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中国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大众文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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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史，百货公司是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学者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的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在海外相关领域中起步最早且富有见地。本文就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历史性的学术考察，旨在透过对美国学者变动中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趋势的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海外学者中国史研究的大致脉络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陈锦江；上海近代百货公司；学术考察；大众文化取向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4-0088-05
研究中国城市史，百货公司是一个重要内容，上海在近代中国及东亚世界崛起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备受关注，近代百货公司的发展史更是这一重要内容之核心所在。对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的研究，引起大陆、台湾及美国、日本等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在大陆继《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出版之后，2010年出版了大部头的研究成果《近代中国百货业先驱.上海四大公司档案汇编》。①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连玲玲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她的研究受到美国学者彭慕兰对于明清奢侈消费和大众消费的研究启示，日常生活的关照和女性主义的视角形成她的研究特色。②因为有着欧美留学或进修的学术背景，台湾学者在上海城市史研究的选题、方法方面，与欧美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呼彼应，声气相通”，学术走向大体与欧美形成一致。日本学者的上海百货公司研究开始于1990年代，以岛一郎的研究为代表，日本学者从商业企业视角，探寻西洋百货商业制度如何传播、融入并实现上海“本土化”的变动的视角，对日本战败后上海百货公司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的再现和研究具有创见。比较而言，美国的上海百货公司研究起步较早，以1982年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学者在《商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上发表的《中国传统商号的组织结构与现代改革》③为代表，开始海外学者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之风气。然而就在百货公司研究兴起的仅仅二三十年里，其发展受到学术思潮的影响而有多次转化。本文拟对陈锦江的百货公司研究做一探讨，旨在透过对美国学者变动中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趋势的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国外学者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大致脉络和新的取向。
一、作为官僚企业经济史的上海
近代百货公司研究 陈锦江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西方学院 （Occidental College） 人文学与历史学教授，他对中国近代百货企业史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是在他的官商研究基础上的发展，代表作品为《中国传统商号的组织结构与现代改革》。这一研究的缘起，在于他对上海百货公司研究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他所考虑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商业组织，在16世纪早期到20世纪早期的400多年间，有没有产生重大的创新性的突破？[1]（P218～219）他透过对中国传统商号与现代变革的研究，认为在传统官商关系之外，至少在1900年（1900年1月，香港先施公司正式开业）左右，中国企业已经存在不论在组织结构还在管理策略方面，完全具有创新性的新型企业制度；同时，传统商号依然以其传统的组织布局方式在不断发展，官僚主导的企业中也有相当大的活力，官商共生的关系导致当时商业的繁荣，这样的情况下，亲属裙带和同乡祖籍关系不一定完全阻碍经济发展。尔后的中国现代企业发展，是超越了传统“官商关系”的，具有其“创新性精神”。当时中国的企业家马应彪——一位曾在澳洲经商的广东人，是创造性地将西方模式用于企业管理的第一人。在香港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又将它扩展到广州和上海。马应彪颠覆传统的“传奇”经历和他大刀阔斧的管理变革经验值得研究。
他的研究开始于对中国传统商号的研究。对北京瑞蚨祥商号的研究是他比较早开始研究的对象，[2]（P1～38）着重探讨它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官商关系。[3]（P222～226）这一商号的代表人孟洛川以其独特的利益分红模式和引入新商品线的方法，导致1890—1920年间的可观发展，但是，由于其组织结构仍处在传统模式之下，私人化管理、商号主子的绝对权威以及行政控制，最终还是导致了商号的一蹶不振。传统商号中的官商关系诉求也并非完全主动，瑞蚨祥与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仅仅是因为避免受到官方压榨而迫不得已。孟洛川支持袁世凯和跟随袁的军阀们，子嗣则通过与徐世昌、曹锟这样的军阀势力联姻，以求协调、融洽官商关系。但这样的在传统商号看来是发展“法宝”的东西，在时局不断的动荡中，又戏剧般地化为泡影，孟洛川没有与国民党组织建立任何联系，也导致他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3]（P225～226）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对于新式商号的研究。认为相比于政府官员官僚化的陈陈相腐，马应彪的开创性管理和维护契约的商业运作，却是颇有活力的，为公司早期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香港先施公司正式开业时，已有12个合伙人，其中4个香港的中国商人、6个从澳大利亚归来的商人，另外1个来自于美国，这些视野宽阔的商人充满了创业的激情。新型百货公司的特点在于，它废除传统商号的学徒制度而引入西方“定价制”，采用亲切细致的现代服务概念，商店的外形设计也十分讲究，如诱人的玻璃窗设计、极富吸引力的柜台展示，以及高效率的会计记账系统。到1911年，马应彪又在广州开设先施公司，自建五层高楼，楼顶有花园和娱乐公园，引入新型百货公司概念，商场内有茶室、酒吧、饭店、摄影室、电影院和西式风格的理发店，之后设立了旅馆和附属的工厂如制鞋厂、玻璃制品厂和化妆品生产厂等。上海的百货公司创立于1917年，开业时盛况空前，顾客和参观者络绎不绝，商场规模和营业兴盛超出香港总行和广州行，成为上海企业界的创举。比香港和广东先施公司新增更多的经营领域，包括设立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还雇佣了职业经理人。先施公司在组织结构和营销策略上，都已与传统的中国商号大相径庭。
在官僚企业经济史的研究中，陈锦江扩展的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美国学界的上海百货公司研究之先河。1986年，美国重要华裔学者郝延平（Hao Yen-P’ing）的一份研究，也注意到了中国近代经济的新变化这一问题，他在研究中引入了“商业革命”这一概念，试图说明商业变革对于中国商业发展的意义，改变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所习惯的商业生活形态。[4]（P1） 二、作为精英文化史的上海百货公司研究
在陈锦江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永安公司的澳洲、斐济、香港和上海起源：新型企业管理和策略》、《中国商业企业的传统与变迁》、《个人风格，文化价值和组织管理：先施和永安公司在上海和香港，1900—1941》、《中国商业企业的传统与变迁》Wellington K. K. Chan， The Origins and Early Years of the Wing On Company Group in Australia， Fiji， Hong Kong and Shanghai： Organization and Strategy of a New Enterprise， in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ed. Rajeswary Ampalavanar Brown （London， 1995）， pp.80-95. ；Wellington K. K. Chan ，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The Sincere and Wing On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1900-1941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Vol. 70， No. 2 （Summer， 1996）， pp. 141-166.；Chan， W.K.K.，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ume 31， Number 3 - 4 / Spring-Summer 1998.等，注重了对于企业精英的研究。在探寻企业发展轨迹过程中，他的研究走向深入探讨企业成功的文化根源，强调影响企业运作的文化因素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在这一研究中，他十分重视韦伯的精英文化理论的探讨，这一理论的逻辑在于企业关键角色的价值观和思想来自特定的文化传统，这些价值观和思想决定性地影响了其经济行为，也影响了其经营组织和管理模式的性质。
在这些研究中，陈锦江首先注意先施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公司属于现代风格的百货公司的特点的探讨。他通过研究发现，不论是英商经营的百货公司，还是国内的一些百货店甚至1840年代由“杂货铺”分化出来的“京货店”、“广货店”，都没有能够成为先施、永安这样两家大型国际百货公司的“模范”。现代风格的百货公司——先施和永安，1900年代创办于中国的口岸城市，由早年曾在澳洲经商的广东人马应彪和郭氏兄弟所经营，从他们开始，自觉地将海外的管理模式引入中国，坐落于被后人誉为“中华第一街”的南京路上。经过多年努力，这些现代百货公司终于形成自己的新型的管理模式和销售策略，既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商业惯例和文化价值之上，也吸收了西方百货公司经营理念。[5]（P153）
先施和永安在管理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经验特色。作为重要的创始人的马应彪和郭乐、郭泉兄弟，都是大胆而富有远见的，敢于承担风险，热心推销新产品和建立不同经营组织，注意将与自身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经营模式修正并用于自身的商业实践之中，同时，还都注意职工的企业归属感和合作精神的教育。马应彪和郭氏兄弟都是基督教徒，也要求企业员工参加基督教礼拜活动，每个礼拜天早上会留出专门时间。两个公司都会组织一些活动来充实员工的文化生活和身体锻炼，对初级员工尤其如此（大多数的初级员工都住在公司集体宿舍，在公司食堂就餐）。公司都会制定一些完备的规章条例，约束管理雇员们职业活动的诸多方面，直至细枝末节，这些制度非常严格并带强迫性。每个公司都开办夜校，保证员工工作之外的时间也能得到知识的增长，后来扩展到开办戏剧剧团、有组织的运动会和柔体体操。两家百货公司都有信托基金，帮助和支持贫困职工和他们家庭的医疗开销和殡葬费用。[5]（P152～153）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两家百货公司，在陈锦江看来，实际上是一种将中国儒家仁慈的家长制管理与英国维多利亚民族自立精神和天职观念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中认为，一个优秀的强有力的领导人不单单是家长制的或者仁慈的权力主义者，同时是忠诚地、私人地对待员工和下属。而精英人物所具有的这些品质，也是下属所期望的和实际上有效率的要求。他认为企业内部所具有的这样的认同，基于适度等级制度的关系网络，亲属关系以及地区忠诚。这样的网络，反过来又会促进对企业的信任和对平稳高效率运作的信心，特别是在缺乏确定合法性的政府和由来已久的组织结构的时候。
作者在研究中还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在1920年代早期，先施和永安公司都有过非凡的辉煌发展，1920年代后半期到1930年代，两大百货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了，虽然这两大百货公司遭受了同样力量的打击，但在渡过难关这一点上，永安公司比先施公司要胜出一筹。到1930年代末为止，永安的经营依然是强有力的，先施公司则因为受到香港国民银行倒闭和公司内部员工内讧的影响，渐渐削弱。1935年之后马应彪和他的家族成员都未能有效控制公司管理运作。永安公司成为后来居上者，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先施百货公司。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陈锦江的研究观点将成功归于，永安公司企业内部的文化价值支持发挥到了极致。在永安内部，诸如家族稳固性、兄弟的团队效应、职员情感网络、家长式管理制度、地方风俗观念等，都展现不错；公司注意将现代价值观注入对员工的教育，强调员工要有细致入微的服务意识、有科学管理和相对公平的价值体系，这都对企业效益的发挥有正面作用。陈锦江认为，先施的问题，在于马应彪未能牢牢凝聚起员工和合作伙伴的心灵，他缺乏某种家族力量、兄弟或亲密的朋友的支撑以形成互补的团体力量。他也未能注意培养好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什么人来继承他的事业。所以，尽管他有冒险精神，充满激情并且富有远见卓识，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未起到理想的作用。同样，他也未能注意协调好传统文化观念和西方思想之间的互补关系，所以先施公司会渐次衰落。[5]（P162～166） 1980年代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的历史观及其研究方法，曾引起海内外致力于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们的反思。中国史的专家发现，本质上被认为不变的“传统”中国其实只是迷思，而明清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思想——由于商业化和人口成长的刺激——还是有着显著的变化。叶文心（Wen-hsin Yeh）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在整个的1990年代，美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开始转向“审视中国社会文化的内涵”，“借助韦伯的论述来评估清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透过这些诠释来寻找近代中国变革动力之所在”。[6]（P211）这一观点强调从中国社会内部出发研究历史，从社会经济分析的视角研究历史，包括寻找创业者的精英文化价值。陈锦江的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正是这一研究转变过程中的产物，他以自己独特的诠释方式，从中国社会的“最内层带”即文化属性的角度，[7]（P43～44）观察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的发展变迁，反映出了美国中国学在199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势。陈锦江上海百货公司研究体现出这一时期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趋势和走向，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美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变化的一个生动写照。
三、作为大众文化史的近代百货公司研究
1990年代末，陈锦江的上海百货公司研究又发生了明显的研究取向变化，由注重企业精英史、企业文化，转变到对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的关注。这一变化主要集中在《出售商品和创立新的商业文化：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1917—1937》的论述中。[8]（P19～36）作者关注到，长久以来商业零售行业模式，与上海不断增长的租界繁荣息息相关，但人们却甚少留意到对西方商业文化接纳这一话题，他希望自己的新研究能表述自己的见解。
在他的新研究中，详细描述了晚期中华帝国的商业文化，会馆、公所和商会在商业零售业中所扮演的角色，陈锦江对会馆、行会的描述，主要参考了这些文献：H·B·马士：《中国行会考》1932；何炳棣（Ho Ping-ti）：《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彼得·J·戈拉斯（Peter·J·Golas）：《清代前期的行会》见William Skinner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7年版。他发现到1840年左右，上海城厢有以祖籍和行业为基础的运转商业的会馆、公所多达30多家。当时，西方商业的业主在报纸上无拘无束地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为新进的产品做充满激情的描述，以提高产品购买力和顾客的需求；而中国的商家，直到1910年代中期，仅仅只有极少数的店主乐意在报纸上为产品做广告。大抵原因，他认为主要在于中国商人的普遍信念有问题，他们认为这样的宣传只会自我贬低商品的名声，降低本来属于高品质产品的应有价值，只有戏院的节目预告和自吹自擂夸大疗效的药物，才会在当地报纸刊登这类的商业广告。他还认为，当时公共租界的所有所谓大型零售企业，也主要依靠大宗批发的方式销售产品，并没有太大压力要去追赶西方的零售经验。[8]不过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传统零售行业。陈锦江认为，先施和永安能成为南京路上其他零售商场所效仿的对象，主要在于他们成功提升了消费需求的合理性观念。这种提升有助于形成新的商业文化，其重要性和远景意义不容低估。他认为当时南京路上的时尚，就像它的商品质量和服务品质一样，昭示了整个中国的发展水平，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无一例外地注重培植对新商业文化的合法性与认同感。马应彪和郭氏兄弟可以像预言者一样，在使中国人蒙受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和一系列的民族运动尚未到来之前，规划他们的百货公司发展前景，将西方百货公司的建筑古迹看作是物质文化的总教堂，通过匠心独具的象征主义的手法，提升在上海的新型百货公司购物者的新型消费习惯。[8]（P33～34）
在他的研究中，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先施和永安百货公司开始在南京路上销售它们的消费物品——从日常必需品到进口食品到来自全球的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发明任何一种新的对物质的需求，也没有培植某一种新的渴望观念，而是将对于拥有和消费的向往深深嵌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即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赞同“消费”意识。大型橱窗和柜台展示却清晰表达出这一新产品的文化思想，诸如体面的、正确的选择等，此类的鼓吹最终导致了利用报纸杂志广告诗意地表达完美，包括图片和艺术素描，形成视觉的愉悦感，以及使用商标名称等方式吸引那些已经位居或者期望较高社会地位的潜在顾客。陈锦江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出售商品和创立新的商业文化：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1917—1937》中，陈锦江不仅仅是从商业文化角度探讨上海百货公司的企业特色，揭示先施和永安百货公司标志着南京路发展成为上海现代商业中心，还特地探讨了商场橱窗这一“视觉陶醉的前台”、 “时尚”、“品位”、“消费渴望”等与消费文化息息相关的概念和文化符号，贯穿于其上海百货公司研究的阐释中。在这一研究中，他还将建筑设计独具特色的圆柱、过梁、双重斜坡的屋顶等元素，看作“物质文化”消费的庙宇；他的研究注意对图片和艺术素描与视觉的愉悦感之间的刻画与描述；他认为百货公司的空间设计，开始使用富有诱惑力的玻璃橱窗和开放式的玻璃容器展示，都是为了提升商品的吸引力。并在研究中引用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拱廊”（arcades）将百货公司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连接起来的观点，让更多的潜在客户在逛商场时流连忘返。陈锦江在其研究中有多处对百货公司建屋顶花园和附属建筑，拥有旅馆、饭店、会所、游乐场等所有这些设施建立有翔实描述，强调了百货公司除商业买卖之外的娱乐功能和文化功能。他认为玻璃橱窗是视界的外移，是百货公司“扩大地盘”的策略。在研究中所强调的“消费观念的培养”，[9]（P28，33～36）表明他已经将消费文化名副其实地用于自身的研究当中了。
总之，陈锦江的这一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反映出美国学术界上海史研究走向大众文化新取向的一个学术历程。从对陈锦江学术研究的梳理和考察分析中不难看出，先后三个不同阶段，他的研究旨趣、方法和取向各有所不同，总的趋势是从官商关系的研究和企业经济史的研究走向精英文化和企业文化研究，由企业文化的研究走向大众消费文化的研究，而消费文化研究是和大众文化取向所维系的重要向度。陈锦江的研究并未从理论上对大众文化做出阐释，而是从大量的历史史料和史实出发，论述涉及富有吸引力的建筑、商品展示、彬彬有礼的服务诸问题，百货公司改变了人们原本纯粹的理性算计的经济交易的理念，场面设计的奢华浮侈，或汇集人们梦寐以求的、来自遥远他乡的异域珍品，或表达对过去宁静情怀的感念与怀旧。城市普通大众在百货公司实现了 “每个人的一般的文化偏好”与“传统精英们的偏好一样具有价值”的一种体验。《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选自《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379页；贾明：《大众文化：现代都市文化的文化主潮——兼论文化与城市的关系》，见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7页。 无可否认的是，陈锦江学者的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是史料扎实的学术研究。史料来源非常丰富，除早期海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文献之外，他还广泛收集了包括上海和香港的官方及私人的文字资料（包括商业数据）、图片资料和口述史资料。其中，口述史资料十分珍贵，主要依靠他自己同多位资深经营者的谈话的口述资料。这些谈话资料在作者看来是所信奉的理论与实际活动之间差距的矫正器。[10]文字资料方面，当年百货公司的一些内部资料如《先施公司25周年纪念册》（香港，1925）、《香港永安公司25周年》（香港，1932）[11]等。此外还有一些文献资料集，如《上海史研究》、《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通史》等。一些国内的上海史研究成果如《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公共租界史稿》、《海派商业文化研究》、《上海广告史话》、 《上海闲话》、《上海大观》 等，也是他研究的参考之书。总的说，陈锦江对于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整理和解读之上的，因而见解有其独到之处，呈现了作为“局外人”别开生面的历史识见。他的上海百货公司研究，不只是从经济因素来考察，还发现了许多无法用原有模式解释的东西，比如共同的文化心态、习俗、祖籍认同、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与此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在对这些文化因素的阐释过程中，很少注意到这些文化因素本身及其影响的变化所在。但不管怎样，陈锦江学者是海外学者中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的“拓荒者”，他在上海百货公司经济史的探讨中，开启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将上海近代百货公司引入大众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参考文献][1]虞和平审校[M].王笛，张箭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彭慕兰.传统中国商业形态再评价：济宁玉堂园的家族、商号及理财[J].晚清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1997.
[3]Wellington K.K.Chan，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irm and Its Modern Reform，Business History Review，v01.56， n0.2（summer 1982）.
[4]Hao Yen-P'ing，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6.
[5]Wellington K. K. Chan ，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The Sincere and Wing On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1900-1941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Vol. 70， No. 2 （Summer， 1996）.
[6]叶文心.当代北美学术界的近代中国史研究：回顾和前瞻[A].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C].上海：中华书局，2010.
[7]柯文（Paul Cohen）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上海：中华书局，2002.
[8]Wellington K. K. Chan ，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 ： the four premier department stores on Nanjing Road， 1917-1937.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edited by Sherman Cochr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9]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 ： the four premier department stores on Nanjing Road， 1917-1937 . Sherman Cochran（ ed.）， 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10]陈锦江.评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实业家[J].亚洲研究杂志，1990（4）.
[11]上海档案史料.近代中国百货公司先驱——上海四大百货公司汇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Popular Culture Orientation in the Studies of China′s Urban Economic
History by Overseas Scholars——Exemplified by the Study of Modern
Shanghai Department Store of Wellington K.K.Chan
YUN Xi-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Department store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tudies of China′s Urban Economic History. Wellington K.K.Chan was the first American scholar who conducted the in-depth and insightful study on modern Shanghai department store in related fields. By doing diachronic academic research through his study in this field， this essay is aimed to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general context and the orient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in Chinese history conducted by scholars overseas via analyzing their evolving study purpose， method and trend.
Keywords：Wellington K.K.Chan； Modern Shanghai department store； Academic study； Popular cultur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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