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阿瑟?韦利的养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收稿日期] 2013-05-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2YJA752001）
　　[作者简介] 陈惠（1967—）， 女， 山东惠民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学.
　　[摘要]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杰出的汉学家、翻译家之一，毕生从事着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工作。作为犹太人的他在英国的“他者”身份和“他者”眼光、拉格比公学和剑桥大学给予他的良好语言和文学教育、大英博物馆的理想的工作环境和优秀的工作伙伴使得他成为了一个理想的中国文学的传播者和阐释者。
　　[关键词] 阿瑟·韦利；他者；汉学家；养成
　　[中图分类号] K8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92—04
　　“他者”（the other）和“自我”（self）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一对常见的相对概念，西方殖民者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他者”。宽泛地说，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中国地处远东，自然被西方人列在“他者”行列，而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于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也便成了遥远的、虚幻的“他者文化”。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典文学在西方的大量译介和传播才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子。在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批汉学家的重要贡献。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中国之于韦利是一个“他者”； 中国文化之于韦利所沐浴的英国文化也属于“他者文化”。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有着西方思维模式和文化积淀的英国人，毕生从事着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他一生共翻译中、日文化著作四十余部，撰写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与研究、中国古代诗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译介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等方面充分显示了他的突出成就。他将大量东方文学和思想带入西方知识界，不仅奠定了他在东方学、文学、文学翻译领域的地位，而且塑造了具有不可复制性的文化传播者形象，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汉学家。审视他的成长历程，我们以为，他的犹太人背景、受教育经历以及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经历等，是他成为汉学家的关键因素。
　　一犹太人身份对韦利的影响
　　韦利于1889年8月19日生于英国的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他是大卫·弗雷德里克·施洛斯（David Frederick Schloss）和雷切尔·索菲亚·韦利（Rachel Sophia Waley）夫妇三子中的老二，他出生后取名为阿瑟·大卫·施洛斯（Arthur David Schloss）。施洛斯（Schloss）家族是在1725年至1765年间来到英国定居的犹太人中的一支。他们当中有祭司、商人、雕刻匠、作家和大律师等。韦利的父亲大卫·弗雷德里克·施洛斯曾是大律师，财经作家、贸易劳工局的公务员以及生产统计部门的首任主任。他是费边社的成员。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陈惠：汉学家阿瑟·韦利的养成
　　然而犹太人在西方世界一直被视为“他者”，特别是20世纪的欧洲，反犹成风。反犹主义的根源首先是宗教：犹太人信奉犹太教，拒信并杀死基督，和基督教势不两立。基督教在树立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时，必然将异教徒妖魔化，并在他们之间建构对立面：仁慈—邪恶，慷慨—贪婪，宽容—睚眦必报等。这些对立面的前者都无一例外被归为基督徒，而将后者便集于“他者”一身。其次是民族文化根源：犹太人本为亚洲移民，种族上属于外种人， 欧洲人对于跟他们长得不一样、文化习俗有差异的人都有距离感，觉得不是自己人，因此对不同种族的人不能容忍。第三是犹太人的文化、经济、政治上的优势：犹太人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中都扮演了重大角色，是中产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人口比例来说，他们取得的成就让人吃惊；这也引起了欧洲人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平民的嫉妒。因此，犹太人常被定格为放高利贷、不从事体力活动的奸商，是从事买卖投机生意之类的活动但又逃避真正的生产活动的群体，是贪婪、小气、奸诈、堕落的象征。
　　由于反犹太主义的盛行，1914年10月，韦利的母亲将德语发音浓重的“施洛斯”（Schloss）改为姓氏来源不很明显的“韦利”（Waley） （来自于挪威语，是“外国人”的意思）。L·P· 威尔金森（L. P. Wilkinson）在1966年的国王学院年度报告讣告栏上提到：韦利本人同意改名，因为他曾经被童子军挡住，他们还向警察报告。他的名字和他携带的书籍中那些看不懂的文字让警察怀疑他是间谍[1] 。威尔金森提到这个故事只是为了消遣，但是这也说明阿瑟·施洛斯在当时的确常被认为是不地道的的英国人，用雷纳·刘易斯（Reina Lewis）的话讲是“一个异类”。 雷纳·刘易斯在她的《性别化东方学》（Gendering 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虽然英国籍犹太人是英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份子，但是英国社会对他们一直有很深的偏见，“没有人认为，犹太人的思维会和一般人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人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有对犹太人的歧视。传统的英国人认为他们是自然界中较为低等的一群，是祖先进化过程中不够完善的群体，会影响到人类的进化进程”[2]。
　　反犹太人思想在英国文学中可以显见，如莎士比亚、萨克雷、萧伯纳、艾略特等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都有痕迹。韦利的一些朋友也持有这种观点。与他同时期的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在他早期一篇名为“东西方之差异”的文章中把犹太人描述成东方人，认为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敌对性，因此受到欧洲人的排斥”，这些人是不可能融入欧洲文明的，因为他们的种族特性是不会随着“时间和革命而有所改变的”[3]。奥斯伯特·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是韦利的一位亲密朋友。他一直坚持“犹太人是一个独立的种群，有独特的信仰，并且很后悔犹太人已经被允许穿上欧洲人的外衣，模仿欧洲人的礼仪。他们的生活都是装模作样的，他们假装成欧洲人，基督徒、英国人、绅士、贵族和总督”[4]。正如约翰·格鲁奇（John Walter de Gruchy）所说：“犹太人被认为是另类，只是伪装成英国人或者欧洲人”[5] 。这些事实不仅可以揭示韦利改名字的原由，更可以折射出他在他的成长环境中“他者”的身份。 　　韦利的犹太人身份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记得韦利“圣人般严峻的外表”[6]和他“出了名的沉默”[7]。李奥纳德·爱姆赫斯特（Leonard Elmhirst）是韦利剑桥时期的老同学，他分析了韦利如此沉默的原因：韦利从不说多余的话，事实上，他可以在周围人都在谈话的时候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他不是一个容易接触的人，有时，我记得他会对人们的热情给以冰冷的回应。这有可能是他的童年、中学甚至大学期间所经历的犹太人的遭遇和痛苦造成了他这样的性格[8]。
　　事实上，韦利并不是天生就是沉默不语的。康普顿-伯内特（ComptonBurnett）姐妹回忆道，在他的学生时期，韦利是一个很开朗的青年，对音乐很感兴趣。在国王学院偶尔见到他时，他是一个很爱与人交往、非常健谈的人[5]。弗朗西斯· 华森（Francis Warson）也认为“他日后众所周知的沉默”在当时是没有迹象的[7]。从一战开始，由于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日益加深，韦利的内向性格变得很明显起来。正如爱姆赫斯特所写的，韦利之所以会以他的沉静、疏远和严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著称，究其原因更多的是由于他所在的英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反犹太主义所造成的。他的沉默和不易接近是他在觉得不安全的陌生人面前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虽然韦利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他的一位也有犹太背景的朋友李奥纳德· 伍尔夫（Leonard Woolf）似乎给出了答案：“……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因为我们不可能摆脱过去，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只能消极抵抗。沉默而不屈。”[9]像伍尔夫一样，韦利采用了“隐藏自我的方式”，很早就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感受。
　　犹太背景不仅影响了韦利的性格，而且也影响了他对于职业的选择。表面上看起来，他最终成为东方学者就像他自己在《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奇怪的偶然事故”。究其深层原因，他之所以成为东方学者与他的犹太人身份是有关联的。[10]雷纳·刘易斯在她的《性别化东方学》一书中清楚地指出了犹太裔英国人在西方的处境和作用。犹太裔英国人在国内被视为异类，在国外却被认为是英国人，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们看到了他们的特殊用途，经常把他们当作东西方的调和者和欧洲人通往东方的使者[2]。作为犹太裔英国人，韦利已经被英国社会和文化建构成为一个“他者”。正是因为他在英国的“他者”身份才使得他对于东方文化——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文化”有着深切的同情和独到的领悟；他又以“他者之眼”，观察到置身东方文化之中的人所无法顾及和体悟到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译介给了西方读者。难怪瓦尔特·西蒙（Walter Simon）如是说：虽然韦利有着惊人的学术造诣，他却只把自己定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11]。
　　二韦利所受教育对他的影响
　　韦利被认为是最全面的自学成才的东方学者。他兼具罕见的文学洞察力和广博深奥的知识涉猎，这些都离不开他良好的教育背景。他先在著名的拉格比公学（Rugby）接受教育，后来又到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学习，韦利的专业是经典研究。这些教育经历给了他全面的古典文学熏陶，这种经典研究对他日后成为东方学学者至关重要。
　　1897年，8岁的韦利被送去靠近多弗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他的哥哥休伯特·韦利（Hubert Waley）回忆说，在寄宿学校时年幼的韦利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能力就初露端倪。一次韦利与家人在威尔士度假时学习了欧甘碑文，年少的他从那时起就表现出了对文字的兴趣[12]。1903年9月至1906年7月，韦利就读于拉格比公学。在那里，他修习了为培养未来的行政官员、外交官、高级公务员、以及法政人员而设计的经典学习课程。这里每天有11个小时的课程，内容包括拉丁文、希腊文、英语、法语、经文、历史、地理以及数学[13]。课程中半数都是语言学习，大部分的学习内容为缜密的语法、语言学和翻译练习。这些早期的学校教育激发了他对语言、文学和翻译的兴趣，也培养了他这方面的能力。
　　1907年10月10日，韦利进入剑桥国王学院。在国王学院，韦利身处一群杰出的年轻才俊当中。这其中有日后著名的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 （J. M. Keynes）、政治家休·道尔顿（Hugh Dalton）、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赖（Roger Fry）等等。这些年轻精英们经常聚会，并且进行学习探讨。幸运的是这些青年才俊有着一批备受爱戴的教授的指导，如高兹沃斯· 狄金森（Goldsworthy Dickinson）和约翰·谢泼德（John Sheppard）等。
　　约翰·谢泼德教授比韦利年长8岁，他是一位对待学生像朋友一样并给予悉心指导的老师。他激励韦利学习经典以及一些特别课程，如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散文、诗歌互译等，同时他把严格的翻译训练和古代外国文学欣赏结合起来。韦利对语言的兴趣和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在这些严格的训练中得到施展，他能用意大利语、荷兰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进行阅读，能流利使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进行口头交流，还熟练掌握了希伯来语、梵文、希腊语以及拉丁语。所以，后来当人们问起韦利怎么可以对中文无师自通，他总是说，任何一个受过良好经典教育的人都能把中文自学好。的确，韦利在这里获得了在经典研究、语言学、语法学以及翻译方面的全面训练，这些训练为他日后自学中文和日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兹沃斯·狄金森教授被誉为这一时期国王学院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学生的影响深远，学生们都被他的“态度和个性”所吸引。他改革了原有的老师授课之后就进行测试的较为呆板的教学模式，取而代之讨论式教学。狄金森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束缚，发表大量新颖的、有独立见解的文章，这在爱德华国王时期的英国是少有的。他的“来自中国佬约翰的信件”（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在《星期六评论》上的发表奠定了剑桥对现代工业化主义和大不列颠帝国主义不满情绪的基调。在这些文章当中，他拿西方文明的丑陋和中国文明的典雅和平和进行对比。他的政治观点在剑桥内外影响巨大。韦利在他的文章“我们欠中国的债”（Our Debt to China）中就曾盛赞狄金森是“优雅智慧的化身”，把他和波特兰·罗素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是代表英中关系“转折点”的知识分子[14]。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是狄金森“在1907年把中国带入了阿瑟·韦利的视野”[15]。 　　在剑桥，韦利除了积极上课和参加学术讨论之外还成为了剑桥费边社的成员。剑桥费边社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团，组织各种聚会和诗会，理想是要改变现有的世界。剑桥费边社很大程度上受到伦敦费边社重要成员的影响，如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乔治·萧伯纳（Bernard Shaw）、赫伯特·威尔斯（H. G. Wells）等。韦利也可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就是费边社的成员，是韦伯夫妇的好朋友。韦伯认为“先进的”欧洲应该承担保护和教化“落后”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道德义务。萧伯纳用他的戏剧作品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证明艺术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在启迪“下层阶级”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剑桥费边社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开会的时候他们既讨论诗歌也讨论社会主义。这些思潮对年轻的韦利的世界观、政治主张以及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大影响。
　　三工作经历对韦利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韦利凭借自己扎实的语言和文学功底顺利考入大英博物馆工作。这份工作成了韦利自学中文和日文的起点，也成为他坚持不懈研究东方学的漫长生涯的开端。
　　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大量来自亚洲和其他非欧洲地区的馆藏艺术品、手稿、书籍都是在大英帝国对外吞并、扩张和殖民过程中获得的。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增加。1912年设立东方印刷和绘画部。
　　1913年韦利开始他在东方印刷及绘画部的工作，成为英国著名诗人、学者劳伦斯·宾扬（Laurence Binyon）的助手。劳伦斯·宾扬毕业于牛津大学牛津圣保罗三一学院。1893年进入大英博物馆印刷品部，1909年成为助理保管员。1913年东方印刷品和书画分部成立，他成为该部门负责人。他曾出版过许多论著，他的有关东方艺术方面的出版物和演讲数量比当时任何人都多，内容涉及中国、日本、波斯和印度。他视东方为真、善、美之地，是一个高尚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使者。他博大精深的学识、反对现代庸俗生活的态度正合韦利的胃口，宾扬被韦利视为“理想的朋友和上司”。宾扬的学识以及对东方艺术的崇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韦利，韦利也对东方诗歌和艺术产生了兴趣。
　　韦利当时在博物馆的工作包括描述中国的绘画作品以及为藏品中中国绘画作品的原件和复制品编目。他很快发现没有中文和日语的知识做这些工作非常困难。于是，他开始自学中文和日语。在一本日文诗的序言中，他提及古代日语“语法简单，词汇有限，几个月就可以掌握它”[16]。但据伊凡·莫里斯说，学习古典日语的学生发现除了 “天才阿瑟·韦利”外，这句话对其他人基本上不适用[17]，其实这是跟他的语言天赋以及他在拉格比公学和国王学院扎实的语言、文学基础分不开的。韦利除自己研习中文外，还从当时的东方学研究学派中找了一位中国传教士为自己辅导。1917年前，韦利多次获得此人的帮助，并且在文章中数次向他致谢。自此，韦利开始了他的东方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期间，韦利发表了大量的译著、文章、选集及书评。其中有中国古典诗歌的译著：《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寺庙集》、《英译中国诗》等，日本文学的译著：《日本诗歌：和歌选译》、《日本能剧》、《源氏物语》、《枕草子》和《爱虫女》等。可以说大英博物馆引领韦利进入东方学研究的大门，并且为他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工作环境。他在这里能尽享所有的馆藏资源；这里是世界学术交流的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汇聚于此，在这里韦利能够与他们进行平和的、有启发性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宾扬成为了工作伙伴，与其和谐共事并向他学习、请教。1929年， 韦利因为健康原因从大英博物馆退休。退休后他一直住在博物馆附近。这里仍是他生活的中心，他能在五分钟之内来这里查阅资料或是会见朋友。借助这些便利条件，退休后的他更专注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先后翻译了《道德经》、《诗经》、《论语》、《猴子》（《西游记》）、《九歌》等中国经典作品，还对中国诗人李白、白居易、袁枚进行了译介。
　　虽然根植于西方的文化土壤，阿瑟·韦利克服了欧洲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以开放、平等的心态对待东方文化，并以独特的眼光、高超的技巧和深刻的理解将中国的经典作品介绍到了西方。他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东方的意识形态、哲学观念、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的传播和译介事业。诸多因素使得他成为了一个理想的东方文学的传播者和阐释者，作为犹太人的他在英国的“他者”身份和“他者”眼光、拉格比公学和剑桥大学给予他的良好语言和文学教育、大英博物馆理想的工作环境和工作伙伴是其中的关键因素。韦利的成功在于他在差异中承认“他者”，承认“他者”的智慧，并传播“他者”的智慧。
　　[参考文献]
　　[1]Wilkinson， L. P. Obituary [R]. King’s College Annual Report. Cambridge： King’s College. Nov，1966.19.
　　[2]Lewis， Reina. Gendering Orientalism： Race， Femininity and Represent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Skidelsky， Robert. John Maynard Keynes： Hopes Betrayed， 1883-1920 [M]. London： Macmillan， 1983.
　　[4]Ziegler， Philip. Osbert Sitwell [M]. London： Chatto， 1998.
　　[5]Gruchy， John Walter de. Orienting Arthur Waley： Japonism， Orientalism， and the Cre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6]Quennell， Peter. A Note on Arthur Waley [A].//Morris， Ivan. 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C].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0.88-92.
　　[7]Warson， Francis. He Never Went to China—A Portrait of Arthur Waley [J]. Listener， 1976，（2）：139-141.
　　[8]Perlmutter， Ruth. Arthur Waley and His Place in the Modern Movement between the Two Wars [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1.
　　[9]Woolf， Leonard. The Journey not the Arrival Matters [M]. New York： Harcourt， 1969.
　　[10]周宣丰.文化“他者”的翻译：后现代哲学“他者”思维的启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23-126.
　　[11]Simon， Walter. Obituary： Arthur Waley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1967，（30）：268-271.
　　[12]Waley， Hubert. Recollections of a Younger Brother[A].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ed. Ivan Morris[C].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0.123-128.
　　[13]Jones， Nigel. Rupert Brooke： Life， Death and Myth[M]. London： Richard Cohen， 1999.
　　[14]Waley， Arthur. Our Debt to China [J]. Asiatic Review， 1940，（36）：554-555.
　　[15]Wilkinson， L. P. A Century of King’s 1873-1972[M]. Cambridge King’s College， 1980.
　　[16]Waley， Arthur. Japanese Poetry： The ‘Ut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9.
　　[17]Morris， Ivan.The Genius of Arthur Waley[A].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 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 [C].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0.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499254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