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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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金庸武侠小说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以一种原本_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通俗的类型文学形式，步入了具有纯文学意味的殿堂。这既是中国武侠小说类型意涵的张力所决定的，也是由金庸本人的文学态度所决定的。这再次证明了金庸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金庸小说的成功，有力地打破了某种权力话语对文学的垄断，使文学更具有普惠的意义。当然，要成为“好的小说”，必须拥有相应的态度，付出相应的努力。高玉教授认为，金庸小说的成功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按历时发展的逻辑来进行理解，可以看到“两个金庸”及两个金庸小说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金庸小说成功的秘诀，正是金庸先生从通俗文学走向了纯文学，从而泯灭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鸿沟，做到了雅俗共赏，正所谓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同理，不仅武侠小说如此，武侠电影亦然。刘郁琪先生的文章，以1950年以来的武侠电影为研究样本，生动地揭示了武侠电影的形态逻辑与审美意味，亦可生动说明武侠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身是具有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然。
　　摘要：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关键词：两个金庸；金庸小说；武侠小说；纯文学；通俗文学；新修版
　　中图分类号：1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3-0106-09
　　一、两个金庸与金庸武侠小说三大版本系统
　　人的性格构成是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是这样，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也是这样，金庸的性格就具有多层次性。他是一个雅人，极重视精神生活，把名誉看得很重；他也是一个俗人，追求世俗的生活和享乐。他是一个政治的人、经济的人，极善于权衡利弊；他又是一个文化人，追求情趣和闲适，对利益和金钱很淡泊。他的现实生活常常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办报，写现实针对性极强的社论，和各种生意人打交道且应付裕如；另一方面他又沉浸在想象中，写娱乐性极强的武侠小说，在写作中享受逃避尘世的乐趣，所谓左手写社论，右手写小说。他外表木讷、严肃，但内心“本性活泼”。写《金庸传》的傅国涌曾写《金庸的另一面》称金庸“对金钱不但不是没有兴趣，而且非常在意，甚至可以说锱铢必较，在《明报》内部一直被称为‘抠门’的老板”，“金庸嗜玩‘沙蟹’据说在《明报》创办早期，由于经济拮据，他每次给员工发工资以后，就会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打沙蟹’，然后将他们的钱逐一赢回来”。但另一方面，金庸在金钱上又非常大方，“有一次金庸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讲演完之后，校方不失时机地向金庸委婉提出让金庸捐赠的事。金庸早有准备，拿出支票，当场就签了一张400万元的支票。这一笔捐赠不算少了，校方已是喜出望外。当时校长在喜悦气氛中，不禁异想天开地开了个玩笑说：‘如果再多一个零头就太好了！’金庸看了看对方一眼，二话不说，居然又提笔在400万之后添了零。金庸捐赠了4000万！”
　　在文学方面，不论是修养、爱好还是天赋，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金庸写武侠小说虽出于偶然，但其文学天赋、对文学的热爱和广泛的阅读以及写作训练、作为作家的文化素养等却非偶然。早在中小学时，金庸就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既有雅的经典性文学，也有俗的通俗性文学。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金庸谈到他儿时的读书状况，谈到对鲁迅、巴金等人的理解，他说：“对于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巴金先生几乎是我们唯一喜爱而敬佩的当代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太深刻而锋锐、太强调严肃的社会主义；周作人意境冲淡而含意深远，非我们年青人所能引起共鸣；老舍嬉皮笑脸，似乎不太认真；沈从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写的湘西，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茅盾的革命情怀我们不太了解。”这既反映了少年金庸对文学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文学的偏好。巴金小说属于纯文学，属于那种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小说，但在五四时期的纯文学中又是最富于情感性和感染力的小说，相对通俗、浪漫、轻松，可读性很强，由此可见金庸在文学观和文学喜好上的雅俗二重性。
　　其实大多数作家在文学修养和文学爱好上都具有两面性，文学的雅与俗当然具有性质上的差别，但有时也是层次、内容的不同。人在精神上对文学的需求有如人在肉体上对食物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偏食是有的，但大多数人是肉食、蔬菜、水果都吃。对作家来说，在文学修养和爱好上，大多数人既有高雅一面也有通俗一面，极端的纯文学观念和纯粹的高雅爱好是少见的。由于传统和观念的不同，再加上运行模式、精神向度、社会效益的不同，作家在创作上必须有所选择。金庸的特殊性在于，他最初选择了通俗文学的道路，也在通俗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后来他改变立场，对已创作的通俗文学进行纯文学性质的改造，即大规模、高密度修改，从而在纯文学上也取得巨大成功。
　　所以，我认为有两个金庸，有两种金庸武侠小说。1970年是一个大体的分界线：1955年到1970年的金庸为通俗作家的金庸，1970年到1980年的金庸为纯文学作家的金庸；1955年到1970年创作和一定程度修改的小说总体上属于通俗小说，1970年到1980年创作和修改的小说总体上属于纯文学性质的小说。
　　从版本上说，金庸小说可分为三大系统：“初版本”、“修订本”、“新修本”。初版本指从1955年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开始，到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结束，主要是报刊上的“刊本”和各种单行本。修订本指1970年到1980年金庸对旧作修改之后，在香港明河社、台湾远景及远流、北京三联、广州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修本指金庸于1999年至2006年对修订本再次修订的版本，香港和台湾都有出版，但具体情况笔者不详，中国内地由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2008年全部出齐，名为《新修版金庸作品集》。这只是就大体情况而言，金庸小说版本非常复杂，且不说盗版与翻版，仅就正版而言，学术界至今未能厘清，也许只有金庸自己清楚，但他本人的资料也未必齐全。据倪匡讲，金庸的儿子为了读初版本还得找他借，且“都要还了一部，再借一部新的”。倪匡此话讲于1980年5月，当时修订版出版不久，明河社的《金庸作品集》还没有出全。 　　金庸小说版本的复杂性在于既众多又有差异。林保淳说：“报纸或杂志上直接刊载的版本，可以称为‘刊本’，这是金庸作品问世的首度面世，但并未正式发行印售。”林先生在金庸小说版本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但即便是权威也有很多不甚明了之处，比如这里就有两处错误：第一，不是所有金庸小说的“刊本”都是首度面世，金庸所有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且很多小说不只连载一次，金庸自己就说《天龙八部》1963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笑傲江湖》1967年在《明报》连载，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21家同时连载。不知前一个“同时”是否是日期和内容上的完全同步，不知后一个“同时”是否和《明报》连载同时，但可以肯定有不“同时”、不同步的连载，对金庸小说香港版本非常有研究的陈镇辉说：“部分正版金庸旧版小说，先后有两次连载。”《武侠与历史》杂志由金庸创办，《飞狐外传））1960年至1962年首度在上面连载，“原来除了《飞狐外传》之外，《倚天屠龙记》、《鸳鸯刀》、《天龙八部》，都曾于《武侠与历史》连载过”，只是不知《倚天屠龙记》等在《武侠与历史》上连载时是否有所修改，但可以肯定的是，金庸小说不仅初版本有连载、有“刊本”，修订本也有连载、有“刊本”，比如1971年“5月24日，修订后的新版《碧血剑》在《明报晚报》开始连载”，1974年“12月，修订《雪山飞狐》，同时在《明报晚报》连载”，1979年“9月7日，台湾《联合报》开始连载《连城诀》。9月8日，台湾《中国时报》开始连载《倚天屠龙记》，《工商时报》开始连载《白马啸西风》”，1980年“10月，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这说明“刊本”不仅有不同版本，本身也存在不同文本。同时，金庸小说在最初连载的同时就有各种“书本版”，虽然很多是盗版或翻版，但也有正版而且不只一种正版。陈镇辉详细翻阅过部分金庸武侠小说的连载，发现金庸或报馆偶尔会在连载后的剩余位置答复读者提问，涉及到“书版本”问题，如《碧血剑》“1956年12月6日的连载后，金庸答张兴先生：‘《书剑恩仇录》8集已出齐，《碧血剑》已出至第4集，可请向正式书店购买。’”《射雕英雄传》“1957年10月4日的连载后，金庸答振华先生：‘《射雕英雄传》有单行本，届至第四集。三育、东南、百新、三联等书店均有出售。’”《神雕侠侣》“1959年7月19日的连载后，金庸答XX（按：引文中“xx”为字迹模糊难以辨认者）先生：‘《神雕侠侣》之正版本即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普及版之薄本及厚本，增多已由邝拾记报局出版。’”此类说明很多，结论是：“邝拾记报局发行正版金庸旧版小说‘书本版’，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而武史出版社所出版的金庸旧版小说‘书本版’，应为金庸授权出版。至于胡敏生记出版，发行、代理的金庸旧版小说‘书本版’，也该是正版。”
　　金庸小说经过反复修改，从新修版各后记看，较大的修改一般都在三次以上。如《天龙八部》新修版后记：“《天龙八部》的再版本在1978年10月出版时，曾作了大幅度修改。这一次第三版又改写与增删了不少（前后共历三年，改动了六次）。”《雪山飞狐》三联版后记：“于1959年在报上发表后，没有出版过作者所认可的单行本。坊间的单行本，据我所见，共有八种，有一册本、两册本、三册本、七册本之分，都是书商擅自翻印的。”“现在重行增删改写，先在《明报晚报》上发表，出书时又作了几次修改，约略估计，原书十分之六七的句子都已改写过了。原书的脱漏之处，大致已作了一些修改。”该后记未署时间，内容和明河版、远景版、远流版无差别，而明河版初版于1976年12月，可以肯定这个后记早于1976年12月。新修版后记在三联版后记基础上修改而成，据新修版后记：“本书于1974年12月第一次修订，1977年8月第2次修订，2003年第三次修订，虽差不多每页都有改动，但只限于个别字句，情节并无重大修改。”金庸虽然把修订情况讲得很具体，但仍有很多疑问：金庸从前讲“原书十分之六七的句子都已改写过了”，后来又讲“差不多每页都有改动，但只限于个别字句”，这是矛盾的。1974年修订本后来在《明报晚报》上连载过，1976年明河版应该就是这个文本，而远景版和远流版都是明河版的翻版，笔者核对过，连页码都一样。那么，1977年修订本是否正规出版过呢，三联版是否用的就是1977年修订本，需要仔细核对才能确定。查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还有1985年“4月，第三次修订《雪山飞狐》”，这第三次修订是否反映在三联版上呢，这需要核对，且很难确定，即使能够发现三联版与明河版、远景版、远流版的不同，也难以区别哪些是1977年修订，哪些是1985年修订。2003年的新修肯定反映到广州新修版上来。金庸不厌其烦地修改，有的反映在版本上，但大多数修改都无法从版本上予以确定，其“修改”和“版本”并非一一对应，金庸小说并不是修改一次就出一个版本。同时，金庸小说不仅是文本相同的小说有不同版本，还有文本不同的各种不同版本。由此可见金庸小说版本之复杂，版本研究将是“金学”中一个长久的话题。
　　从传统版本学角度研究金庸小说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但我更愿意从文本性质角度来划分金庸小说的“版本”。我认为金庸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其中有各种版本；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其中也有各种版本。“修改”是写作的应有之义，是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与一般作家写作的修改不同，金庸的“修改”时间跨度长、修改幅度大、文本差距大，甚至发生了文本性质变化，最初的文本和修改之后的文本完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本。所以，我认为，金庸的小说写作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两个部分，由于写作态度、写作方式特别是文学观念的不同，最初的文本和修改之后的文本实际上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本，因而是不同的金庸小说，相应地从写作历程的角度来说，有两个金庸，即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其中大致以1970年为界，之前各种版本为“旧版”，之后各种版本为“新版”，“修订”和“新修”有版本的差别，但没有文本性质的差别，这和传统版本划分有很大差异。 　　二、第一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与金庸武侠小说
　　我认为1970年代初的金庸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写作方式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小说观念和写作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1969年10月开始的《鹿鼎记》的写作中；二是表现在从1970年3月开始作者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用了10年时间到1980年才初步结束，之后到2006年，这种修改一直持续着。
　　《鹿鼎记》新修版后记说：“《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了，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笔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这里的“故意”充分说明了金庸小说观念的变化，主人公竟然不会武功，这不仅不同于金庸过去的小说，也不同于过去所有的武侠小说，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风格、形式的变化，而是文本性质的变化，正如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武侠小说的“变法”之作，《鹿鼎记》由武侠小说变成了“历史小说”，由通俗文学变成了纯文学。武侠小说本来不以现实见长，现实层面上的“真实”本来不是武侠小说的标准，但金庸写作《鹿鼎记》时却非常重视“社会”、“时代”、“现实”以及“真实”，他在新修版后记中甚至说：“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部小说写的是清朝盛世康熙时代的故事，主要抒写的重点是时代而非人物。在那个时代中，可以有那样的故事。”这明显是纯文学的视角、观念和要求。我认为，金庸写作《鹿鼎记》时不仅文学观念与标准发生了变化，因而发生了“文类”变化，而且作者态度也严谨、严肃得多，语言文字相对干净，情节结构更加自然。金庸写《天龙八部》时曾赴英国参加学术会议并到欧洲旅游，小说连载由倪匡代笔，这在纯文学写作中是很不严肃的，但在通俗文学写作中却不算出格。而写《鹿鼎记》时金庸两次外出，都没有请人代笔，而是暂停连载，反映了金庸写作态度上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同样反映在《天龙八部》的修改上，金庸征得倪匡的同意，把这一部分删除重写。正因为写作非常严谨，所以在金庸小说中《鹿鼎记》虽然篇幅最长，但修改最少，“刊本”和修订版本之间差距非常小，金庸曾准备进行大的修改，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改”，为什么不改？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鹿鼎记》写作时的文学观念和他修改其他作品的观念一致，都是纯文学观念，不用大的修改，也没法进行大的修改；二是按“纯文学”观念，《鹿鼎记》的写作已相当严谨，构思精密，疏漏很少，需要改动的地方不多。
　　从1955年开始写作到2006年的修改，金庸小说写作实际上持续了50多年，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作者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金庸的特殊性在于，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不是一般性的风格上的变化，不是题材和情节结构的模式变化，而是文学品质的变化，从通俗文学变成了纯文学。同时，一般作家写作的变化表现在不同作品或不同体裁的选择上，比如前期作品不同于后期作品，从前写小说而后来写散文等，但金庸的变化体现在修改上，是在相同的作品上完成的，出现了同一作品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文本。
　　与大多数作家走上写作之路不同，金庸是偶然进入的，梁羽生写《龙虎斗京华》走红，武侠小说风靡香港，报纸如果不登武侠小说便会失去很多读者，但武侠小说家又非常少，一时之间报纸便出现了严重的武侠小说“稿荒”，金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罗孚“赶鸭子上架”“抓丁”而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多次强调“我写武侠小说完全是为了娱乐”，后来则是为了报纸的需要而写作，但娱乐性仍是重要的特性，他说：“只是为了写武侠小说可以帮助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面写一段。这是有这个必要，非写不可，所以酬劳和一般的情形就有点不同，报馆给我的稿费也很少，假定报纸与我没有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众笑）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后来又说：“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这是70年代之后说的，金庸有意淡化写作的商业化，有意淡化写作的实用功利目的，有意把话说得很轻松，但事实上写小说对金庸的办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明报》草创之初，步履维艰，武侠小说的连载是报纸的重要支撑点，帮助金庸度过了报业的难关，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大难关。所以，当金庸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武侠小说对他的报纸不再有多大意义时，特别是武侠小说不再“娱乐自己”时，便要“金盆洗手”，不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了。
　　对于武侠小说，金庸在写作过程之中和之后都有明确的定位和评价，他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这里“娱乐”的意思是相当贬损的，近于“儿戏”或“游戏”，金庸1960年代末在文学层面上使用这个词时的贬义远多于我们今天，“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和不能“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就是对“娱乐”的具体注释。金庸在1970年代之前虽然自己很喜欢武侠小说，自己也写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给他个人带来了巨大声誉，对他的报业也非常有帮助，但他对武侠小说的评价却相当低，他说：“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什么有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武侠小说本来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作品不管写得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你可以这么写，同时也要读者接受才可以。如果看的人一直不当它是严肃的作品来看，写的人也一直不当它是严肃的作品来写，总是儿戏的东西，而自己却尝试在这儿戏东西里面，加进一些言之有物的思想，有时连自己也觉得好玩。”上述言论的时间是1969年8月22日，金庸已经写了14部武侠小说，“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什么有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也应包括他自己的14部作品。70年代之前，金庸对自己的作品评价是不高的，《书剑恩仇录》完成后，金庸自己说：“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他在接受林以亮等人的采访时说：“一些本来纯粹只是娱乐自己、娱乐读者的东西，让一部分朋友推崇过高，这的确是不敢当了。我觉得继续写下去，很困难。虽然为了报纸，有这个必要。”这不是谦虚，这是金庸当时对武侠小说的真实看法，虽然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由此可见，70年代之前的金庸不仅对整个武侠小说文类而且也对自己的武侠小说持悲观态度，如非因为报纸的需要，也许他早已放弃武侠小说写作了。 　　写作的实用功利目的和娱乐态度，决定了金庸武侠小说最初的写作方式与文本品格。既然为“娱乐”写作，就没有必要那么认真；既然为报纸写作，就要充分考虑报纸读者的阅读喜好。从文学作为一种事业来看，从纯文学角度看，金庸的写作是极不“严肃”的，金庸自己比谁都清楚他小说的问题，他说：“我并不以为我写得很成功，很多时候拖拖拉拉的，拖得太长了。不必要的东西，太多了，从来没有修饰过。本来，即使是最粗糙的艺术品吧，完成之后，也要修饰的，我这样每天写一段，从不修饰，这其实很不应该。就是一个工匠，造成一件手工品，出卖的时候，也要好好修改一番。将来有机会，真要大大的删改一下，再重新出版才是，所以如果问哪一部小说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真的很难答复。其中也许只有《雪山飞狐》一部，是在结构上比较花了点心思的。”对武侠小说的写作，金庸可以说准备不足，“在写《书剑》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那时不但会受《水浒》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受到了许多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影Ⅱ向。有时不知怎样写好，不知不觉，就会模仿人家。模仿《红楼梦》的地方也有，模仿《水浒》的也有。我想你一定看到，陈家洛的丫头喂他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你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一定会说抄得不好。”正因如此，最初的“刊本”存在很多问题，如语言文字缺乏修饰、历史知识错误、前后矛盾、情节不连贯、胡编乱造等，一般武侠小说存在的问题在金庸武侠小说初版本中都存在。真正的写作在创造上是快乐的，在写作过程中却是痛苦的，需要全身心投入，殚精竭虑，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完美的作品需要无数次的反复思考、斟酌、修改。金庸的写作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没有充分的构思，没有修改，只有单一的写作，且是“业余”的，他的主业是写“社评”以及报社管理，白天工作，晚上创作。金庸固然有文学天赋，固然有过人的精力，但金庸不是神，这样的作品如果不经过大的反复修改甚至重写，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金庸的写作方式是一边写作一边发表，即“连载”。连载有各种方式，有的是作品完成之后一段一段发表，有的是大部分完成之后才开始连续发表，有的是一边写作一边发表。金庸的连载是最后一种方式，也是最不严谨的一种方式。金庸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是连载的，每天写一段，到了规定字数就送印刷厂排印。这种状况竟然整整持续了10年，这固然让人佩服金庸的毅力，但同时也让人质疑这种写作的随意性、生硬性。真正的创作是张弛有度的，但金庸小说却是如机器一样制造出来的。这就势必如顾彬所说：“金庸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他所提供的快速消费型文学并不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写作高潮可以持续一天甚至几天，但却无法持续10年，所以我认为“连载”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金庸小说的艺术性，也决定了小说必然存在很多问题。
　　1970年之前的金庸总体上是一个通俗作家，虽然此时的金庸在骨子里具有纯文学的素质和渴求，他写作并发表的武侠小说总体上是典型的通俗文学，虽然这些作品也具有雅的因素和潜质。一句话，金庸是把他的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作的、来运作的，读者也是把它当作通俗文学来阅读的、来消费的。
　　三、第二个金庸：纯文学的金庸与金庸武侠小说
　　1970年之后，金庸的武侠小说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在和林以亮等人的对话中已显出端倪，他说：“数十年后，等到有很多真的好作品出来了，那么也许人们也有可能改变，觉得武侠小说也可以成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假如武侠小说在将来五六十年之内，忽然有一两个才子出来，把它的地位提高些，这当然也有可能。”我没有找到关于金庸本人试图突破及改变武侠小说状况和地位的言论，但他的行动实际上表明了这种雄心。《鹿鼎记》是把武侠小说提高到文学形式的一种尝试，已不再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和金庸已有的武侠小说也迥异，是用武侠小说方式来写历史小说，属于“纯文学”范畴。如果不是为了完善自己的武侠小说，提高自己武侠小说的品位；如果不是为了改变武侠小说的形象，提高武侠小说的文学档次和文学地位；如果不是在文学上有高远的志向比如改变文学史的格局、创造一种文体，很难想象金庸会花30多年时间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幅度的反复修改。钱可能是一种动力，但我觉得钱没有这么大的动力，况且对金庸来说钱从来都不是问题，不修改照样可以出版，照样有读者，并不影响其“钱途”。
　　1970年之后，金庸接受了很多访谈，也到大学和书院演讲，被问得最多、讲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在这些访谈、演讲及部分文章中，金庸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完全变化了。他说：“俗中也有高雅的俗和一种所谓的庸俗的俗。”并不否认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但认为通俗文学也是文学，通俗有“雅”、“庸”之分与“高”、“低”之分，庸俗、低俗的武侠小说固然不好，但令人精神向上的武侠小说未必不好，他发明了“高俗”这个概念，可惜没有流行开来。《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说：“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此文写于1994年，这和1960年代金庸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金庸通过追根溯源，承认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文类价值，承认中国古代就有优秀的武侠小说，也承认武侠小说在内容上的严肃性、内涵上的民族性以及文化品格和思想上的深刻性等，实际上是承认了武侠小说也是很正式的文学，否定了从前认为武侠小说只有娱乐性、游戏性而没有价值的观念。同年，金庸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武侠小说比较能受人欢喜，不因为打斗，情节曲折离奇，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形式。同时也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人情风俗、道德与是非观念。”这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些过犹不及了，武侠小说固然不只是娱乐，但娱乐性却不可否认，打斗和情节在任何时候都是武侠小说的重要特点，武侠小说在艺术上的民族形式，在思想内容上的中国人的情感、道德等当然也是武侠小说的重要内容，但这和武侠小说的娱乐性并不矛盾，而恰恰是相得益彰的。金庸在初写武侠小说时强调其娱乐性，否定其文学和思想价值，而之后又反过来强调武侠小说的思想性、文学价值而否定它的娱乐性，这是很有意味的。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矛盾”，而应从“变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反映了金庸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武侠小说观念的巨大变化。 　　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表现在创作上就是对从前的作品进行大规模修改，这是金庸与一般作家很不相同的地方。首先，一般作家的变化很少有这么大的，很多作家都有变化，但大多是思想观念、写作技巧、审美追求、文体风格上的变化，而金庸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是文学观念、文学性质的变化，前后文学观念几乎完全相反，1970年之前他认为武侠小说根本上是娱乐性的东西，之后则几乎否定武侠小说的娱乐性而强调其思想性、历史性、文化性。其次，一般作家的不同体现在不同的作品中，但金庸小说文类和性质的变化则是在同一作品中完成的，除《鹿鼎记》以外，其他14部小说都有两种不同的文本，“旧本”总体上是通俗小说，而修改之后总体上是纯文学。很多人都被金庸小说的同名迷惑了，再加上现在很少有人能够看到“旧本”金庸武侠小说，或看到了也不愿仔细进行比较，所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金庸武侠小说各种“版本”之间在“文本”上并没有多大差别，不过是有差异而已，这是很大的误解。
　　一般作家也会修改自己的作品，但金庸的修改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结果之差异却十分突出。《书剑恩仇录》三联版后记说：“几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糊涂。”新修版后记进一步称：“第三版又再作修改。”《碧血剑》新修版后记说：“曾作过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这一次修订，改动及增删的地方仍很多。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初版与目前的三版，简直面目全非。”《射雕英雄传》三联版后记说：“修订时曾作了不少改动，删去了一些与故事或人物并无必要联系的情节……也加上了一些新的情节。”新修版后记称：“本书第三版于2001至2002年再作修订，改正了不少年代的错误，黄药师和诸弟子的关系也重写了。”《倚天屠龙记》新修版后记说：“因为结构复杂，情节纷繁，漏洞和缺点也多，因之第三次修改中大动手术。”有些修改与其说是“修改”，不如说是“重写”，作品的面貌和品质都不一样，比如《白马啸西风》，各种版本都没有后记，金庸本人也没有讲修改情况，但实际上，“《白马啸西风》一篇，是专为电影创作的电影故事，发表之后，看了哗然，每有机会，便问：‘这算是什么小说！’金庸可能听得多了，深以为恨，于是花心机彻底改写。改删之多，是金庸修订他的作品中最甚的一篇”。通过对照部分初版本与修订版本及其他资料，修订之后的金庸武侠小说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文字的修饰，不仅通顺，而且非常雅驯、优美；二是增加小说的历史内涵、现实意义、知识和思考等，加强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深度；三是修改情节和人物形象，增加细节，使故事更加合情合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四是改正错误和疏漏及前后矛盾；五是增加插图、印谱，加强形式上的庄重、严肃、高雅。这与初版本的前后矛盾、模仿、形式上的粗糙、错别字多、情节雷同离奇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谈论金庸武侠小说，并没有对“旧版”和“新版”区别看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少有人真正读过旧版，即使是专门研究金庸小说的学者。目前的金庸研究者中，笔者仅知道香港的陈镇辉曾翻阅过金庸小说的“初刊本”，他非常详细地列出了“初刊本”的出版和刊载时间，但却未从艺术上进行文本比较。金庸武侠小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华人，但最初跟踪读“初刊”报纸版的那一代人主要是香港人，这些人中并没有产生金庸研究专家。读“初版”本的人较多，也产生了一些金庸研究名家，除陈世骧以外，如倪匡、潘国森等所依赖的还是新版，《金庸茶馆》的作者多数读的是修订版。潘国森“从中学四年级开始看金庸小说”，但旧版金庸小说也只看过《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和《射雕英雄传》三部。倪匡曾“参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本人藏有金庸旧版小说，并且极力抬高旧版，在情感上更认同旧版，但他的“看金庸小说”从第一到第五所依托的全是修订本，引用的文字也都是修订版的。非常有意思的是，《我看金庸小说》一书在金庸研究上具有开创性，它的写作时间是1980年5月，即《金庸作品集》修订工作全部完成之时。我觉得，倪匡认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初版本很好，是从阅读快感上而不是从艺术上来说的，但阅读快感恰恰是通俗文学的特点、追求和效果，并不能说明金庸武侠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
　　事实上，很多研究者虽然曾读过金庸武侠小说旧版，也声称更喜欢旧版，但谈论的对象却是新版，谈论的时间也是在修订版出版之后，即金庸小说得到广泛认同之后。潘耀明说：“较早期的金庸作品的读者群主要是小市民。他的几部畅销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均在以小市民为对象的报纸刊载。……金庸作品的读者群发展到后来，读者层次不断提升，逐渐为文化教育高的中产阶级所接受，包括专业人士、文化人，后者更包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我认为，从读者群体角度来研究金庸武侠小说非常重要。文学本身的品位层次和文学消费的品位层次具有对应关系，较早的金庸小说，读者主要是小市民，这是由金庸小说旧版的娱乐性、消遣性所决定的，对一般市民来说，读金庸小说主要追求故事情节的惊险曲折所带来的紧张感，追求武功描写在阅读上的身体快感，趣味和快感是其主要目的（当然也会无意识地受到某种教益），阅读通常是较粗略的，对小说的历史性、真实性、前后矛盾、语言粗疏、模仿等问题，市民读者既不会在意也不会去发现。当然，这并不是说金庸武侠小说旧版就没有艺术价值，旧版小说的纯文学因素也是不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是小市民读者对这种艺术性是忽略的、没有感觉或视而不见的。深受小市民的喜欢，正好说明金庸小说旧版的通俗性。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群体后来主要是中产阶级，包括专业人士、文化人，这是由新版的文学性决定的，新版在思想内涵、艺术水准上和旧版很不一样，文学品位、文化品位都有质的提高，正是这种作品本身层次的提高，才有了读者层次的相应提高。对中产阶级和文化人来说，他们读金庸小说，不只是追求娱乐消遣的快感，还希望得到精神和文化的满足，希望完美，希望有思想的深度，希望有文化的品位，他们相对而言读得精细，容不得粗糙。修订本得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人士和文化人的喜爱，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金庸武侠小说新版的纯文学性，一句话，两个不同的读者群体实际上阅读的是两个不同的文本。 　　金庸小说初刊时，包括出单行本，虽然有很多读者，但谈论得非常少，这与文本本身的价值有关，更与读者层次有关，小市民可以读金庸武侠小说，但他们却没有评论的能力。评论是在修订本出现之后，在中产阶级和文化人读者产生之后，“金学”与“金庸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多年来，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出版金庸武侠小说旧版，金庸本人就是不首肯，现在研究的金庸武侠小说实际上是新版的金庸武侠小说，是不涵盖旧版的，我们所说的金庸小说的优缺点其实都是新版的优缺点。有意思的是，有时我们所说金庸武侠小说语言优美、文字流畅、构思精巧、有很强的历史文化意义、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等，但这些在旧版本中恰恰都是问题，或者是不存在的。
　　当然，把金庸小说从总体上分为旧版与新版，并认为旧版主体上是通俗文学而新版主体上是纯文学，这只是就大体情况而言，事实上，旧版总体上属于通俗文学，但它具有纯文学因素，这正是它能够被修改、能够转变性质的根本原因。金庸武侠小说旧版虽然总体上属于通俗文学，但和一般流行的通俗文学是有差别的，比一般武侠小说的层次要高，根本原因在于具有较高的艺术性。1998年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林保淳说：“金庸于此曾花了十年的精力，而其他作家，则一仍旧貌，没有提供最佳面目的机会。”金庸当场给予回应：“其它作家也可以改嘛。”金庸的话是有根据的，也是有底气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可以修改的基础；二是金庸具有修改的实力。和一般武侠小说家不一样，金庸不是为了钱而写作，在满足娱乐性的前提下，他的写作有一些很严肃的东西。最重要的是，金庸在骨子里具有纯文学作家的素养和追求，他虽然是在写娱人娱己的通俗文学，但他坚持不重复自己，绞尽脑汁不断翻新，使他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和其他武侠小说有所区别，从而为后来的修改奠定了坚实基础。金庸武侠小说新版主体上是纯文学的，但它仍然保留了通俗文学的因素，仍然具有娱乐性、消遣性，这也是不能否定的。
　　金庸是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人，最初为了报纸而写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功，但金庸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成功，他显然不满足于只是一个通俗文学作家，因为通俗文学作家在文学史上是没有地位的，他也不满足于通俗文学的成功，因为通俗文学在文学史上同样是没有地位的，他要当一个纯文学作家，要把作品修改成纯文学作品，他不满足于只是小市民来阅读，消遣完了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要提高读者的层次，成为中产阶级、文化人甚至专业人士阅读和研究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这是一个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过程。与一般作家的另起炉灶不一样，金庸花更多的时间对过去的作品进行修改，创造了文学史的奇迹。他的修改非常成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使他的作品进入经典之列，他本人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总之，金庸不具有统一性，写作初稿时的金庸不同于修订旧版时的金庸，前者是一个通俗文学作家，后者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同样，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可以分为两个版本体系，旧版是一个系统，新版又是一个系统，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连载金庸小说以及根据这种连载版发行的各种单行本属于旧版体系，旧版体系总体上属于通俗文学，后来经过修订之后出版的金庸小说包括多次修订出版的金庸小说属于新版体系，新版体系总体上属于纯文学。
　　责任编辑 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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