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鱼凫图腾与古蜀文明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颜信

  [摘 要]在古蜀文明中,三代古蜀王蚕丛、柏灌、鱼凫创造了早期古蜀文明的辉煌。作为古代宗教崇拜的图腾崇拜更真切的反映出了鱼凫文化的独特文化特质。鱼凫文化也成为了古蜀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后世的古蜀文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鱼凫王;鱼凫文化;图腾崇拜;巴蜀文化
  鱼凫氏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个氏族。而以鱼凫王为代表的鱼凫氏族更是创造了极为辉煌的文明。而这种独具魅力的文化我们把它定义为鱼凫文化。鱼凫文化包含有众多文化因素,其中具有独特文化特质的图腾文化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出了鱼凫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这种独特的文化因素也影响到了古蜀文明的文化进程。鱼凫图腾文化中的图腾物是什么,这种图腾文化的来源及其在古蜀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如何,笔者就此加以论述。
  一、鱼凫时期的图腾崇拜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其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清代学者严复最早将“图腾”一词引入我国,1903年他在翻译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一书时,首次把“totem”一词译成“图腾”,该词并成为日后中国学术界的通用译名。图腾实为原始人认为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在人类社会早期,动物与人类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对动物的崇拜也成为图腾文化中最常见的现象。
  由于图腾崇拜源于各氏族部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华夏各民族中,必然有诸多图腾崇拜的存在。据翦伯赞著《先秦史》所说:“东方伏羲氏为蛇(或龙)图腾;北方犬戎族为犬图腾;南方大多以猛兽为图腾;中部炎帝族,牛图腾。西方黄帝族的首领黄帝号有熊氏,为熊图腾。其它统率的氏族以熊、罴、貔、貅、虎为图腾。”(1)关于有图腾崇拜的文献记载也较多,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氏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里所谓的云、火、水、龙、鸟应该算是当时氏族的图腾。再如《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也可能就是商氏族的图腾。因此在我国古代氏族社会时期,各部族会存在有图腾崇拜是可考的。
  西南地区蜀人其祖先应为氐羌部族,杨雄的《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2)《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3)从以上各种文献记载可以知道蜀人祖先为蚕丛和鱼凫。随着考古发掘在成都地区的不断展开,在成都温江区鱼凫村发现了大量与鱼凫时期相关的器物,广汉三星堆也出土了大量鱼凫统治时期的器物,其中有许多器物的器形和器物表面图案都与鸟和鱼相关,这正是鱼凫图腾文化的很好体现。鱼凫图腾文化中的其中一种图腾物为鸟,其鸟实为鱼凫。此鸟有认巢的习性,因而在原始宗教的招魂仪式中,它或作为载体,或被认作所招之魂。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文物都可见鱼凫图腾的形象,如神树上的九只鸟、人物面具上状似鸟眼的眼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祭祀坑中出土的重要文物――国之重宝神坛上,青铜铸造的鱼凫位于象征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神坛顶端。(4)鱼凫时期的另一种图腾物为鱼,在成都温江鱼凫村出土的陶器表面有简单的纹饰,其中有鱼形和鱼纹的图画。(5)在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有鱼的图案,其正是鱼图腾的一种反映。从这里可以看出,鱼凫时期图腾崇拜已经存在,而且以鸟和鱼作为他们的图腾物,这也说明了鱼凫时期以这两种动物作为其图腾有其自身原因。从大多数氏族部落以多种动物为图腾物的成因分析可知,鱼凫国应是分别由鸟和鱼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的联盟为主体而形成的。
  二、鱼凫氏的图腾来源
  正如王玉哲教授在他的《中国上古史纲》中说:“图腾的痕迹,是原始社会单位,系存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现象的名称而区分,作为本族的族徽,相信其本身与该项同名之动植物有亲密的关系,或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那种动植物转变而来的,这就是图腾。”在中国古代各部族中,大多数的部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图腾物,而这些部族的图腾物都有其一定的来源因素。
  鱼凫王统治早期以鸟和鱼作为其族徽,随着部族的壮大鸟和鱼族徽渐渐地变为其图腾物,而此图腾崇拜之物形成过程应与其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正是因为依水而居的这样一种生活条件,必然会导致他们的食物来源主要靠水产物。因此,渔猎生产成为了他们的第一生产支柱,渔业的地位就在其生活生产中显得尤为重要。而鱼凫文化中的代表鱼凫是一种捕鱼的水鸟,我们俗称水老鸹。该鸟忠于其主人,能为其主捕食水中之鱼,因此直到现如今它依然是四川各地渔民的一种重要的捕鱼工具。在古代原始社会中,只有稳定而充足的食物来源才可以保障该部族的稳定和发展。而作为一个靠水生活的渔猎部族,鱼成为其食物的主要来源,它因为被氏族居民食用而成为社会珍视的圣物。从以上分析可知鱼凫时期的图腾物的来源是脱胎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与他们日常的生活是紧密联系着的。
  鱼凫氏来源在古文献中有记载。如《山海经・大荒经》载:“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同书《海内南经》也载:“氐国人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文中所说建木应为都广,都广之野即为成都平原。建木之西魏岷江上游之地。如段渝教授所述,鱼凫兴起于湔山,湔山正是氐人居所,汉初在其地置湔氐道,即因氐族聚居的缘故,可见鱼凫氏为氐族一支。(6)因此,鱼凫氏为氐族的一个支系,鱼凫氏在各种古籍中相传为人面鱼身,虽这带有很浓的神话色彩,但是据此可推鱼凫氏这样一个氏族从始至终都与鱼这样一种动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见,鱼凫氏的图腾物来源其中一种与其种族起源发展有紧密关系,另一种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是息息相关。
  三、鱼凫图腾与古蜀文明
  根据古文献记载所述,早期蜀族分三代,且一脉相传。如《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7)从这就可知鱼凫统治时期为早期蜀史较后时期,且统治时期数百年。而从考古材料考证后可知,鱼凫统治时期是从宝墩文化四期到三星堆文化二期,其中数百年的时间也让成都平原的蜀从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型。随着鱼凫王对该地区的绝对统治权,也就使其文化在各种器物中得以充分体现。   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动物形青铜器物,其中以鸟形青铜器尤为突出。其中包括有鸟头青铜器、鸟头人身青铜器等。(8)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中也发现了青铜鸟7件,其看似公鸡,或似老鹰,或似凤凰,经考证该鸟实为鱼凫原型。另有鸟形饰8件。在三星堆遗址2期出现了大量的鸟头形把勺,长嘴带钩,极似鱼鹰,其也与鱼凫氏有关。更为特别的是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根金杖,其金皮外包平雕图案更是引人注目。该图案为: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支羽箭。(9)这根金杖图案,有人头、鸟、鱼,鸟的形象与把勺上的鸟头一致。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鱼凫氏的文化遗存。这正是鱼凫图腾的真切体现,也是图腾物的很好结合于同一器物上。其含义如段渝教授所言: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话般功能。自然,与鱼、鸟在图案上的蜀王,就是指挥、支配人神之间交际的神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性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神权和财富垄断权。(10)从这根金杖所凸显出的特定含义看,鱼凫图腾的鸟和鱼已经由一种图腾物上升为交际天地的神物,远远超出其图腾物的固有特性,也进一步的使其成为古蜀文明中重要的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三星堆文化时期,鱼凫图腾的鸟和鱼不仅仅只具有崇拜物的简单意义,也更进一步的融入到古蜀文明中。这两种动物也对鱼凫王统治时期之后的古蜀文明产生着影响,甚至对周边地区的文明产生着影响。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中,发现的一根制作精美并雕刻有图案纹饰的金冠带上的图案特别值得注意。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入鱼头中,所以有学者将这件金冠带称为“射鱼纹金带。”(11)最为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在遗址中发现的太阳神鸟金箔,其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均采用镂空的方式来表现,内层中间的图案为一旋转的火球――象征着太阳。外层图案为等距平分的四只鸟,向着同一方向展翅飞翔,线条简洁流畅,整个图案动感极强。太阳神鸟金箔表现了古蜀人对太阳进而鸟的崇拜。(12)经考证金沙遗址为杜宇王统治时期的古蜀都邑,其为鱼凫王之后的新一代蜀王杜宇的居所。而在这里发现的鸟和鱼崇拜物是对鱼凫时期图腾崇拜的延续和鱼凫图腾文化的继承。成都十二桥遗址中,发掘出的鸟头形把勺,其形似鹰头状,喙部内勾。(13)其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头形把勺极为相似。
  刻有鱼凫图腾物的鸟和鱼器物不仅在鱼凫统治时期的三星堆遗址中有大量发现,在其后杜宇王统治时期的各种遗址中也有发现。与此同时,鱼凫图腾文化也随着古蜀文明对周边地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逐步渗透到古蜀周边各地。如峡江流域鄂西地区的中堡岛遗址有发现具有三星堆文化因素的鸟头形把勺,陆家河遗址第二期中也曾发现大量鸟头形把勺。(14)在渝东哨棚嘴遗址中发现大量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器物群,其中有I式鸟头形把勺。(15)这器物都表明鱼凫图腾文化不仅仅影响着古蜀文化同时也影响着古蜀周边地区的文化。
  结论
  可见,鱼凫图腾文化一方面能反映出早期古蜀先民的生活状态,了解其生活环境,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古蜀时期文明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鱼凫图腾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可以反映出鱼凫统治时期鱼凫图腾如何从早期的图腾的自然选择,到鱼鸟图腾的王权性质转变的过程,从而对古蜀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力。地是广袤的,天是无限的,鱼和鸟图腾作为鱼凫族徽所要达到的境界,也就被推测到神秘莫测的高度,表现出“祭地”与“祭天”,自由与升腾的原始宗教精神,也就进一步地融入于古蜀神权、王权之中,同时也进一步地融入于古蜀文明之中。
  注释:
  (1)翦伯赞:《先秦史》[C],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页。
  (2)扬雄:《扬雄集校注:蜀王本纪》[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3)常璩:《华阳国志:蜀志》[C],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广汉市文管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R],《文物》,1987年第十期。
  (5)江章华、李明斌:《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J],《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
  (6)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C],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7)扬雄:《扬雄集校注:蜀王本纪》[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广汉市文管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R],《文物》,1989年第五期。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广汉市文管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R],《文物》,1987年第十期。
  (10)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C],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1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C],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3-26页。
  (1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走进古蜀都邑金沙村――考古工作者手记》[C],四川出版集团,2004年,第56页。
  (13)四川省文管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R],《文物》,1987年第12期。
  (14)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期遗址》[J],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15)北京大学考古博物院三峡考古队:《忠县哨棚嘴遗址发掘报告》[R],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10-657页。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630478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