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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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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探究之清楚明白的特性和生活世界及其目的之阐释方面的确然性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相比要较为突出。前者可以称之为“理性现象学”,后者则可称之为“野性现象学”。正是立足于这种野性现象学的理解策略,梅洛-庞蒂主要从存在主义、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与哲学和虚无主义与幽灵四个方面阐述了异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梅洛-庞蒂理解策略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A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06-08
  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主要是基于“理性现象学”和“野性现象学”的理解语境。本文认为,研究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并基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视角探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存在主义、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与哲学和虚无主义与幽灵四个方面来阐述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理解策略及其精神实质。
  一、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理解策略
  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探究了存在的真、善、美的问题,主张人类历史活动朝向一个确定的目的,呈现出一幅宏大话语的现象学画面,包括探究人类对于对象的认知把握的形式结构的知性现象学和探究人类的伦理道德和美学的理性现象学。因此,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具有宏大话语的形式特性。而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的宏大话语的内容特性则处于某种缺失状态,因为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没有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的思考。在黑格尔的视界里,由于康德的现象学否认在存在的内容与形式之间进行辩证法和解,康德的现象学实际上处于一种裂隙状态,是一种平行主义现象学,关于存在的纯粹意识的知性现象学与关于存在的道德和审美的理性现象学各自处于并置的预设状态,相互之间也缺乏足够的可逆性交织和交错。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现象学探究了存在的形式和内容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将存在的实质归结为某种具有隐蔽的上帝特性的绝对精神。康德的知性现象学和理性现象学处于一种断裂状态,没能将两者真正地结合起来,缺乏辩证法的有效通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克服了康德的平行主义现象学的缺陷,用辩证法对存在或精神的结构性形态和序列性形态做了总体性思考,建立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单一现象学,使得存在的形式和内容实现了和解。这样黑格尔既探究了人的意识问题,也探究了人的生活世界的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交织和交错的存在状态及其未来较为确定的历史目的。
  康德和黑格尔将历史视为一种理性的狡计或历史的狡猾,最终趋向一种能够体现真、善、美的充实状态的目的。在康德看来,这种目的是由实践理性的主体行为在一种确定的虚无方向中自由地构造的。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目的是由实践理性的主体行为在确定的实在方向中任性地命定的。最终的结果是,康德与黑格尔都具有典型的宏大话语的现象学特征。
  梅洛-庞蒂在《符号》(1960年)中暗含地认为黑格尔现象学实乃一种“大理性主义”现象学,明确地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则是一种“小理性主义”现象学。②③④⑤⑥[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蒋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1、205~206、199、120~121、181、225页。因为,过于笛卡尔主义色彩的胡塞尔没有康德的形式方面思考的宏大视野,也没有黑格尔形式与内容和解方面的宏大视野,却具有康德的平行主义的分裂特性。胡塞尔的现象学过多注目于人的意识问题或“先验态度”的先验探究,生活世界或“自然态度”问题经常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如先验意识和生活世界到底哪一个才是最终的基础存在论分析,先验意识的描述及其理解的最终目的与生活世界的历史目的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影射或投射关系,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奠基关系,还有关于这种先验的超越论目的及其生活世界目的的明确的形式表述和内容表述的形态问题等等。在先验意识和生活世界问题上,胡塞尔着重探究了先验意识问题。文本分析表明,胡塞尔的现象学虽是一种小理性主义现象学,但是也间接地对存在问题,从形式的角度,做了宏大话语式的隐晦思考,也认为人类的认知的沉默体验及其理解与生活世界的理性危机和现实的历史同样应当朝向某种确定的,体现了真、善、美的充实性目的。梅洛-庞蒂在《符号》(1960年)中认为“现象学不是一种唯物主义,也不是一种精神哲学。现象学固有的作用是揭示两种理想化得以找到其相对权利并被超越的前理论层次。”胡塞尔现象学关于“前理论层次”的研究在梅洛-庞蒂看来实际上缺少关于作为“自然”的生活世界与作为“绝对意识”的先验意识之间关系的“清晰论点”,“我们唯一要做的是询问他留给我们的‘前理论构成’的样本,冒着危险表达我们以为能猜中的没有被思考过的东西”。②也许胡塞尔的这种未尽事业及其裂隙性思维态度或野性思维的探究态度恰恰给了梅洛-庞蒂的野性现象学思想以很大的精神启发,进一步思考胡塞尔没有深入而明晰地思考过的前理论层次及其构成问题,即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相结合的可能性根据问题,即“现象学的基础”,③以此来批驳胡塞尔式丧失了“询问”功能的、作为“科学知识神话”的“哲学的神话”,④即作为“科学解释神话”的“理性主义”神话。⑤因此,梅洛-庞蒂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不顾他的计划,还是按照他的大胆,胡塞尔唤醒了一个野蛮的世界和一个野蛮的精神”。⑦
  海德格尔敏锐地捕捉到胡塞尔在先验意识与生活世界两种自然态度的存在与先验态度的存在之间的裂隙性特征,并用“存在论的差异”[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9页。来表述自己对此问题的缄默体验,直接而明确地认为在两者之间,最终的奠基性分析不是先验意识的思考,而是对于生活世界问题,即人的存在状态,特别是对人的自由实践问题的思考,人的理解问题从属于生活世界,或理解的实践从属于生活世界的实践,不能作为独立的分支而处于支配性奠基地位。同康德类似,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的探究过多地是一种形式性的抽象思考,缺少黑格尔那种内容或历史性维度。另外,和康德、黑格尔的“前现代性现象学”相比,李鹏:《国内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与反思》,《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6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在认知目的和历史目的的探究方面,有着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既是确定的,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没能确然地表达出来。不过值得重视并加以思考的是,海德格尔意识到人的此在与存在、人的意识与生活世界、存在与时间,以及立义与释义等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之间处于一种影射和投射关系,相互之间始终在进行着一种可逆性的交织和交错,世界的此种结构性和辩证性特征使得世界的意义及其现实实践行为在向某种可能的目的奋进。和康德、胡塞尔相似,海德格尔的这种裂隙性思维态度或野性思维的探究态度同样给了梅洛-庞蒂的野性现象学思想以很大的精神启发。   20世纪20年代,梅洛-庞蒂主要受到的是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在梅洛-庞蒂的理解当中并没有占据突出的地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梅洛-庞蒂对笛卡尔和康德式理性主义哲学感到不满,因为笛卡尔和康德式理性主义哲学缺少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的那种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维度。年轻的梅洛-庞蒂,可以说,一开始就反对存在理解的抽象主义说教。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梅洛-庞蒂又受到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科热夫的精神现象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等的影响,为梅洛-庞蒂融合生命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等埋下了伏笔。梅洛-庞蒂正是从这种复调语境的哲学话语出发在《行为的结构》(1942年)和《知觉现象学》(1945年)等文本里确立了自己的知觉现象学思想,认为存在意义的在场或可见不是通过理性现象学的先验意识的神话,即基础存在论的深层基础不是这种先验意识,而是先验意识所依附的人的身体知觉,身体知觉作为一种中项,连接了我思(意识)和我在(世界)。梅洛-庞蒂在《符号》(1960年)中进一步地将这种中项看作是一种自然态度(自在态度)与先验态度(自为态度)的“中庸之道”式的“和谐”,并希望在这种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的差异中,即在“现象学与非现象学的关系”中,②⑧⑨[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蒋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1、163~172、144、21~25页。“直觉”哪些作为“反复思索,无止境的重新解释,虚伪的背叛,不由自主的和没有方向的变化”的“存在”的“意义”问题,并使得存在的意义能够在“现象场”的“共鸣器”中“共鸣”出来。②梅洛-庞蒂的存在探究不再是理性现象学的先验理性的线性分析,而是带有显著自然色彩和感性色彩的结构性的理性分析。
  后来,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年)中又将存在的本质或意义从身体知觉扩展为一种“世界之肉身”,④⑤⑥⑦⑩[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6、108;146、144、138、142、139页。建立了一种肉身现象学,延异了知觉现象学的理解视域和符号意义的生成基础,并为其知觉现象学理论及其符号意义理论找到一种更为广大和厚重的自然感性基础,认为存在或世界的事实本质和意义本质不再是单个人的身体,而是由诸多单个身体,即自我和他人,以及生活世界,甚至整个世界本身中的先验态度与自然态度及其可见的东西(“纯存在的直觉”或“现象的身体”)与不可见的东西(“虚无的负直觉”或“客观身体”)④在“存在论的差异”及其“交织”⑤和“绵延”⑥过程中共同“构造”的一个结构性的格式塔整体。这种结构性的格式塔整体就是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的奥秘,它总是部分明晰的,同时各个部分的平面的和垂直的相互“缠绕”、相互“分化”、相互“重叠”,⑦又使得整体始终呈现出变动不居、模棱两可的生生不息的一个构造过程。但是事实上,这个野性的生发过程没有构造或“变形”⑧出任何确定的意义,只是不停息地生成诸多的展现窗口、诸多的历史事件及其问题和意义,旨在不停息地激发起我们关于存在或世界多重面孔的探究,思考其给我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希图从中找出存在或世界的答案,除了理想的希望之外,唯一剩下的就是梅洛-庞蒂的确定性寻求――“绝对的零度”(“存在和虚无”的“间距”形态,即“平行主义”的幽灵)。⑨这样一来,梅洛-庞蒂就进一步扩大了自然感性色彩的理性分析或野性分析的理解视域,即将世界之肉身看作是由界限性的空间肉身与延异性的时间肉身⑩构成的一个碎片化的格式塔肉身,其既是透明的,又是不透明的,存在的意义根据恰恰就在这里。
  在梅洛-庞蒂看来,理性现象学称不上是一种真正的现象学,因为理性现象学没能奠定现象学之于存在问题思考的真正基础。或者对存在的现象及其物自体做了平行主义的先验形式分析(康德);或者对存在做了某种宏大的精神现象处理,内在与外在、在场与不在场,也就是说,可见的东西与不可见的东西或现象与非现象,在过程性辩证法面前,没有实质性区别,武断地认为存在的意义已经确然展现出来(黑格尔);或者仅是对存在的意义生成基础的先验意识及其结构作了描述和理解(胡塞尔);或者对存在的生存结构作了某种纯粹的先验形式的描述和解释(海德格尔);或者认为存在及其理解的变迁在朝向某种确定性的实然或应然的目的(康德和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因此,在梅洛-庞蒂看来,理性现象学的缺陷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基础存在论的实质归结为某种先验形式的东西及其分析,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没能真正同一起来;二是即便将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同一起来,但不能将基础存在论的实质归结为某种具有确然性的实然或应然的目的性东西。梅洛-庞蒂从自己的现象学哲学立场出发批驳了此种理性主义的存在理解策略。
  总之,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探究力图对存在问题做出某种合理性的分析,论证的清楚明白的特性和生活世界及其目的的阐释方面的确然性,同梅洛-庞蒂的含混性现象学相比要较为突出得多,因此他们的现象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可以称为“理性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分析则可称为“野性现象学”和“野性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梅洛-庞蒂正是根据此种存在主义理解策略阐释了自己的野性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的野性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主要具体表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与哲学和虚无主义与幽灵理解方面。
  二、梅洛-庞蒂的辩证法与历史观的理解策略
  《行为的结构》(1942年)和《知觉现象学》(1945年)等文本奠定了梅洛-庞蒂的野性现象学思想,即基础存在论的哲学基础。在这些文本中,梅洛-庞蒂从这种野性思维或原始思维出发就表达出了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历史问题,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没有成为其文本思考的一个显性问题意识。在后来的一些文本中,梅洛-庞蒂,如在其《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年)、《意义和无意义》(1948年)、《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符号》(1960年)和《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年)等文本里,显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主要体现在他对结构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与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理解的不同上来。这种存在探究与其野性现象学的基础存在论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思考最早出现在他的文本《知觉现象学》(1945年)。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1945年)的最后一章关于《自由》的很少部分的行文里,[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蒋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57~563页。试图从野性现象学及其带有生命主义特征的结构主义辩证法或野性辩证法出发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不主张用还原主义、原子主义或因果关系的思维模式(自然主义或必然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纯粹客观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经济因果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中的现象,和社会中的其他现象或因素(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一样,都是社会这一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占据任何决定性地位,相互之间既是并置的又是互渗的,共同对整体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经济因果关系只是人的生存与共存的一个方面,只有人的生存与共存的整体才赋予了个体存在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自由),其间任何部分的作用或力量都不能超越格式塔整体的限度而完全或根本上取代整体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
  在《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年)中,梅洛-庞蒂作为一个实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观望主义者进一步贯彻其野性现象学及其野性辩证法的理解策略。梅洛-庞蒂一方面批评了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不同意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注重主观因素,尤其是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一样,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社会历史运动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从自己的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重视人的主体间性自由及其选择在社会历史中主体性地位,否认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某种客观性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和人学价值。但是另一方面,梅洛-庞蒂承继了自己在《知觉现象学》(1945年)中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绝对自由理论的批判,认为人的自由及其选择并不是完全绝对的,也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将萨特现象学的自由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批判了萨特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虚伪。佘碧平:《梅洛-庞蒂历史现象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55页。这样通过对斯大林主义和萨特的批判分析,梅洛-庞蒂希望采取结构主义的带有平行主义和混合主义特征的和解策略来调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科学和哲学等之间的张力状态,以此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企图将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和《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年)文本,梅洛-庞蒂梳理、深化和发展了自己在《行为的结构》(1942年)和《知觉现象学》(1945年)里的纯粹现象学的哲学探究。
  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当中根据韦伯和卢卡奇的自由主义理解原则和“隐匿的意向”的“整体的辩证法”或“总体辩证法”,③④⑤[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7;29~31;58、107、11、107页。分析批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在论或自然主义的辩证法,分析批判了托洛茨基式的表现为一种真理之名的恐怖和机会主义的逆境反应的“行动中的辩证法”,③分析批判了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极端主义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要么是“实在论和自然主义”的辩证法,要么是“主观意志主义”的辩证法。④梅洛-庞蒂基于结构主义的整体辩证法,认为这些不同的辩证法形态不是根据“意义标准”而是根据“效率标准”,⑤最终的结果是成了恐怖与暴力的思想根源,因此是一种错误的“辩证法的历险”。
  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年)当中用世界身体之肉身现象学发展了认知身体之知觉现象学,进一步从“好的辩证法”和“坏的辩证法”⑦⑧[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9、340~341、352~353页。的角度发展了结构主义辩证法或野性辩证法,主张结构主义辩证法或野性辩证法是一种好的辩证法,否则是一种坏的辩证法。梅洛-庞蒂关于纯粹哲学问题的野性现象学思考使得有关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思考的实践哲学处于一种较为隐性的状态,仅在两处直接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一是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年)之《研究笔记》之《政治――哲学――文学》部分,梅洛-庞蒂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生命哲学和非理性主义一样,都是历史中一种可见的东西,不能以遵循了历史为借口就剥夺了历史的深度;虽然它们有着哲学的意义,但是意义本身向它们各自是隐藏着的,因为在作为肉身的世界当中,既存在着可见的意义,又存在着不可见的意义,意义只存在于其间的裂隙之中,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意义。⑦二是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年)之《研究笔记》之《我的计划:Ⅰ.可见的 Ⅱ.自然 Ⅲ.逻各斯》部分,梅洛-庞蒂认为可见的东西都是通过人的肉身的活动而得以实现的某种东西,但是这完全不是“人类学”(或人道主义的)的东西,所以反对马克思1844年的费尔巴哈提纲,同时也反对萨特关于历史问题的完全伦理学的解释,即反对存在理解的自然主义、神学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片面理解策略,主张从主体或主观和客体或客观两个方面的共时性和历史性的结合角度,即从一种野性辩证法的视角来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⑧
  总之,梅洛-庞蒂认为肉身的世界除了存在与虚无的深度交织与交错之外,没有任何线性的东西,唯一仅存的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一种野性的东西(一种野性的现象及其结构主义的野性辩证法),只是在不停地激发和建构着一些东西,一些可见的东西,至于这些可见的东西的本质却始终是隐而不显的(不可见的东西)。也就是说,存在的意义就生发自现象场的裂隙当中。存在的意义的构造过程就呈现出一种野性的历史过程,既是部分的,又是整体的;既是断裂的,又是连续的;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既是实在的,又是反实在的。因此,梅洛-庞蒂的辩证法和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中庸之道式的野性的虚无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一种幽灵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   三、梅洛-庞蒂的科学与哲学的理解策略
  在《意义和无意义》(1948年)中,梅洛-庞蒂根据自己的存在主义理解策略,就已经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区别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不是一种科学,反对唯科学主义的实证化倾向,反对机械决定论理解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认为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是马克思常谓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俞吾金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4~421页。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梅洛-庞蒂很快从马克思主义的观望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产主义者,不再为苏联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深究这些政治现象的哲学根源,最终否定了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
  另外,梅洛-庞蒂此种观点还较为集中并鲜明地体现在《辩证法的历险》[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6~62页。(1955年)和《符号》⑥[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蒋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119、1~45页。(1960年)当中,直接分析了科学与哲学或现象学与“现象学的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哲学赞词》[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哲学赞词》,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5页。(1953年)和《世界的散文》[法]莫里斯・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6页。(1969年)等文本,同《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和《符号》(1960年)基本一样,梅洛-庞蒂通过对科学与哲学或现象学与“现象学的哲学”的关联性分析,间接地思考了科学与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梅洛-庞蒂认为现象学和“现象学的哲学”表面上看两者之间没有差异,实际上有着深刻的裂隙,对它们各自本质的思考就生发自这种裂隙状态的探究。现象学如果没能建立一种真正的基础存在论,认为现象学已经是一种完成了的事业,那么这种现象学就不是“现象学的哲学”。如果现象学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未尽的事业,一直在努力寻求现象学奠基性工作,但是仍然没能为现象学奠定一种较为可靠的基础,那么这种现象学仍然不是一种“现象学的哲学”。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看来,科学不能脱离哲学,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科学的社会意义,否则我们对科学的考察是不完整的,即基于“意义标准”的哲学与基于“效率标准”的科学的紧密结合才能生发出各自以及整体的真正价值。
  对此,文本的整体性分析表明,《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蕴涵着同后来的《符号》(1960年)相同的理论观点,梅洛-庞蒂主张现象学真正成为“现象学的哲学”或现象学的哲学成为一种现象学的科学必须得符合以下四个主要条件:一是任何一种哲学都不是一种知识,只是一种反思或探究,是一种免得我们忘记一切知识来源的提醒,忘记一切意义来源的提醒。二是哲学是一种社会学,应当把重返生活世界作为哲学研究的预备性步骤。三是如同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单个的符号不表示任何意义,只有放到特定的语境中去思考,任何一种哲学作为我们思考人的体验与其世界之间的关系,它的价值和意义同样离不开生活世界,哲学的中心是到处,哲学的边界是无处,只是拥有一个自己的维度,不是既成的事实,也不是完全纯粹是沉思的对象,只探究某种特殊存在的环形性生活真理。四是这种真理就是知觉现象学和肉身现象学,事实上真理什么也没有,唯有内心良知的希望,这种情况下,科学与哲学才能得到和解,理论与实践也才能得到些许的和解。梅洛-庞蒂正是从这种现象学的哲学理解出发分析批判了马克思主义。
  梅洛-庞蒂在《符号》(1960年)之《前言》⑥中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杂的系谱树,包括生长主茎和各个分枝,重要的不是确定其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探究其间的分叉关系或者说裂缝,以此来挖掘马克思主义精髓。二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科学,这样会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间的关系,使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由于缺少探究精神而变成一种迷信和权威等。三是应当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哲学,但不是决定论或目的论的哲学,因为这样实际上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了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哲学丧失了自己的探究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一种反思或探究的哲学,只是引发分析,为分析定向,只是保留一种启发意义,持有此种精神的现实的主体――无产阶级也只不过是一种合理政策的名称而已。四是梅洛-庞蒂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他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不受政治约束,能够自由进入任何地方,不取代任何人,不参与任何激情、政治和生活,不在幻想和想象中改变存在,只是通过不断地激励新的理论和实践去揭示我们寓于其中的存在,事实上没有目的和希望,只有符号般的幽灵和我们理想中的野性的激情,在精神的旷野跋涉中建构着我们的理论生活世界和实践的生活世界。五是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是宏大话语辩证法、自然主义辩证法、经济决定论辩证法和目的论辩证法,辩证法不是对立面的统一和超越,辩证法应当是一种匿名的辩证法、整体的辩证法,始终是构成性的,始终是一种未尽的事业,没有任何普世性的东西,存在通过野性力量的作用,始终提供给我们的是模糊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生活世界,其真实的目的在于激发我们建构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生活世界,我们确悉岸在那里,却始终不可能瞥见对岸。六是我们的政治判断和责任选择的伦理行为、政治行为等社会行为的哲学基础(野性的存在和希望的良知)恰恰就在这里。
  正是从这种基础存在论的现象学出发,梅洛-庞蒂不仅批判了理性现象学的先验意识或纯粹意识的确定性神话,又批判了理性现象学的历史目的的确定性神话和可能性神话。因此,梅洛-庞蒂在《符号》(1960年)和《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年)等文本里认为现象学哲学的目的不是需要我们去形成什么确定的目标,哲学不提问题,也不是意义的建构性场所,哲学只是不断地去思考或探究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和世界的肉身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和意义,把世界中不可见的东西不断地转化为某种可见的东西,但是可见的东西实乃一种倏忽即逝的东西,它只是世界意义呈现自我的一个可能意义的切入口,不能体现出世界的整体性特征,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仅是不停地在交织、交错中循环、滚动,在诸多的时空点呈现自我,但没有任何确定性或可能性的规律表现出来,除了混沌和虚无的变化外,还是这种变化。人的认知活动没有方向和目的,世界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也没有方向和目的。所有可见的东西的一切,类似海德格尔的思想,仅仅是一个“路标”而已。现象学的哲学就是这种路标之一,它唯一的工作就是在“林中路”中不停地去进行反思、探究,以此来满足我们内心理论的确定性希望,事实上仅存的只是一种野性的存在及其野性的思维和力量。我们的现象学的哲学、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肉身,是世界或存在留给我们无法取舍的一个现身世界和存在的切入口――存在的测度(零度)。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原始出发点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在一种张力状态中,去无限地扩张和膨胀、无限地存续和建构着人的体验与其世界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我们在我们的哲学、身体和肉身的探究中找到的只是世界或存在的一个出发点,而不是一个终止点。最后,这个出发点和终止点只是奠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存在或世界的无常的事实绝望;二是对人的知识论的伦理道德的有常的理想希望;三是事实(实然)和理想(应然)没能得到和解,仍处于分裂状态。   四、梅洛-庞蒂的虚无主义与幽灵的理解策略
  梅洛-庞蒂的野性现象学仅仅是从形式上做到了哲学与政治的结合,与政治问题相关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微观探究没有,甚至就没能达到与黑格尔,尤其是与马克思对话的那个维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都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在历史的思考方面,梅洛-庞蒂的思考要比胡塞尔,甚至海德格尔,要明细和确定得多,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但是,梅洛-庞蒂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种野性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下事实及其行为,而是一种作为理想、可能,属于某种遥远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类似,用一种指向性的基础存在论分析代替了一种事实性的基础存在论分析,即用具有相对主义和启蒙精神特征的反实在论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具有绝对主义和科学事实特征的实在论马克思主义。两者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处于某种断裂状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或共产主义的未来追求还属于一种不在场的本体论。而且,这种不在场的本体论只是一种具有反实在论特征的可能性。在梅洛-庞蒂看来,任何一种具有实在论特征的现实性都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它可能意味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某种歪曲,甚或对人的自由的某种强权。梅洛-庞蒂的哲学分析展现了人的自由及其未来取向的一个维度,把人的生存状态及其辩证法的研究作为其哲学的基本原则,一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客观辩证法。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历史的社会学分析没有进入梅洛-庞蒂的视界。这是梅洛-庞蒂的基础存在论或现象学的一个缺失。另外一个就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没有研究人如何实现自身的解放,即没有研究如何实现社会变迁的历史条件、变迁的主体、变迁的策略和变迁的目标,以及未来社会的大致蓝图等问题。这样一来,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及其马克思主义就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哲学范畴,不再属于某种科学的范畴,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否认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特征,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带有启蒙色彩的乌托邦,人类必得具备的一种可能性的神话,一种不会必然到来的历史性事件。
  总的来看,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野性的存在主义理解策略方面,否认存在或世界的绝对客观性和必然性,主张存在或世界的偶然性和自由性的倾向性解释。在辩证法与历史观方面反对辩证法的自然主义的解释,即反对辩证法的宏大叙事,主张从现象学的态度出发,对辩证法做出某种界限性的理解,采纳一种微观叙事的方式来看待辩证法问题,将辩证法主要视为某种中立性的辩证法或虚无主义的辩证法。否认历史有某种确定不移的事实性目的,如果说历史有着确定的目的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希望,即历史的目的本身,始终处于某种不在场的状态。在科学与哲学方面否认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认为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哲学,目的不在于提供给我们某种终极的解释,而是不断地激发我们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并对存在问题做出某种批判性分析。不主张从经济学视角来考察存在问题,主张从哲学而非科学的视角来考察存在问题,缺乏具体而深入的存在理解。最终的结果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仅仅归结为某种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交相互渗的德里达式“幽灵现象学”,[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哲学性和革命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某种虚无主义的幽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梅洛-庞蒂的幽灵现象学或虚无主义现象学及其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批判。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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