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客服

咨询热线

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间考辨

作者:未知

  摘要: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于1534年获得皇家特许,有权任命图书印刷、出版人员,可自主组织图书的印刷出版及经营活动。1584年出版首本剑桥图书,此后印刷出版活动从未间断。但人们对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时间莫衷一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官方记录并未直接点明成立时间,论及社史起源时,1534年和1584年均被提及。剑桥社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出版社,已被载入吉尼斯纪录,可为什么学界对它的成立时间存在分歧?我们该如何界定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确切成立时间?本文将审视剑桥社起源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从多个方面分析相关时期大学图书生产的情况,为剑桥社的确切成立时间正名。
  关键词: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间;考辨
  一、学界对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间的分歧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间的认定并不统一,其中最常见的有两个版本:一说是1534年,以英王亨利八世授予的皇家特许状(TheLetters Patent of 1534)为标志,特许状授权:大学有权聘用、任命三位书商或印刷商;被任命的书商和印刷商可以印刷任何书,可以在任意地方买卖这些书;他们的许可证和经营权只需通过剑桥大学认证。这张特许状是剑桥大学印刷和出版事业得以创立和发展的根基。另一说是1584年,以剑桥大学出版第一本图书并开始不问断地出版发行为标志:剑桥大学在1583年颁发许可,正式任命Thomas Thomas为“大学印刷商”,他在1584年印制出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剑桥图书《论主的圣晚餐》(Two Treatises of the Lord HisHolie Supper),自此剑桥大学就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印刷出版活动,比1585年开始出版活动的牛津大学还要早一年。两种说法都足以使剑桥社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出版机构和大学出版社。
  学者们对剑桥社史的研究起点各不相同,对剑桥社起源时间的认定也很不一致,例如:SydneyCastle Roberts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之史(15211698) (A History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521-1921)将1521年作为剑桥社史的起源时间。David McKitterick的剑桥史巨著三卷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史》(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第一卷副标题叫作《剑桥的印刷和图书生意(1534-1698)))(Printing and theBook Trade in Cambridge, 1534-1698)将1534年作为社史研究的起点。Michael Black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和《剑桥大学出版社(1584198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841984)把1584年认定为剑桥社的成立时间。而DonaldFrancis McKenzie的《剑桥大学出版社(1696171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696-1712)则从1696年开始。
  中国学者对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时间少有考证,大多默认1534年为始,如:阮光页的《剑桥、牛津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启示》(2001),徐栩的《世界知名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化发展之道——以剑桥社、牛津社为例》(2015);部分学者以皇家特许状的颁发为出版社成立的标志,如鲍红的《细分牛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罗茜的《商业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的典范——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与现状探寻》(2016)等,即认同1534年为建社时间。仅有极少数研究者持不同观点,如刘亮的《剑桥大学史》,其附录列出的剑桥大事记中,“建立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时间为1584年。
  實际上,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官方记录中,对于社史的开端是这样描述的:“大学出版社起源于1534年亨利八世的皇家特许状”,“在1583年ThomasThomas被任命为第一位执业大学印刷商之前,大学的印刷事业并未真正开始”,“大学在1584年出版第一本剑桥图书并开始了不间断的图书生产,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出版社”。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给出的认证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出版机构。它以1534年亨利八世的皇家特许状为基础,从1584年第一本剑桥图书问世开始持续运营至今。”
  这样看来,1534年、1583年、1584年都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有关,鉴于官方没有给出直截了当的界定,人们对剑桥社的确切成立时间莫衷一是。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官方描述中看出剑桥和吉尼斯都倾向于将1584年作为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到底是如何确定的呢?本文将审视剑桥社起源前后几个关键时间节点的社会历史背景,从多个方面分析相关时期大学图书生产的情况,为剑桥社的确切成立时间正名。
  二、1534年之前的剑桥图书贸易
  剑桥大学成立于十三世纪初,剑桥的图书生意早在十四世纪就开始了。
  印刷术普及前,人们依靠手抄的方式复制书籍,书昂贵又稀少,以此为生的行业包括造纸、油墨、誊抄,还有书业万金油——书商(stationers),这个词被长期沿用下来,有书商、文具商的意思。书商买卖新书、旧书,也会装订。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按照购买者的喜好,在购买时才装订的。
  随着大学城的书商增多,大学开始管理书商,任命自己的官方书商(official stationers,或CambridgeStationers)。这些书商被赋予既定的地位和职责,还要穿特别的学术袍出席某些仪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复制、装订、存储、销售大学图书馆、教师和学生需要的图书。他们不仅提供书籍,还要评价书籍,对其估价。那时图书是奢侈品,甚至被一些穷学生当作保证金或抵押品,书商则负责监督这一交易行为。16世纪初期,剑桥有三位重要的书商,来自荷兰的GarretGodfrey. Nicholas Speryng和Segar Nicolson。他们都是外籍的新教徒,传播宣扬欧洲新思想的书籍。   需要注意的是,与剑桥书商存在竞争的是伦敦书商(伦敦书商同业公会London Guild of Stationers,后成为Stationers' Company书商公司),他们早于剑桥书商存在,曾是大学非常依赖的图书供给来源,因此伦敦书商对剑桥书商独立于他们的组织并在大学享有特权非常不满,更无法容忍外国来的书商分食自己的生意。所以伦敦书商想尽办法阻碍剑桥图书贸易的发展,这也为剑桥大学之后的印刷、出版事业的起步埋下了隐患。
  1450年前后,新印刷技术从德国传播开来,1476年传人英国,当那些在德国、意大利学会了手艺的印刷匠人来到剑桥大学时,时间已经走到十六世纪了o1520年,德国印刷匠John Siberch来到剑桥,建立了一个小印刷社,从1521年开始用新罗马字体生产了十本书(当时传统图书使用哥特字体或黑体字)。他自称为“英国第一位双语印刷匠”,因为他拥有拉丁文(当时学界的世界语言)的铅字和希腊文(新人文学术的语言)的铅字。可惜他的印刷社只维持了三年。1523年英国出台本国保护法令,要求外国印刷匠只能雇佣英国人做学徒,对工人人数也多加限制。剑桥大学那个时候还没有皇家特许,不能授权任命自己的印刷商,所以没有办法保护Siberch,加上伦敦书商的不满和敌对,剑桥大学的印务也不充足,印刷社支撑不下去,妻子死后,心灰意冷的Siberch就回到德国去了。
  剑桥大学的印刷活动在1520年随着Siberch的到来首次启动,剑桥大学内有了第一所印刷社,1521年生产了第一本印刷书,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剑桥社史的研究学者将剑桥社的起点定为1521年。然而,Siberch的印刷活动既非官方,也不连贯。剑桥大學的印刷事业昙花一现,就此暂停。因此1521年不能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时间。
  三、1534年的皇家特许状
  大学需要图书,必然需要管理和保护大学的书商和印刷商。Siberch的离开使剑桥大学意识到拥有任命授权的必要性。1529年,剑桥大学向上议院大法官提出请求,申请将大学任命官方书商的传统固定为正式法规。
  于是在1534年,亨利八世颁发皇家特许状(TheLetters Patent of 1534),批准了大学任命“大学书商”的申请,更把特权延伸到了“大学印刷商”上,明令:第一,剑桥大学可以任命三位官方书商或印刷商;第二,剑桥大学可以印刷“任何种类的书籍”;第三,剑桥大学可以在“任何地方”销售书籍;第四,大学是唯一能承认并授权及审查这三位书商、印刷商的机构。这张特许状不仅使大学在图书生产和贸易上享有高度自治权,更是剑桥大学印刷和出版事业得以创立和发展的根基,是之后剑桥与其他机构产生纠纷时的尚方宝剑,也是敦促大学不断反省自身职责的一个重要准绳。正是因为特许状在剑桥社历史中的根本性地位,许多学者将1534年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时间。
  得到特许状后,剑桥大学马上就任命Godfrey.Speryng和Nicolson为“官方三书商”,却没有任命“印刷商”或动用与印刷相关的特权。1534年至1584年的五十年间,官方书商们持续为大学买卖图书,但却没有印刷或出版行为。事实上,剑桥大学在1576年曾任命过一位“印刷商”Kingston,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他并未为大学印刷任何书。
  针对学界长期存在的1534年和1584年两说,这里我们要把研究问题进一步细化为:1.为什么剑桥大学的出版事业没有从特权颁发的1534年开始?2.为什么剑桥大学在五十年后的1584年开始了连续的印刷出版活动?没有史料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及宗教背景来推测剑桥社无法建立和最终建立的缘由。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仅持有许可,却没有印刷商,也没有印刷出版活动的大学只是“有权无实”,不应认作设有出版社。153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并没有建立起来。
  四、1534年之后的“无需”和“无奈”
  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国内正在经历汹涌的宗教改革运动。处在政治宗教旋涡中心的亨利八世急需智力同盟和宣传机器,思想文化精英汇聚、神学院声名远播的顶尖大学便是绝佳的选择。因此面对剑桥大学1529年提出的任命“大学书商”的申请,英王在1534年特许状中,不仅对书商给予保护,还不寻常地额外特许“印刷权”,并将许可、授权和审查权交给了剑桥大学自治,即剑桥大学可以不受制于大主教教区(星法院、伦敦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管辖,其用意也不言而喻。
  然而,即使英王有意培植,剑桥大学却并没有开始印刷出版事业,这其中既有“无需”也有“无奈”。
  从大环境来说,英国当时的政局并不稳定,这期间剑桥大学不论在教育、思想、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受到政府严密的监视和审查,这些行为反映出政府对抑制异端的焦虑和对大学自治的不信任。如果说出版社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依靠经济、教育或意识形态上的稳定和信赖,那这段腥风血雨的年代确实不适合大学建立出版社。
  从内部因素来看,剑桥大学本是宗教学、神学的高等学府,由于王权动荡和宗教革命,几个神学院自1530年代开始学生人数锐减,1520-1544年间,剑桥平均每年的全部学生人数大概78人,1536年只有57人。著名学者纷纷离去,学院日渐穷困,在这样财务困难、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并不需要自立出版社了。
  另外,来自于伦敦书商的恶意阻挠也许是剑桥大学无法成立出版社最直接的阻力了。自从1534年剑桥获得了国王特许后,伦敦书商就十分眼红,他们利用市场和经济优势,压制剑桥大学书商,空有皇家特许状的剑桥大学无力反抗。1557年,伦敦书商同业工会也拿到了类似剑桥的皇家特许状,成立书商公司(Stationers' Company),将自己的特权正式固定下来。它一方面接受女王的保护,可以限制任何人进入图书买卖、印刷等相关行业;一方面也要接受审查和登记,防止任何叛国、异教的言论出版。伦敦书商此时开始承办印刷业务,越来越像印刷商和出版商。其中少数人开始垄断图书专营权,1557年皇室书商Christopher Barker获得特许,垄断性拥有所有英文圣经的唯一印刷权。面对风头正劲的伦敦书商的威胁和敌对,剑桥大学的三位书商无力应对,自然也无人敢承担起建立出版社的重担。   因此,在多重阻力的作用下,大学的印刷出版事业没有在1534年起步。
  五、1584年——五十年蛰伏后的成立
  经过五十年的蛰伏,1580年代的剑桥大学已是今非昔比。1583年,大学终于决定行使特许状中的印刷特权——1583年5月3日大学颁发许可(Grace of1583),任命Thomas Thomas为大学印刷商。从法律上讲,这道许可令就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的行政起点。Thomas在1583年底已经开始印刷一本书,但是该书没有印制完成,也没有出版发行。如果按照出版社研究学者的惯例,真正的出版是以出版实物的产出、发行和售卖为标志的,那么1584年Thomas以剑桥大学出版社之名印刷出第一本公开发行、售卖的书《论主的圣晚餐》,才正式宣告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成立。
  那么,是什么条件的改变使得剑桥在五十年的推迟后建立起出版社?
  首先,大学内在的教学需要应该是主要的推动因素。1580年代,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日趋稳定强盛,宗教改革尘埃落定,大学人口在1560-1570年代迅速增加,到1580年代平均每年入学考试人数已经有344人。学生和教员数量的增长,拉动了对入学考试、教科书的需求,为大学立社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同时,伦敦书商追逐利润,热衷于对《圣经》等盈利丰厚的图书专营权的争抢,不太愿意参与市场小、印数少、价格低、二手率高的不赚钱的教科书印刷、出版,已经无法为大学提供令人满意的货源。因此剑桥大学愈发感到在校内开展印刷出版的必要性。
  其次,从社会环境来讲,宗教限制日渐宽松。1575大主教去世之后,限制解除,各种版本的圣经开始在英国印刷,剑桥作为文化思想和宗教神学研究的最高学府,当然不甘落后。1580年代,剑桥的新教激进派思想已成为了清教正统,他们不满于宗教改革的现状——圣公会的中庸之道,急需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传播出去,同时不希望受到伦敦教区的限制。曾被亨利八世特许的印刷自治权再度被记起。
  最后,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大学和伦敦书商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1530年代,原本相互竞争印刷垄断权的伦敦书商,面对刚得到特许的大学时突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压大学书商,而这种表面的团结只是出于对竞争者的惧怕和对共同利益的维护。1550年代,获得女王特许状成立书商公司后,书商的利益共同体有了皇权保障。而到了1580年代,印刷商数量过多,几个大书商霸占了盈利书籍的专营权,公司内部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共同利益被打破,团结表象瓦解,书商间出现了争夺专营权的抗议活动,未得到授权的非法印刷屡禁不止。而相比之下,剑桥大学经济状况好转,教学需求的增加使其意识到自主印刷出版的必要性,因此在与伦敦的争端中更加坚定地支持自己的书商。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1570年代,剑桥所依赖的水运枢纽利河得到整治,交通状况提升,为剑桥从伦敦等地运送印刷所需的原材料带来更大便利。
  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剑桥大学终于在五十年的延迟后开始了印刷出版活动。1584年,Thomas印刷出版了剑桥大学的第一本书《论主的圣晚餐》。自此,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了持续至今四百多年未间断的运作。
  六、1696年的“公共出版社”
  除了1521年、1534年和l584年这三个年份和剑桥社的成立有关外,还有一个时间点也引起了剑桥社研究者的关注——1696年。
  自成立到十七世纪末的一百多年,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童年期,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剑桥社在和伦敦书商的持续争端中缓慢成长。1591年,剑桥大学出版了第一本剑桥社版圣经,打破了伦敦书商一直以来对圣经印刷的垄断权。面对书商公司的控告,剑桥指出皇家特许状赋予了剑桥“印刷任何种类的书籍”的权力——当然包含了《圣经》。其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又凭借皇家特许状多次获得与书商斗争的胜利。出版社和伦敦书商之间的争端实质是两个特权之间的对决——剑桥大学的特许状和书商的专营执照,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剑桥大学的权利更占优势。而且从品质上看,剑桥社的圣经及其他教科书印刷准确、设计精美,是伦敦书商难以企及的。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伦敦才是全国的图书销售中心,剑桥大学需要依赖这个市场,所以即使官司打赢了,图书品质更优秀,剑桥大学仍然处在劣势。
  为了争取一点安宁,剑桥也时常要对伦敦书商妥协,签订“休战”协议,不涉足伦敦书商垄断的畅销书印刷或只印刷限定数量。然而这样的妥协,结合大学印刷商的私人经营,渐渐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此时出版社的性质是:由大学任命的“大学印刷商”以剑桥大学的名义经营的私人出版社。虽然印刷商要服从剑桥大学的管理、满足剑桥大学的图书要求,但出版社是其私人所有,剑桥大学并不拥有出版社、书店或任何印刷设备,这就意味着出版社的经营很可能是受利益驱动的,进而很可能被伦敦书商控制。例如16691705年任职的John Hays就为谋取私利,收受伦敦书商钱财,沦为伦敦书商的代理人,为其掌控剑桥大学出版社。即使没有Hays这么僭规越矩的行为,更多情况下,经营者为追求利润,更倾向于放弃高风险低利润的学术图书出版,而选择与伦敦书商达成协议,为其印刷圣经、年历等畅销书,轻松拿钱,使出版社沦为伦敦书商的印刷厂和存货仓库。
  正是基于对这种状况的不满,1696年,剑桥大学校长Richard Bentley启动了“公共出版社”的改革。所谓“公共”是指剑桥大学拥有出版社,剑桥大学出资购买新的印刷设备,建造厂房,Bentley为出版社争取到了充足的资金进行扩建,并聘请了對学术出版感兴趣的新经营者Crownfield。由于伦敦书商的支持和控制,老印刷社还是由大学印刷商Hayes家族经营着,由Crownfield管理的新式学术出版社在老印刷社隔壁并行运营。1705年Hayes去世,Crownfield成为剑桥大学印刷商,伦敦书商对剑桥大学出版的实际控制终于结束。1698年大学还任命了一组资深剑桥教授作为“监理人”,他们分成几组,每月轮值,每周开会,监管收支,Crownfield要向他们报告。   这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历史上的首次改革:剑桥大学动用资金建造厂社和购买设备、聘请企业管理者,标志着出版社所有制和雇佣关系的改变,而设立由本校教授组成的监理委员会则标志着管理模式的进步。这次改革使剑桥大学真正拥有了出版社,确立了剑桥社作为一个学术出版社的最基本原则:由大学所有,由高级学者监管,目標是出版学术著作,为使大学成为一个更好的教育、宗教、学术和研究之所而服务。因此也有学者将1696年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建立的起点。
  但我们要看到,从1584年到1696年的一百多年间,虽然由私人经营,并与伦敦书商纠葛不断,但在这个纷扰的过程中,剑桥出版社顶住压力出品了不少经典之作,渐渐培育和磨砺了自己作为大学出版社的志气,形成了不同于商业出版社的责任感和高品质的出版特色。因此1696年的“公共出版社”只能看作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成长中的一次纠错、一次改革、一次升级,而不是起点。
  剑桥社真正的起点是:大学出版社拥有了宪政基础——皇家特许状;行使了大学的许可令——任命了大学印刷商;建立了印刷出版实体——位于剑桥校园内的印刷社;开始了图书出版活动——持续的以大学之名、为大学所需印刷、发行、售卖书籍。那一年是1584年。
  参考文献:
  [1]Roberts S C A historv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211921[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McKitterick, David.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ry Press,Volume 1, Printing and the Book Trade in Cambridge, 1534-1698[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Black, Michael H. A Short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st edition),2000(revised 2nd edition)
  [4]Black, Michael H. Cambridge Universitv Press, 1584-1984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1st edition),2000(revised 2nd edition)
  [5]McKenzie,D F.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96-1712:abibliographical stud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1st edition), 2009(2nd edition)
  [6]阮光页.剑桥、牛津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启示[J].现代出版,2001(3):57-59
  [7]鲍红.细分牛津剑桥大学出版社[J].出版参考,2002(23):30-31
  [8]徐栩,世界知名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化发展之道——以剑桥社、牛津社为例[J].出版广角,2015(8):12-14.
  [9]罗茜,等.商业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的典范——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与现状探寻[J].皖西学院学报,2016(1):98-103.
  [10]刘亮剑桥大学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11]埃文斯剑桥大学新史[M].丁振琴,米春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2]剑桥大学出版社历史[EB/OL].http://www.cambridge.org/about-us/who-we-are/history
  [13]世界上最古老的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EB/OL].http://wwwguinnessworld re cord s.com/world-record s/olde st-p rinting-andpublishing-house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5/view-148533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