之前的,没有“家”,自然就没有“国”。“孝”表现在家族内即为“孝悌”,对家族中的长辈要孝顺尊敬,自身要能够延续后代、壮大家族,同辈之间要友爱和睦、互相扶助,“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因此,中国自古多世家,国人注重家族传承,有很多大家族传承千年而不衰,其根源就在这个“孝”字上。儒家的“孝”推广到血缘关系之外,就成了“泛爱众而亲仁”,对君王国家忠诚,对朋友乡邻忠义,知恩图报,与此相关的俗语如“天宝日月星辰,地宝五谷园林,国宝忠臣良将,家宝孝子贤孙”(鄄城)、“不忠不孝,猪狗不如”。
  在各地俗语中,忠臣孝子是歌颂的对象,而在具体的“孝”上,又主要从家族血脉的传承上去做要求。在今天,我们依然提倡忠诚国家,孝顺长辈,而传宗接代则不再纳入孝道。不过,古人早已阐明“孝”和“养”的区别,《论语・为政》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万章上》也说:“孝之至,莫大于尊亲”。
  
  五、以礼为范
  
  《论语・颜渊》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的发端,孔子以“仁”入“礼”,他的礼既是“周礼”――礼节、仪式,也指人们的道德规范。《论语・学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要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以求达到君子的要求。
  孔子坚持的“礼”很细致,甚至到了“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的地步,其实是在以规范的行为表达自己对“仁”的坚持。在山东的方言习俗中,存在大量这方面的要求,如对亲族的称呼中可以表现出礼仪秩序的要求。
  山东方言注重家庭秩序,对亲属的称呼要按排行,长辈尊称一律加上排行,如伯父就称为“大爷”、“二大爷”,叔父称“四叔”、“五叔”。同辈年长的在哥姐前也加排行,一般男女分开论,如“大哥”、“二哥”,“大姐”、“二姐”等。嫡系亲长不能直呼其名,而长辈对晚辈可直呼乳名或称排行,哥姐对弟妹幼年时可直称乳名,成人后则也可按排行称呼,如“老三”、“老四家的”等。
  另―方面,山东对亲族的称谓又按照血缘关系分为了四大体系:父、母、夫、妻,互不交叉,各自独立。这些称谓的亲疏关系主要体现在面称上,总起来说以父系为主,长幼区分明确,而对母系则简化处理,不像叔、伯一样区分长幼,而是一律称之为“姨”、“舅”,闺女也作为外姓人简称为“姑”,特别是姐妹、女儿等的子孙,一律呼为“外甥”,以示内外有别。对姻亲称呼更是见外,如“贵客”、“姑爷”等,背称则明显有失尊敬,如“大舅子”、“小姨子”等,形式上粗俗甚至带有鄙视的语言色彩。对妻系、母系亲属称谓加“表”,有所谓“一表三不亲”的说法,亲疏远近在称谓里就可以体现出来。
  此外,在一些民俗中对“礼”的要求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像山东各地的婚丧嫁娶中充斥着大量的繁文缛节:婚俗大致脱胎于古代的“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各处风俗虽繁简不一,但大体雷同。丧葬礼仪古有成规,遵从“死者为大”的传统,虽然新中国移风易俗,革除旧弊,改土葬为火葬,但是很多地方依然丧事大办,谨遵古礼,稍有逾越就会招来街坊亲朋的讥嘲,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人们对传统的坚持。
  
  六、和谐中庸
  
  中国古人认为,人与天地是一致的,即天人合一,天道符合人道。“和”是和谐,《周易》有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就是天道的变化发展,世间万物各自生命的正常运转,能保持与天道相和谐一致,就会顺顺利利。
  《论语・学而》中记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孔子认为“和”是“礼”与“先王之道”的最高境界,是政治的至高表现。《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孔子辨析了“和”与“同”的区别,指出君子的“和”是和谐而非附和,小人的“同”是附和而非和谐。
  《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道与人道要合一、和谐,才能达到“致中和”的境界。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道德伦理准则,孔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将中庸作为德的一种追求目标。《礼记・中庸》说孔子“从容中道”,指的是孔子符合、适宜道的要求,说明中庸之道是一种对天地之道的追求,是人与道的和谐。这方面的思想在民间谚语中有多方面的表现,如表现人劳作顺应天时,与大自然和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布谷叫,播种到”、“雷打惊蛰前,农民好种田”等;也有表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和谐自然的“行下春风盼秋雨,行下人情随往来”(鄄城)、“买卖不成仁义在”(寿光)、“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言百日寒”(博山)等等;还有追求自身和谐,以个人修养来实现与他人的和谐共处,不去搬弄是非、耍阴谋诡计的“好人不信谣,信谣无好人’(巨野)、“工作如弹琴,和谐出正音”(陵县)。
  当然,中庸之道流传至今,其实误解颇多。也有很多人拿孔子鄙弃的“小人之同”当做儒家的“中庸”,实在是一种很大的偏颇。类似的思想在山东方言中也有表露:“人怕出名猪怕壮”(沂水)、“树大招风,才高招妒”(肥城)等,实际上都是应该鄙弃的落后思想。
  
  七、重本轻末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自古灾害频仍,历朝历代都经历过饥馑灾荒,统治者对粮食短缺始终处于一种恐慌状态。因此,历代统治者自然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而把“不事生产”的商业(包括手工业)作为“末业”加以抑制。自先秦商鞅变法提出重本抑末政策、韩非子在理论上明确把工商业者称为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延续了两千多年。因此,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鄙视已经深深烙印在民众的思想之中。如‘七十二行,庄稼为王”、‘金筐银筐不如粪筐”(邹县)、“奸商奸商,无商不奸”。
  农耕为本的思想,也养成了山东人思乡恋土的情结,如“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曹县)、“一搬三年穷”(沂水)、“水是家乡的甜,月是家乡的圆”(梁山)。
  通过对山东方言俗语的研究,我们看到齐鲁文化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间,山东的传统文明源远流长,古老文明对现代山东人的影响依然深远。我们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齐鲁文化的健康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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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王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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