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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现实性”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滕翠钦

  内容提要 批判性和现实性是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诸多学科领域的关键词。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和“现实性”有着复杂的理论分歧,审视两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具体而言,“批判”的内涵极其多样,体制化指向文化研究的现实介入性,也有人将体制化视为官方意识的收编。“语境”和文化研究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密切相关,但它同样会走向“现实性和批判性”的反面。这些理论局面构成了文化研究两个层面的悖论:其一,“批判性”和“现实性”两个术语的内部歧义重重;其二,“批判性”和“现实性”之间有着不同的语义关系,它们时而相互印证,时而剑拔弩张。
  关键词 批判性 现实性 体制化 语境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53-07
  在诸多学科中,批判性和现实性是两大关键词,文化研究领域也不例外。王晓明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现实“介入性”是解决“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三道难题”的重要方法,“批判性分析”和“促进性介入”的有机关系体现了文化研究方法论“破”与“立”结合的特点。王晓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王晓明、朱善杰编:《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作为学术命题的“文化研究”和中国社会的具体脉络相呼应,“破”与“立”结合的方法论模式有助于审视并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是,仅仅从字面上含糊地理解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必将错失大量的理论节点。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现实“介入性”有着复杂的理论分歧,审视两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关于文化研究理论内涵的种种解释使得两个术语的内部歧义重重,这是本文涉及的文化研究第一层面的悖论。术语内涵的纷争也使得“批判性”和现实“介入性”之间有着不同的语义关系,它们时而相互印证,时而又决然反目,这构成了文化研究第二层面的悖论。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是文化研究的经典母题。“西马”直面大众文化时饱含着精英分子式的挑剔和警惕,认定大众文化充满了权力阶层或明或暗的统治意图,而作为接受对象的大众不过是毫无反思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各种统治塑形的群氓。伯明翰学派对于“西马”的悲观不以为然,他们未将大众文化全面妖魔化,即使大众文化仍旧隐含着诸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操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方会如权力阶层所愿。比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更看重大众的主体意识,大众将大众文化传达的意思重组改装以完成非暴力的文化抗争。伯明翰学派民粹主义意味浓厚,因而也被人解读为放弃了对大众文化统治术的批判。实际上,如果仔细梳理两派的观点,有无批判性并不是他们最终的分歧,他们的差异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于智识的优越感质疑大众的批判能力,由此将批判大众文化的职责收归己有;伯明翰学派则相信大众的批判能力因人而异,他们更愿意审视大众群体中那些形态各异的反抗方式。所以,“西马”笔下的大众表现为丧失主体性的理论形象,相比之下,伯明翰学派的大众面目更具多样性和现实性。
  “西马”在批判阵营站稳了脚跟,他们采用“永恒否定”的模式应对大众文化铸造的精神格式,后者的精神同一性导致的经验贫乏和精神荒漠必须用审美层面的先锋实验来压制。所以,“西马”推崇的审美批判往往停留在各类艺术形式中,这些艺术以超越现实世界的平庸经验为己任。当现实和艺术先锋截然对立,现实世界不再现实,而只是理论的镜像,晦涩难懂的先锋艺术往往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精英自我陶醉的代名词。这种绝世而独立的批判姿态让人对他们心仪的批判形式产生怀疑,人们质疑“审美批判”的现实有效性。“‘审美批判’被认为躲在艺术的世界里大展批判之拳脚,但最终成就的不过是革命的形式主义,它将‘批判’变成了心理宣泄。”滕翠钦:《尴尬的叛逆――西方批判理论的内部分裂》,《被忽略的繁复――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第273页。“永不停息的批判”看似强调了批判的彻底性,但明眼人却一眼看穿这种模式的危险,并设想它的理论结果:它将导致社会的废墟,社会一旦只有崩塌而没有建设,批判也就丧失存在的前提。还有一种害处则已经被现实证明,由于“审美批判”留下大量的语义空白,成批的现实意图趁虚而入,消费主义就是其中一桩。先锋艺术被堂而皇之地改装成时尚消费的叫卖招牌,1945年7月,美国的《时尚》杂志就以杜尚的先锋作品《大玻璃》的照片作为自己的封面,先锋的特立独行和消费的欲望猎奇一拍即合。基于上述的两大理由,“西马”审美批判的现实效用有待考证,而从“西马”吸收理论营养的文化研究对社会现实的不屑往往也演变成了一场名不副实的口号秀。
  中国理论界同样重视批判形式的现实效用,在当下底层文学讨论中,知识分子的底层表述的现实性成为争论双方的焦点。知识分子口中或笔下的底层世界被部分学人质疑,这些经过转述的底层形象由于添加了主观性的文字修辞从而可能陷入片面,底层批判的介入力度不免被淡化。不过,这个理论事件中涉及的批判效能的缺乏源于话语表述的意识形态,这种归罪并未从“西马”审美批判的理论脉络出发。西方理论界也避开“西马”的审美批判,着手从“西马”丰富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批判性和现实性结合的理论依据。有些理论家认为“西马”研究大众文化的模式有助于重启文化研究的批判功能。道格拉斯・凯尔纳就提出了理论展望:“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前文化和社会形式的分析极其重要,因为它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文化工业和经济状况之间的相互渗透的研究。由于当代社会正在明显地被新媒体和计算机技术所塑造,所以我们需要新的视角,对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交叉渗透关系进行阐释。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能够批判地分析并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可以发展为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英]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表达的脱节》,[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首先,凯尔纳认定法兰克福和伯明翰学派可以并存且相互借鉴,理论联姻衍生的新视角源自对现实语境的随机应变,从而也暗中承认二者旧有关系图谱的历史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凯尔纳乐见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论填补现实感缺失的理论漏洞。“西马”审美批判的缺点和凯尔纳笔下的“西马”形象并不冲突,二者的歧义只是由于角度的不同而已。确切地说,西方分析大众文化的方法和它发行的治疗社会疾病的审美方案原来就相互矛盾且并存,凯尔纳不过去粗取精,摘取“西马”理论中现实感强的部分而已。   如果凯尔纳从正面为文化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遇产生的现实性批判提供辩护,“后现代主义”从反面为“西马”可能遭遇的口水战充当挡箭牌,那些认为“文化研究”命运堪忧的人指责后现代主义才是文化研究无用化的始作俑者。“西马”的理论路线和后现代主义的嘻哈风格相距甚远,从逻辑上说,“西马”自然在这场“文化研究之死”的理论混战中全身而退。伊格尔顿是为文化研究的后现代主义之恶疾呼的理论家之一,他指责文化研究患上行动障碍症。“从后现代主义思想中走出来的人没有中心,讲究享乐,好自我发明,不停地适应环境。因此他在迪斯科舞厅和超市里如鱼得水,然而在学校、法庭和教堂里就相形见绌了。……后现代主义相信:基要主义部分在普遍的、基本原则的、非历史的层面上提出论证。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错了。问题不在于基要主义所提出的主张的层次,而在于这些主张本身的性质。”④[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82-183、191页。后现代主义的恣意狂欢看似执行文化颠覆,实则张扬消费欲望和猎奇心理。泛化消费,舍弃历史和社会,后现代主义的热闹不过是虚无主义的镜像而已。后现代主义架空了文化研究的批判现实功能,理论的蜗居导致文化研究无用论,对此,伊格尔顿理解为理论和行动的断裂。
  凯尔纳眼中的“实践性”具体表现为“技术、文化工业和经济状况之间的相互渗透”,这符合人们对文化研究现实批判的主流界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无疑成为稳固文化研究批判现实性的定海神针。“在文化研究的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着一种瓦解甚至完全忽略经济、历史及政治研究的趋势,而强调研究建立在大众文化物质基础之上的局部快感、消费,以及混合身份的建构。这种文化民粹主义重复了后现代时期的转型,即脱离马克思主义及其公认的还原论、解放和控制的主导叙述以及历史的目的论。”[英]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表达的脱节》,[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文化研究专注于挖掘文化的消费景观,放弃质询文化生产过程隐秘的权力意图。理论家们嫌弃生产哲学不过是形而上学阶级理论的代名词,同时社会和人都变成宏大理论和哲学理念的注脚,消费层面的文化研究则有效避免了理论对于社会多样性的遮蔽。只在消费的层面上徜徉也暗藏着各种理论缺陷,没有政治经济学维度,文化研究的批判止步于表演式的文化狂欢。西方的嬉皮士反叛是这种局面的典型,“中产阶级孩子们其实有功于资本主义体制,而不是损害了它。他们的确没有创造一种政治经济学,却为消费经济的流行创造了社会、文化和心理条件。”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三联书店,2006年,第450页。放弃了政治经济学,也就放弃了批判的变革威力,甚至于为批判的对象作嫁衣裳。体现经济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不习惯无关痒痛的敲打,新型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意味着社会形式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往往和暴力革命相挂钩,如今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不尽然,人们更愿意从中寻找鞭策社会的更为有效的方法论;同时这种方法将产生实际的社会效用,也就是伊格尔顿提倡的文化研究的行动主义。“我们的言必须扎根于我们实际的行,否则,我们的言就没有任何力量。”④言行一致是文化研究避免死亡的重要前提。可是有些理论家对行动凌驾于理论之上的做法并不买账――“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印证了理论自身的知识职责――全然介入的行动主义也可能沦为“实用主义”的伪装,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同样面临着他者的质疑。当然,承认文化研究认识世界的功能不等于回归伯明翰学派开创的传统抑或重返“西马”的“审美批判”,也不表明文化研究放弃批判的现实性,总之,这种姿态提倡宽容对待超前性知识。
  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主义也无法一言以蔽之:首先,它和批判并无直接关系;其次,行动的现实效能也有待考察。信息时代的懒汉行动主义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视角,参见《懒汉行动主义与微慈善》,http://bbs.tianya.cn/post-volunteer-19246-1.shtml,2014年4月20日。懒汉和行动主义是一组矛盾形象,电子媒介线上行动的社会效果是懒汉行动主义讨论的核心。传统印象中的救赎必须是不折不扣的社会行动,至于公开或是隐秘则另当别论。懒汉主义线上拯救的初衷强化了人道救赎的日常感,人们在指尖的碰触中已然参与到世界的公益事务中――电脑时代的全球机制完全可以使这些微小的个人动作带上宏大的社会命题。懒汉主义迎合了蜗居时代的良心模式,足不出户也能实现人心的慰藉。人们甚至将这种方式视为行动主义的升级版,新媒介时代提供了线上关怀的技术支持,人们几乎沉浸在懒汉主义轻便式人道关怀中。同时,人们怀疑懒汉主义爱心点击的良苦用心和社会效用。参见袁卿:《乌干达:别把非洲苦难当公益噱头》,《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3月23-29日,第14版。确切地说,懒汉主义的意愿和效果有缝隙,一味用懒汉的方式表达自己,就可能误读复杂现实,进而导致虚无主义。虚拟世界的实践和道德要求在电脑屏幕的拦截下很容易打水漂,在关怀的问题上,人们又开始呼唤真正的行动者归来。正如凯尔纳总结的,“当代社会正在明显地被新媒体和计算机技术所塑造”,同时消费成为社会的主流风格,身处其中的文化研究必须正视“行动主义”形式的新变种。
  二
  关于文化研究的现实性问题,理论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文化研究放下知识分子的精英架子,目光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抹平天经地义的文化等级,犁开文化个案背后的权力策略,努力更正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西方理论的蜗居特性。文化研究的理论分叉愈演越烈,人们开始从各自的角度深化自己眼中的“现实性”问题。李庆本在麦克罗比的《文化研究的用途》的《译序》中将文化研究“现实性”悖论宿命化,“那就是,尽管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其草根性特点,但它却始终摆脱不掉向体制内运作的倾向。这种倾向从霍加特于1965年在伯明翰大学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就开始显露出来……”④李庆本:《译者序》,[英]安吉拉・麦克罗比:《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经过特定的理论生产,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成为文化研究的天然属性,体制化特指文化研究的教学功能。相比较之下,格罗斯伯格追溯文化研究体制化合法性理由的方式更加深远。“文化研究与教育与教学密切相关。毕竟,文化是与教学相关的。”③⑤[英]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之罪》,郑飞燕译,[英]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121、131-132页。这位理论家回到“文化”的词源学,指出文化和教育的原初关联,理论的寻根问祖淡化了现实世界对这个问题可能性争论。此外,他强调了文化研究和文化的家族谱系,尽管“文化研究”的大众化已然冲出“文化”传统的语义范围,但它扮演的社会角色仍旧延续了传统。二者的区别在于,如果传统的文化教育大都源自“启蒙”的目的,那么,文化研究的教学传承更多是表现为一种学术技能。   某些观点坚持,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和体制化才能还原文化研究的真实面目,进而以此作为方法论发现社会的运作逻辑。“在对学院之外的领域的浪漫化中,是不会发现‘文化研究’的真相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要退回到一些已经失去的统一性(退回到现实、人类存在和知识上),而是涉及这样的理解:现实自身的存在方式以及我们与现实联系的方式,都是偶然的建构,这些偶然的建构与文化和权利的系统安排及连接密切相关。”③“学院”的压抑以及“学院之外”的智识乌托邦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但这种看法在支持文化研究体制化的人士眼里充斥着浪漫的理论虚构。文化研究一味躲避体制,同时声称它积极探寻文化细节的权力策略,但它的尴尬在于将自身放逐于权力策略的审视之外。文化研究并未“文化研究化”,自反意识的缺乏、于人于己标准的差异说明它介入现实的说法名不副实。人们称赞文化研究击败了唯美主义的文学幻象,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举动证明文化研究和唯美主义暗度陈仓:文化研究介入现实却又拒绝现实,唯美主义向往文学的象牙塔却又不时陷入世俗的逻辑当中。体制化纠正了文化研究潜在的绝世而独立的倾向。文化研究体制化归回现实的同时,也从新的角度强化了文化研究的民主意识,毕竟是体制化的教育把文化研究拉出理论家的圈子。
  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同时回应了文化研究功能的相关争论。“文化研究在今天之所以有价值,就是由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觉得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改造世界当然是一项更伟大的工程,但对于一位在大学做教职的人来说,他或她首先要做和能做的当然还是认识世界。”④这段评价首先列出大学体制教育和认识世界功能的理论关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理应列入社会分工,这就回避了伊格尔顿等人的担忧,教育体制内的文化研究没有必要揽尽所有的社会职责。李庆本的说法没能进一步说明文化研究认识世界的功能和犬儒、实用主义的认知的区别,所以人们还必须直言文化研究的认识功能是否具备面向未来的维度。“教育并不是第二性的活动,它就是对现实的制造本身,而这也正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因此,文化研究是一种教育模式,不仅仅在教室里,而且在它的研究实践中。因为在这二者中,文化研究都在帮助制造世界,帮助规定在那个世界中生活的可能性以及转换世界的可能性。”⑤文化研究想象世界、塑形世界,由于现实性和可能性结合的特殊形式,所以它不会采用“西马”审美批判那种让人无法辨识的意义形式。
  文化研究的体制化等同于文化研究的现实介入性,这种意识逐渐被理论界接受并深化。毫无疑问,这种逻辑可能遭遇反对者的拍砖,因为文化研究一直以反体制化为己任。“这不仅仅是因为研究基金团体过去一直不愿意承认文化研究,而且也因为文化研究自身的界定也一直倾向于抵制其学术合法性,视自身为智力游击运动的一部分,并在官方的学术疆界上开战。这种浪漫而又具有英雄主义的文化研究观念现在毫无疑问已经过时。”[英]吉姆・麦奎根:《前言》,[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文化研究的反体制主要由于双重的拒绝――体制拒斥和自身的拒绝,体制逻辑和文化研究分歧重重,但在这一点上倒是达成一致。体制化的官方形象挥之不去,所以,拒绝体制、置身边缘被视为有助于文化研究批判功能的养成,体制化则代表文化研究被官方招安。正如引文中提及的,这种甘愿徘徊于边缘的理论心态只是“已经过时”,拒绝体制在特定的时期具有历史合理性。根据王晓明的梳理,中国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境况和西方并不相同。由于中西方文化研究的时间差,文化研究作为西方显学一经引进就和体制化问题如影随形,中国理论界讨论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或是民粹主义倾向时已然搁置体制化争论,体制化是文化研究的理论原点。有的理论家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发生充满了学术资本的权力操作,这和文化研究的种种批判行为并行不悖。
  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和学科界限是一对捆绑性问题。中国理论界一直热衷于讨论文化研究对文学边界和文艺学学科界限的冲击,但西方理论界却更集中于讨论文化研究体制化对于其自身学科界限的影响。文化研究拒绝体制,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批判方式的典型,但在体制时代的文化研究中,上述的对应关系开始瓦解。“当然,文化研究可能影响到对社会学、历史、艺术史、文学研究等的关注,而且确实存在着它已经发出的足够多的各种信号。然而,要指望它取代或者超越那些学科,或者指望它以某种方式因其跨学科的特征而内在地超越它们,却是一种既不可欲也不可求的幻想。”[英]托尼・贝内特:《走向文化研究的语用学》,[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文化研究的学科界限和它的跨学科性共存,而且前者的力量要超过后者,体制化的文化研究需要自己的一方水土。拒绝体制,拒绝教育式的传承,文化研究将面临着萎缩的危机。人们认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不会冲击它的批判性,相反,由于介入现实,批判性接上了地气。文化研究一旦体制化,那么文化研究既不会吞噬其他学科也不会消失不见。话说回来,要清楚地界定文化研究旗下的名目并非易事,托比・米勒极有耐性地罗列了十来个“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不是文化研究”。⑤[美]托比・米勒:《导论:何谓文化研究》,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7页。但他的分类标准还是无法让人信服,例如他将民族主义归为非文化研究,而将全球性纳入文化研究,事实上,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根本无法一分为二,甚至有的理论家将这种融合视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权力机制。“费瑟斯通认为,……全球进程‘即包括普遍主义的特殊性,也包括特殊主义的普遍性’。”保罗・摩尔:《欧洲的文化研究》,于闽梅译,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米勒本人也对自己的分类惴惴不安,“显然,试图列出哪些是文化研究,哪些又不是的做法是令人担忧的,这样尤其会卷入一种绝对的二元性之中(文化研究往往否定二元对立……)。然而,二元结构犹如包括和排斥的形式一样,对于思考和修补而言并不是坏事。”⑤米勒的态度为像米勒这样有志于学科分类的理论家树立了榜样,学科的分类无可厚非,关键是理论家要对自己分类的前提和局限保持清醒的认识。   跨学科和体制化的战斗剥夺了二者共赢的局面,人们一直对文化研究的极端局面惴惴不安。其一,跨学科性使得文化研究最后一统天下,理论界的“百家争鸣”变成了理论乌托邦。假设文化研究成为理论的独夫,那么,所谓的跨学科连带批判性也随着文化研究的霸权化消失不见。其二,“当年从边缘挣扎出来的文化研究,一旦扶正,成为正统和‘霸权’,同时也就开始面临被颠覆的命运。在被‘入侵’的学科如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文化研究,将之纳入自己的学科范围。可以不夸张地说,文化研究面临着消失在哲学学科之中的命运。”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这种设想相对悲观,无处不在的文化研究面临着内爆的危险,文化研究的参照物消失了。倘若文化研究死亡,那么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就无从谈起了。总而言之,辨明两个问题相当重要:第一,文化研究的参照物,不同参照物中的文化研究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其二,文化研究跨学科性的限度,把握限度的能力是文化研究体制化的前提,也是维持文化研究现实性和批判性的基本原则。
  三
  托尼・贝内特对文化研究语用学做了特定解释。“成为语用学的,就意味着……论证文化研究需要在与政府的政策关注点的密切联系之中发展起来,并在与把发展一种更加平实的实践概念作为手段的行业的联系中发展。……那种语用学的根源在与认识到存在于教育制度内部的文化研究的真实的体制状况。”[英]托尼・贝内特:《走向文化研究的语用学》,[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36页。结合传统语用学对文化语境的强调,贝内特的观点主要意在破解官方意图在教育体制中的表达,这是文化研究应用过程必须考虑的时空条件。体制化是文化研究一种具体的语境形式,而文化研究的现实性从语境中获得具体保障。和西方不同的是,现阶段中国理论界理解“语境”主要是基于文化研究的个案意识,体制是文化研究理论生存的外部条件,个案分析则是文化研究内在的方法论模式。中国的文化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水土,“个案”意识充分保证了文化研究的中国风格。金元浦等理论家将“个案”和“田野调查”打包,“个案”的内涵由此更加具体。金元浦:《导言》,金元浦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页。“田野”和“学校”理论地位的高下之分本身就体现出文化研究的中国特色。田野和学校代表着不同的选择,学校的象牙塔性质让人担心文化研究的实践性,这和西方对于学校的理解截然不同,西方学校的现实性通过作为社会体制具体形式得以证明。中国理论语境中的“田野调查”淡化了文化研究的书卷气,只有将“田野”研究的个案意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现实,才能完成文化研究的中国化。从理论到理论无法体现文化研究的中国经验,在中国理论家的印象中,这种书斋式方法论是“学校”的特产。
  西方理论家对体制和文化研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自信满满,中国理论家对此则疑虑重重,确切地说,中国理论界倾向于寻找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和“反抗性”之间的矛盾。中国文化研究的“体制化”现实和“反体制”功能成了一组悖论。以王晓明为例,他并没有看到体制化中语境的影子,相反,中国的社会现实让他醉心于反体制的批判性以及文化研究的悖谬处境――只有借助体制才能生存,但体制会消解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对体制的双重态度塑造了王晓明的“中国经验”观,“什么是‘中国经验’?就是直面日常生活的生活感受,继承‘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一旦这样的‘中国经验’大量地发展出来,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也就在其中了。”王晓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王晓明、朱善杰编:《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212页。“日常生活”修正了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狭隘性,还原了日常生活“生产和消费”的双重逻辑,重塑了日常生活主体社会身份的多样化。王晓明强调中国经验的左翼情结,“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功能借此和语境问题巧合地结合起来。语境很重要,但介入现实的具体姿态更为重要,根据王晓明的标准,丧失批判、流连于消费狂潮的文化研究不过是伪理论和伪现实而已。王晓明限定的中国经验和伊格尔顿“理论之死”的想法殊途同归。
  虽然文化研究的“语境”和现实性、批判性密切相关,但是“语境”并非一本万利,语境甚至会成为政治排外的伪装术。人们逐渐习惯将文化研究国别化,只是,一旦将语境等级化,问题又将另当别论。如果缺乏自反意识,那么任何一种语境都会坐实自我中心主义的后果。“欧洲中心主义假定西方历史的优越性,并把欧洲看成现代世界重大进步变革的中心。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既是文明的承载者又是文明的守护者。……欧洲知识分子构建了自身的优势地位,在他们眼里,只有欧洲人才能自我反思。这就导致在分析研究欧洲时,把‘他者’排除在外,从而陷入那自以为欧洲人才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幻觉之中。”保罗・摩尔:《欧洲的文化研究》,于闽梅译,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47页。当自信成为自满的代名词,语境就摇身变成文化的圈子主义和排外主义,“反思”饱含着精神优越感。究其种种,这种境地的生成主要源于自反意识的缺失,正如“乌托邦是欧洲人的乌托邦”一样,平等是等级制度的一张羊皮。强调中国经验是为了弥补和避免移植西方理论时自我东方化的文化心态,这种卑微的心态导致了西方理论的圣化和理论拿来时的囫囵吞枣。警觉中国文化自信力崛起后,中国经验的理论态度是否会走向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面,这种心态有助于中国理论界避免理论全球化时代把握文学自信和文化自满的界线。
  过度的语境催生的多元主义导致文化普遍主义,这将背弃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原则。媒介文化是文化研究的新宠,人们从中辨析各种文化过界行为的叛逆和自由,但这只是媒介文化的一种形象。网络世界的圈子主义成为文化壁垒的新成员,它是网络多元主义的结果。人们无底限地尊重各自为政,宽容逆变为狭隘。中国的文化研究是否具有这样的理论缺陷呢?“国家软实力”强调自觉的文化输出,输出目的是为了自我展示抑或文化殖民,融合他者文化时如何维持适度的文化原型都是文化研究语境的命题引发的思考。当然,也有人叫板普世主义的限度,提倡用柔软手法取代义无反顾的打倒。人们把普世价值语境化,追问普世发生的文化前提和普世观念的主体意识形态,以此击破文化普世的幻象。大众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西方隐蔽的文化殖民方式为人所诟病,如果将普世价值语境化,大众文化的威力就没有理论夸大的那样势不可挡。人们把伯明翰学派的民粹主义方法挪到分析大众文化的国际旅行,西方在大众文化上面精心编码,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会对其解码、变形,从而实现文化层面的反抗。   重视文化语境、还原文化差异是文化研究的理论职责,但是一味放大文化差异必将漠视不同文化群体的共通性。“差异”一直是文化成熟度的标尺,“属于某个群体的全体个体能够共同继承的最本质元素几乎从来不是最高级的那种,而往往是这些个体中最为低级的动机与利益。这是社会存在的命定特征。……因此,在人们所共有的一切事物之中,最为普遍的就是他们必须吃与喝。”[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29页。“吃和喝”体现了文化人的动物性,当下文化研究的任务在于阐释吃喝当中的文化要素,动物性的功能被认为在社会解读中未能产生作用而遭到漠视。此外,文化研究更关注消费性文化,“富足”被视为社会的基本逻辑。“稀缺”也远不是激发同情的物质贫乏,而是消费欲望的召唤技巧,或者最终成为猎奇的对象。所以,“当代大部分着眼于文化制度分析的社会学研究都不尽如人意,因为它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解读’为文化关系,在其他问题之外,它还没有思考稀缺和团结、存在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不但把传统上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问题边缘化,而且也把作为一个通用框架来分析稀缺和团结之类型的韦伯社会学边缘化了。”[英]布莱恩・S.特纳、克里斯・瑞杰克:《社会与文化――稀缺和团结的原则》,吴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文化研究无疑成了争吵性文化,尽管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坚守反思,但剔除了文化和社会人群间相处模式的其他可能性。文化研究并不赞成纯粹对立的阶级关系,但国家间、民族间和人际间的冲突却一点也不少。韩少功戏言“吃奶世界主义”,调侃了无所不能的文化遇到的瓶颈。“文化差异只是饱食者的事,与饥饿者没多少关系……换句话说,人吃饱了就活得很文化,饿慌了就活得很自然;吃饱了就活得很差异,饿慌了就活得很共同,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般说来,我既是文化的多元主义者,也是文化的普遍主义者,取何种态度,常取决于我面对一个什么样的谈话者,比方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刚刚吃过早餐的人。”韩少功:《饿他三天以后》,《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112页。韩少功对稀缺和富足两个问题做了形象描述,“仓廪实而知礼节”是中国版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 这一至理名言意在表明精神生成的物质底限。韩少功指出文化和语境是文化精英和社会资源占有者的想象,是社会整体风格的局部,一旦将其全面化,就以偏概全了。韩少功认为自己兼有文化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双重身份,他的说法略带戏谑,但却从独特的角度说明他对语境的认识:单纯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都是对文化语境的误解。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静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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