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的多重“他者”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肖祥
摘要：“他者”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考察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方他者经历了一个由异到弱的过程，侧重强调东方“他者”的从属性、边缘性及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倡导东西方在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斯皮瓦克运用解构策略，对西方学术话语和帝国主义制造“他者”的合谋作了更为深广的分析，并引入女性视角，突显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女性作为沉默“他者”的历史和现状，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的概念。霍米・巴巴则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同时提出少数群体问题，将少数群体看作不断衍生的“他者”。从“他者”一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转向对社会内部多种问题的思考，由“外部”到“内部”，由单一到多元。
关键词：他者；后殖民批评；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65-05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指出：“在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使用‘意义’一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意义’这个词：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在他看来，词语的意义取决于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获得。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也指出，“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意义的变异性呈现出不同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解读，且以互相关联却又互相冲突的形态持续下去”。他通过对一些基本词汇的考察，揭示词汇内涵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威廉斯之后，梳理关键词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维特根斯坦的语境原则与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强调词语意义的变异性。本文对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考察，借鉴了维特根斯坦的语境原则和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方法。“他者”具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丰富的内涵，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属性：一为差异性，这是它在印欧语系中的基本意义；二为建构性，主要表现为“他者”对主体的建构乃至掌控；三为从属性或次要性，相对于高一级事物而言，低一级事物往往被认为是“他者”。这三种属性又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其说人们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不如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词的侧重有所不同。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三种属性都有所体现，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意义和所指。只有仔细辨别后殖民批评中“他者”的不同内涵，指出其中的细微差别，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后殖民批评。
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使后殖民批评在西方学界得以正式确立。如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女性被男性建构为“他者”，萨义德的《东方学》也揭示了一种类似的文化现象，即西方将东方构建为“他者”。“女性他者”和“东方他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处于一种对象化的从属地位。《东方学》之后，东方作为从属性的“他者”形象为人们广为接受。但如果详加辨析，我们可以发现，萨义德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着“他者”一词。
东方“他者”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绝对的差异性。萨义德在《东方学》开篇即指出，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树立作为“他者”的东方，“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他者的差异性被看作是绝对的和扩大化了的，东方学“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西方人眼中，东方被排除在“人类经验”之外，是一个与自身完全不同的异类。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欧洲（西方）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断向海外殖民扩张。东西方之间逐渐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平等关系。与西方相比，东方往往处于弱势或边缘的地位，沦为从属性、次要性或边缘性的“他者”。东方“他者”经过了一个“以其弱代替其异”的过程。东方“他者”的差异性和从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种属性的赋予都源于欧洲（西方）主体的权力话语。而东方学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集中体现。东方学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也正好与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相吻合，往往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至今仍与西方帝国主义密切相关。而东方被这套学术话语的框架所控制，更可悲的是，现代东方也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他者化）过程。
萨义德既反对将东方看作完全不同和神秘的“绝对他者”，更反对将东方看作从属性或次要性的“奴性他者”。他所认可的是适度的“差异他者”。一方面，他指出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的他者的存在是必要的。他者的存在有利于不同文化身份的建构，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他希望人们能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并善于接纳他者，在心灵中“积极地为一种外来的‘他者’创造一个场所”。这种意义上的“他者”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他者与主体之间的交流是双向和平等的。另一方面，主体与他者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性，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属于“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他倡导以人文主义超越民族和文化的边界，欧洲（西方）将东方平等对待，将东方和东方人的经验视为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东方也以人文主义来反抗西方的压迫和控制，东方学的解决之途不是“西方学”，东西方之间实现平等的唯一解决途径在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我们反抗种种扭曲人类历史的非人性行径和不公正现象的唯一武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萨义德实际上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着“他者”一词，即绝对差异性的“他者”、从属性的“他者”以及适度差异性的“他者”。其中，前两种“他者”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后一种则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从“他者”三种意义的使用上，体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思考。萨义德的《东方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萨义德学术身份受到质疑：他是否属于他所批判的东方学传统是一个问题；其次，东方学话语的同质性论断有失偏颇，应当承认许多西方的东方学家为延续和发扬东方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再次，人文主义解决之途体现出一种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以源自西方的学说来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是相当困难的。此外，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忽视东方的文化反抗，同时对性别、阶级等因素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尽管《东方学》存在一些瑕疵，但萨义德指出东方不平等的“他者”地位，揭示东方学话语与帝国主义的合谋，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后殖民批评空间，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许多启示。《东方学》中存在的一些盲点和问题，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某些补充和修正，后殖民批评也在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萨义德《东方学》的基础上，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性批判――迈向消逝当下的历史》不再仅仅局限于东方学学术话语或是与殖民地相关的西方著作，而是选取西方的学术经典，深刻揭示西方学术话语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等各领域中表现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戳穿西方学术和道德话语的虚伪。其中斯皮瓦克对康德哲学的解读显得格外重要。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谈到崇高时指出：“事实上，没有道德理念的发展，我们经过文化教养的准备而称为崇高的东西。对于粗人来说只会显得吓人。”“粗人”一般指未经文化教养者。斯皮瓦克坦承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作了“误读”，她认为此处指的是奴隶或土著，因为在康德看来，他们还没有获得主体身份，是自然的而不是理性的存在。她在《判断力批判》的另一处找到了更明确的证据，康德写道：“如草对于牲畜来说，牲畜对于人来说，都是作为后者的生存手段而必要的：而我们看不出人的生存究竟为什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所想到的是比如新荷兰人和火地岛人，那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了）：于是我们就达不到任何绝对的目的。”斯皮瓦克指出，“在康德的思想中，主体具有地理政治上的区别”，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印第安人难以思考“人为什么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康德等哲学家看似思考的是全人类的问题，其实代表的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利益.欧洲主体成为了全球的立法者，向外推行西方的文化、政治、宗教、法律便成为一项重大使命和文化工程，从而将西方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合法化。殖民地人民的主体地位被预先取消，成为沉默的“他者”。
同时斯皮瓦克指出早期后殖民批评中的性别盲区，扩大了“底层”的定义。将第三世界妇女纳入“底层研究”之中，包括中上层妇女。在斯皮瓦克看来，subaltem一词极富弹性，并不简单指某一受压迫阶层或群体，而是泛指没有自主支配的权利、没有向上流动途径、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而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广大女性明显具有这些特征。斯皮瓦克指出，印度的民族独立并未给妇女带来平等和解放；致力于“底层研究”的学者们也忽略了她们的存在和反抗；西方女性主义者将自己作为全球女性的代言人，遮蔽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性，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臣属者女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因而臣属者女性被双重（乃至三重）边缘化了。斯皮瓦克以印度女性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叙事为例，指出女性的反抗活动被排除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之外，在底层研究小组中也被贬低为只是工具性的，“男性底层人和男性历史学家在这里达成一致见解，即繁殖的性别是一个异类，极少看作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官方的历史学家和“底层研究”小组的成员都只是将女性作为从属的“他者”来看待。政治和历史再现体制抹去了她们的声音和地位。她们并非不能说话.但即便以死来言说，她们的声音也无法被听到，成为完全沉默的“他者”。
如果说“底层研究”小组将后殖民批评引向了殖民地社会内部的阶级阶层分析，那么斯皮瓦克则将后殖民批评引向了对殖民地社会内部的性别问题的思考，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扩大了“底层研究”的领域。批评视角由外部转向内部，由阶层延伸到性别，这也是后殖民批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她对康德等人的哲学解读有矫枉过正之嫌。西方学术话语可能带有种族（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甚至与殖民扩张相联系，并为殖民统治所用。但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或盲目排外、完全抛弃西方的知识体系，既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西方的殖民扩张无疑意味着侵略、杀戮和掠夺，但随之而来的先进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例如，斯皮瓦克以寡妇自焚为例，试图说明女性的声音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争论中被淹没。而印度寡妇自焚陋习之残忍尤甚于古代中国女性的裹足。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遵循的基本价值之一，不管是否出于殖民者统治需要和文化控制的目的对这些陋习加以禁止，客观上都应加以肯定。此外，斯皮瓦克将女性视角引入后殖民批评，涉及到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的优先性问题。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民族问题往往成为主要矛盾，性别、阶级问题被置于次要位置乃至被遮蔽，往往是由情势所迫。
霍米・巴巴一方面认同萨义德所提出的。东方处于一种从属的“他者”地位；另一方面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关系。西方与东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不是单向的权力关系，权力并非为殖民者所有.被殖民“他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和无能为力。围绕这种矛盾复杂的关系，巴巴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模拟”、“混杂”、“第三空间”等等。
在《模拟与人：殖民话语的矛盾性》一文中，霍米・巴巴将拉康关于“模拟”的论述运用于殖民地的文化分析之中。一方面，“模拟”表现了殖民者确认他者、改造他者的欲望。殖民者力图改造殖民地文化，要求被殖民者“模拟”自己，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而为了达到改造的目的.殖民者必须首先学习殖民地语言、努力适应本土的文化传统，这就必须对西方权威文本进行翻译、阐释甚至修正。殖民话语在转译过程中就会造成“缺失”，使殖民话语的矛盾冲突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被殖民者是“不合适的（或不可侵占的）”主体，既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也是具有差异性的主体。通过模拟，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几乎相同却又不完全相同”，模拟构成了对殖民者“‘规范化’知识和规训权力的内在威胁”。模拟既是殖民者推动殖民权力运作的手段，也是被殖民者抵抗殖民权力的手段，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
霍米・巴巴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让他更关注社会内部的“少数群体”。在斯皮瓦克和“底层研究”小组的基础上，霍米・巴巴将后殖民批评的思路进一步引向社会内部。转向对美国非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杜波依斯理论的研究，关注社会内部的少数群体，尤其是“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他指出，“少数群体”的出现源于社会内部出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并且少数群体内部可能会根据不同形式的社会差别和歧视，再次出现“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即杜波依斯所指出的“种族歧视中的种族歧视，偏见之中的偏见”，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再度边缘化，形成不断衍生的“他者”。并且，少数群体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前殖民地国家或第三世界，也存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霍米・巴巴借鉴了杜波依斯所提出的“准殖民地”概念，指出即使在当今的伦敦、巴黎和纽约仍然存在一些处于“准殖民地”地位的群体，如“居住在大城市贫民窟里的劳工、美国的黑人群体，不但他们的身体被隔离，而且他们在法律和风俗方面也受到精神上的歧视……所有这些人占据着真正的殖民地地位，构成了少数群体问题的核心和本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视线由“东方”转向“西方”社会内部。如前文所指出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并不是单向的权力关系，同样，少数群体也并非完全消极被动的“他者”，相反，霍米・巴巴指出：“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少数群体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变成少数群体是一种诗意的行为”。在他看来，少数群体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批评视角。重新思考自由平等、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等重大问题。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少数群体可以形成一种跨文化的联盟，建立多元共存的人类文化，因而少数群体的联盟更能准确地表达全人类的意志，更有可能找到解放人类文化隔阂的有效方法。 霍米・巴巴进一步阐释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矛盾复杂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后殖民批评，但是他过分依赖精神分析理论。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为一种固定模式，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一些社会历史因素，同时这种模式也淡化了东西方事实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关系。霍米・巴巴所说的被殖民者对殖民当局的文化反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无力的本能反应。他对少数群体的思考体现了西方后殖民批评由关注“外部殖民”转向关注社会“内部殖民”的趋向。他将少数群体看作诗意化的存在，但如何确定少数群体联盟就能代表全人类的意志，又如何确定少数群体能形成一个牢固的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中不产生新的少数群体呢？
四
从以上解读和分析可以看出，“他者”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考察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方他者经历了一个由异到弱的过程，侧重强调东方“他者”的从属性、边缘性及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倡导东西方在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斯皮瓦克运用解构策略，对西方学术话语和帝国主义制造“他者”的合谋作了更为深广的分析，并引入女性视角，突显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女性作为沉默“他者”的历史和现状，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的概念。大致而言，萨义德和斯皮瓦克都侧重强调西方话语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东方“他者”的文化抵抗。而霍米・巴巴则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同时提出少数群体问题，将少数群体看作不断衍生的“他者”。从“他者”一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转向对社会内部多种问题的思考。由“外部”到“内部”，由单一到多元。
西方后殖民批评中“他者”丰富的内涵极具启示与借鉴意义。首先，我们既要警惕西方话语霸权塑造“奴性他者”的图谋；同时我们也要尊重文化“他者”的差异性。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主张“开放的民族主义”，坚持民族差异性和有容乃大的原则，容纳和吸收不同文化的优势，为我所用。其次，我们更应体现出具有差异性“他者”的价值，在文学批评乃至思想文化建设中，应坚持差异性研究，打破西方的“准则”，抵制“趋同性”。在西方学者对他者的思考中，列维纳斯试图引进源自东方的犹太教义打破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传统，但他始终无法超越这一传统。叶秀山先生曾指出：“既然列维纳斯如同许多欧洲哲学家那样，没有较多机会接触中国传统哲学材料，中国的学者应当来‘替他’把这件事做下去，把他已经走到‘边缘’的路，继续走下去，以收资源共享、相得益彰的效果。”差异性研究可以说是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要求。再次，处于激烈变革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当代中国，我们更应关注社会内部边缘和弱势的“他者”。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和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传入中国，“他者”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评论和文化批评中。国内后殖民批评或者将“他者”概念简单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差异性，未深刻领会西方后殖民批评所揭示的从属性；或者过于偏重东方“他者”的从属性，未进一步看到“他者”的反抗和价值。按照《东方学》的逻辑，后殖民批评首先应是对西方的东方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但国内学界对于西方的相关文本接触较少，而旅外华人学者对东方学文本和话语感受更为直接和深刻，相关研究较为引人关注。国内学者运用后殖民批评往往首先不是检视和质疑西方文化霸权对东方（中国）的规训和塑造，而是检讨艺术创作和文化思潮是否刻意迎合西方文化、是否陷入了西方所构筑的文化陷阱。应该承认国内部分文艺作品确实具有迎合西方市场和审美趣味的倾向，但如果一方面将展示独特的民族文化看作是自我“他者化”；另一方面又将学习西方文化看作一种“规训”，这样将使后殖民批评陷入歧途，甚至滋生极端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由中西后殖民批评的对比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已经超出了西方和东方、宗主国和殖民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外部文化关系的探讨.扩展到社会内部的阶层、性别和族群等问题，进入到了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研究领域。而国内后殖民批评基本上还停留在萨义德《东方学》的论域之中，往往选取一种相对安全有利的立足点，关注的仍是东方与西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平等问题，未能将后殖民批评的理论发展逻辑延伸至社会内部，关注社会内部的性别、阶层和族群乃至区域和城乡差距等问题。不过应当指出，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及本土主义正是后殖民批评理论批判的对象。在社会内部运用“他者”及后殖民批评应尊重历史和现实，目的应是为了揭示和解决真正存在的社会问题，而不应再次挑起族群、地区间的矛盾对立，否则后殖民批评将可能沦为制造分裂的工具。可以预见，在对外交往日益频繁、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后殖民批评及其“他者”相关理论仍将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 刘保昌）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626352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