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五尺道与南丝绸之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牛海丹

　　秦统一东方六国之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交通道路建设，重要的交通干线已通达各主要经济区。到西汉中期，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形成比较完备的以关中为中心的交通道路网。其中重要的也不太为人熟知的一条便是五尺道，根据《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并结合近年西南地区的考古资料，学界大致认为“五尺道”从古代成都南下南安（今四川乐山），经焚道（今四川宜宾）、夜郎西境（今贵州威宁、云南昭通），直通南中之建宁（今云南曲靖）。它是古代四川盆地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重要交通线之一，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交流往还的重要线路。
　　关于五尺道的开通时间问题，主流观点认为是在战国末或秦代由秦开凿。但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如段渝先生认为五尺道是先秦古蜀王国与西南夷交往的要道之一，早在商代就已由古蜀王国的“五丁力士”开凿，并不是始由秦在战国末或秦代凿通。葛剑雄先生认为秦法既然是“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而严峻的秦法是不可能容忍“五尺”之制存在的，从而认为五尺道的开凿不始于秦。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得回到史料本身。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颓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焚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又《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蓓马、焚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与《汉书》记载基本相同，关键是对其中“略通”的理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焚中。”《素隐》引张揖曰：“蒙，故鄱阳令，今为郎中，使行略取之。”《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师古注日：“行取日略。夜郎、焚中，皆西南夷也。焚音蒲北反。”其实从词义本身来看，把“略通”理解为“开凿始通”并没有太大的过错，而之所以多次出现“略通”的现象，只能说明该道路曾经中断过。这恐怕与秦汉时期的政治变化有关。秦亡以后，五尺道地区中央一度失控，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恢复了割据统治。西汉初期因汉朝实行休养生息，故“关蜀故徽”。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恢复强盛，出于统一岭南和开发西南夷地区的需要，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继续修筑“西南夷道”，就成了西汉王朝必然采取的举措，于是便有了司马相如和唐蒙等人的“略通”。所以，并不能以典籍中多次出现“略通”来否定常颓开通“五尺道”的记载。
　　但常颊开通五尺道，也并不是凭空而造。在史前时代就载有古代巴蜀与夜郎等南方少数民族之间有交流的情况，《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开明立，“位号日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焚”。又《蜀王本纪》等史载：“后一男子名日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朱提”即今云南省昭通市，可见古蜀国的影响力已扩展到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边缘地带。而且，这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如童恩正先生曾指出，滇黔地区春秋战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如青铜剑中的无格剑的渊源，都与巴蜀的扁茎无格柳叶形剑有一定的关系；滇国与夜郎地区的兵器中占青铜戈多数的直内无胡戈，更是明显受到蜀式戈的影响。既然能交流沟通，必然有着沟通道路的存在。因此，常颊在原有的道路基础之上进一步整理修通的观点是合理的。
　　至于为什么称为“五尺道”，《索隐》谓：“栈道广五尺。”《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可见，“五尺道”因道路宽度而得名，具体原因颜师古已经说得很明白，“其处险厄”，这从现存的道路遗址也可见一斑，自然和秦始皇尚“六”没有必然关系。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铜车马来看，也只有四匹马，那么始皇帝为什么没有因为尚“六”而采用六匹呢？所以不能简单地进行这样的对比。因此，“五尺道”正是经过常颓的努力才成为正式的规整的道路，所以五尺道是秦时常颊开通的说法并没有错误。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用以泛称中西交通。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而“五尺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秦汉“五尺道”开发以前，童恩正先生认为南疆之滇、夜郎等族群都进入了酋邦制方国阶段。但西南夷各民族也只能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秦在五尺道地区设置官吏等事件意味着中原的社会统治制度已影响到其原有的政治格局。至汉武帝统一岭南和西南夷地区后，汉承秦制，包括巴蜀人在内的汉民族及当地土著族群继续共同开发南疆和南向交通贸易线，从此南方民族与内地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巴蜀商人沿着五尺道把当地的牛马等物资输入内地，而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入云南、贵州。如昆明羊甫头19号墓（战国中期）、晋宁石寨山10号墓（西汉中期），已出有珠襦及各色绢帛；贵州省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中原汉文化器物占据了主导地位。双方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既给内地的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必然促进中原文化在云贵地区的迅速传播，如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全面碰撞与交流，也必然加速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一体。
　　也有观点认为丝绸从来不是输出品，张骞在大夏国所见的“蜀布”只能指麻布或木棉布，但这种观点恐怕不确。《汉书・地理志下》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其中明确提到“杂缯”，而“缯”是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这在汉代皇帝的赏赐中也多见，如“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等。从《地理志》的记载，可知黄金和丝绸对异域人都有着很大吸引力，这也应该是对当时“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盛况的反映。“南方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为沟通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五尺道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开拓西南边疆时，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所开设的。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其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使其成为秦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促进了汉族与西南民族的融合，为加强中原、西南、印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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