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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开发区二十年前的起步

作者: 朱秉衡

  成立筹备领导小组      1984年4月,广州市委决定开始建设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4月24 H成立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建领导小组。小组由7名成员组成,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朱森林任组长,而当时负责组织开发区论证工作的是市委研究室,时任市委政研室主任的缪恩禄出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小组的四个成员分别是:时任市外经委副主任的过沛南,时任市冶金局局长黄瑞源,时任市建委副主任董明训,时任市商委委员胡大任。后来增加了副市长石安海任副组长,这七个人组成了开发区筹建领导小组。为配合领导小组工作,调进了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领导小组办公主任,由时任市旅游局副局长、东方宾馆总经理的杨献庭担任;另一个是时任市委办公厅综合处副县级干事的我。
  
  第一次筹备会议
  
  为什么会点我呢,纯粹事出偶然。在之前,我受处长的指派,到广州立德粉厂、龙门县去蹲点。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是朱森林同志的挂钩联系单位,办公厅指派我前往,作些々项调查,定期撰写情况报告给森林同志参阅。当我结束蹲点工作返回市委办公厅报到,恰好当天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朱森林办公室召开。因一同开展蹲点工作,朱森林对我有所了解,朱森林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我前往其办公室,担任会议记录。我由此机缘巧合参加了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从此,成了领导小组的常任秘书,负责小组的日常工作。
  首次会议的时间大概是1984年的4月底或5月初,当天出席会议的就是9个人――后来有人戏称为开发区建区的“9条汉子”,因为清一色是男人。当时参加会议的成员,都不清楚开会的内容是什么,更不清楚开发区是什么。朱森林在会上表示,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要建设开发区,市编办已经成立了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小组成员要离开原工作单位,到筹备领导小组上班,开展开发区的筹备工作。当时就决定了几件事情:一是要确定筹备组办公的地方,赶快亮出招牌;二是起草一批文件,例如规划等,需要呈请中央正式批准;三是要进行开发区区址的选点。
  当时对开发区的设立,中央的文件提法非常简单,实质上只出了个题目。经济特区的创办已经有几年,深圳、珠海、蛇口工业区等都已经初具规模,1984年春节后中央召开了14个沿海城市的座谈会,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提出要参照经济特区的经验,继续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要在这些沿海港口城市,各选择一块地方,按照经济特区的政策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会议纪要”也就成了开发区的“出生纸”。会议之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就根据会议精神,组织班子进行研究怎样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一个办公地点
  
  当时选定了东方宾馆副楼的一个会议室1262房作为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处办公地点,面积100平方米左右。为什么会选择在东方宾馆设市办公室呢?因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献庭原来是东方宾馆的总经理,通过他租用的。也因为他曾经是东方宾馆的总经理,在那里办公方便,可以沾点光。
  办公室的招牌是由我用仿宋体手书:“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两尺宽四方的白纸,底下用蓝色墨水写了一行英文:“Guangzhou Economic & Technologic Development District”。当时对“区”的英文单词用的是“District”,广州开发区的简称就成了“GETDD”。后来根据这一缩写,由我设计了开发区的第一个标志。在挂这一招牌的时候,我还是有档案意识的,特意让人给我照了一张挂招牌的照片。一年以后,有一个学英语专业的人士告诉我,用“District”翻译广州开发区的“区”是错的,准确的用词应该是“Zone”,“District”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的意思,是一个大的区域,比如哥伦比亚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广州开发区这种经济功能区域,应当翻译为“Zone”,即园区的意思。但那时候,“GETDD”已经在全世界范围使用了,于是我说,不改了,将错就错吧,况且也错不到哪里去,将来说不定开发区真的发展成为足够大的“District”。至今,全国的开发区中,仍只有广州开发区是用“District”,其他都用“Zone”。这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在翻汉英字典查“区域”一词的时候,“District”比“Zone”早出现,没有详细看两者的区别,想当然用了这个词。
  
  第一笔开办费
  
  广州开发区的初始资金或者说初始开办费是多少呢?就2万元人民币。当时为解决筹备小组的办公经费问题,筹备小组组长朱森林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向市财局写一张条子,要求给筹备领导小组划拨办公经费1万元。80年代万元户已经算是很富裕了,1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1万元对于开发区的筹备工作而言,显然太寒酸。在我的请求下,朱森林又很大方地在“一万元”的“一”字上添了一横,便成了“二万元”。我就凭着这张条子到市财局要了两万元,作为筹备小组的运作经费。经费取回来之后,由市委办公厅行政处代管,凭我批的条子报销。开发区第一笔的经费就是这两万元。至于向银行借贷、国家的开发贷款,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开发区财政可支配财力一年40多亿元,20年间,从2万元到40多亿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奇迹。
  
  第一批财产和第一笔开支
  
  开发区购置的第一批财产,是10张办公桌,每张单价是37元,劣质木头做的,俗称“一头沉”的办公桌,开发区的第一笔开支是370元。当时小组只有9个人,为什么买了10张呢?因为想预多一张给后来者用。当时租了几辆三轮车,将这些桌子拉到东方宾馆,但是东方宾馆门卫死活不让搬进去。当时东方宾馆是广州市最高级的宾馆,也是唯一的一家星级宾馆,是接待外宾的涉外酒店。门卫说,这样的桌子竟然敢拉进东方宾馆?不让进,只好又找杨献庭,才顺利的将10张桌子拉进东方宾馆,搬到1262房,顺着窗户边就摆开了。朱森林只是挂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主要的职务是市委副书记,他没有到这边办公,而杨献庭在东方宾馆本来有独立的办公室,也没有要我们的办公桌,其他7位成员就集中在一个房间办公了。开发区就是这么开张的。
  
  第一张名片和第10个人
  
  开发区创造过好多的第一。比如在广州市,第一个印制并使用名片的,是广州开发区。当时国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名片是什么,开发区既然是要面对外商的,是涉外的,与外商、港商见面给一张名片,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们也要印名片。广州公务员用名片,开发区筹备小组是第一比。当时我依样画葫芦,按照见过的名片的形式、大小,写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 公室,某某某,加上标志“GETDD”,就这样设计了开发区历史上第一张名片。
  名片画好之后,要找地方印刷。当时广州没有印名片的地方,印刷厂还是铅字排版油印,就想办法找印刷厂,印刷厂归谁管呢?找广州市轻工局,因为印刷厂都是轻工局管的。我找到轻工局的黎局长,表明需要印刷所画的名片。局长也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说,让生产业务处负责人为你办。马上找生产业务处负责人余琪春。刚好他在,如果当时是其他人在,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后来到开发区工作了,也就不会在开发区的历史上有余琪春的名字了。他后来成了开发区第一任的行政处处长、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余琪春来之后,局长对他说,市委需要印这个东西,你帮帮小朱。余琪春要我和他一起骑单车去位于西关的印刷厂,那厂长表示,这个东西可以印,不过就是麻烦一点,既然是市委要的,可以给你印。印9个人的名片,每人一盒两百张,需要重新刻字模,一个星期才能交货。一个星期后,是余琪春骑着单车,用一个小布袋装着九盒名片,到东方宾馆找我交货。名片印刷效果不错,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当时那些名片了。如果能找到一张,那可是开发区的文物!
  交货之后,余琪春留下来聊天。他问我开发区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筹备小组规格这么高,市委副书记是组长,那些局长只能当成员,你这个机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我向他吹牛:市里要划一块地方,建设开发区,实际是广州的经济特区,这个区将来都是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听我把开发区的前景描绘了一番,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里收不收人?我也来干,怎么样?我当时一口就回答:当然收啦。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天天都忙得不得了。你愿意来,当然好啦!他说我是认真的,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说:你明天就来!
  这样,除了筹备小组的九条大汉,第十个工作人员是余琪春。第10张办公桌刚好给他用。他来了以后,就当我的助手,帮我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他年纪比我大,比较稳重,所以什么行政、财务、后勤事务就交给他负责。到12月份成立管理委员会的时候,他成了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管行政一直管到退休。是印名片这件事“成全”了他。
  
  选址与规划
  
  1984年的5月份到6月份,筹备领导小组的工作主要是为开发区选址。找了广州规划设计院、上海规划设计院和四川的规划专家,还请了香港的测量师,总共四个单位来协助我们选点和编制区域规划。最后拿出来讨论的有三个方案:
  第一个选址是番禺大石那一带,现在的广州大学城一带。
  第二个选址是现在的珠江新城往东到员村地区。现在的珠江新城,当时还是郊外。员村有一个旧的工业区。
  当时为什么放弃了番禺呢?因为番禺是水网地带,交通很不方便,没桥没路,交通要靠渡船。尽管那块地非常好,但是短期内交通没办法解决,就放弃了。
  珠江新城到员村那一带为什么又放弃了呢。地方本来也很好,如划进去,现成有一批工业企业,有基础。放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离市区太近,不好。另一个原因是,员村工业区的企业多数是“大跃进”的时候建设的,起点低,污染大,公共设施水平不高,光是改造老企业、改造公共设施就够伤脑筋的,只好放弃。
  第三个选址就是后来开发区西区这块“金三角”了,在黄埔区的东部。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好,好在哪里呢?第一,这里有一个码头,黄埔新港,深水港,是码头区,便于对外交通运输;第二,离广州有适当的距离;第三,人烟比较稀少,人口迁移等等任务相对没有那么重。
  选点定了以后,就草拟区域规划方案,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57平方公里。以现在东区南岗桥为东面边界,一直往西到标致汽车厂,把文冲船厂、黄埔新、老港和大沙地等地区都包括进去,总共是57平方公里区域。但这个方案涉及面积太大,很快被否决了。
  第二个方案是33平方公里,也是以南岗桥为界,一直到文冲船厂。按这个方案,文冲船厂是划进开发区了。当时比较认真地讨论了这个方案。
  最后,是谷牧同志来确定的,他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沿海开放工作,最后定的是9.6平方公里。当时为什么这么定呢,是这么一个理由:这个区域必须要相对封闭,易于监管。谷牧说,33平方公里、57平方公里这两个方案都没法封闭,没法监管。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在里面,怎么监管呢?西区三角区一边是珠汀,一边是东江,一边是横�河,刚好是一个自然隔绝的地方,只有一条横�河桥,桥一卡住,就伞封闭了,易于监管,相对隔绝。当然也考虑了其他因素,有新港码头在里面只有西基村和秀丽农场有一点居住人口,搬迁工作量不大,拆迁容易。
  这个方案,是谷牧同志、朱森林同志、许士杰同志和开发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的同志站在横�河桥桥头七定的。我在场。把一个地图铺开,谷牧说:就定这个岛吧!这块地方地图上标示不到7平方公里。面积太小,最后就加了一个大蚝洲岛,这个岛是1.8半方公里。就这样,开发区9.6平方公里就定下来,就按照这个起草规划可行性报告。这个报告应该是9月份或10月份正式通过市委、省委报到国务院。北京批回来大概是12月初,这就正式揭开了开发区建设的序幕,开发区建区筹备上作基本结束。
  实际上,5、6月份选址定点的时候,已经开始吹沙填土了。当时吹沙填土主要是两个单位去运作,一个是航道疏浚局,它有疏浚能力,就全部委托给它,沿着珠江铺开吹沙填土工程。开发区有进出口权,当时进口了200台翻斗车,租赁给当地农民做挖山填土工程。工程只能委托农民做,由此开始了土方工程给当地农民做的先例。这也是开发区为当地农民创造的第一次就业机会,也是当地一些农民在开发区掘的第一桶金。现在黄埔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有的就是那时为开发区运沙石起家的。等到国务院批复下来,到12月份奠基,我们已吹出了二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了。
  当时开发区只有一条两车道的夏港路,通往新港码头。吹沙填土工程搞了一年,当时道路两旁管网交错,众多硕大水管将泥沙从东江里浩浩荡荡地泵到岸上来,东江前后4公里范围内河段的泥沙全部抽到岸上来了。另一边,200多台翻斗车把北面山岗的泥土运到开发区填埋,一片尘土飞扬,北部的几个山岗全部推平。当时开发区的人上班都只能穿着水靴。全区6平方公里平均填高了两米多。可以说,开发区西区的土地,整个是人工填出来的。
  
  第一个招商会
  
  开发区还没有正式奠基,但我们已开始着手招商。1984年9月,广州市组成空前阵容的经贸代表团,率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先,前往香港开招商会,主题是“洽谈、交友、调查、做生意”。开发区随团出访,这是开发区第一个出访的团,团长是朱 森林,唯一的一个参团代表就是我。由于开发区是新鲜事物,引起了港商极大的兴趣,众多的客商前来洽谈,招商会场广播叫人,喊的几乎都是广州开发区朱秉衡先生。开发区第一次赴港招商签订的第一批项目有7个,全部是港资项目,都是我草签的项目协议。
  开发区历史上第一个签约的外资公司是香港唐石毅先牛的南海洋行,是一个综合项目,包括石油生产、加工、销售等。作为外资项目第一个动工的就是南海洋行投资的,现在位于开发大道与志诚大道交界处的云海加油站,是开发区引进的第一个外资项目。
  
  开发区的奠基典礼
  
  1984年12月28日,举行开发区奠基典礼。那天北风呼呼,很冷,我们请了三千宾客来参加,包括广州市所有副处以上干部。还有很多境外的主要是香港的来宾。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时选平同志也出席了,主礼嘉宾,执铲培土奠基。
  为了搞奠基礼,做了一块奠基石,就是现在立在管委会门前的那块,是由文冲船厂借调来协助工作的叶明负责去做的。他跑去银河公墓,求刻墓碑的工匠刻了碑文。
  碑刻好后,连夜搬到现场。当时吹沙填土刚完成,水还没有流干,底下还是浮动的,临时拉了一些石粉铺在上面,垫出一块500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用竹木搭了一个牌楼,找了一串当时最长的几百万头的鞭炮,接起来有30多米长,准备点炮用。我是现场总指挥。领导讲完话,奠完基,就点炮。谁负责点炮呢?就是后来任区国资公司副总的孟宪康。由于那天北风太大,一点,多头着火,鞭炮都蹦起来了,很多处被拦腰点着,五六个头同时爆,非常火爆,横的竖的,把领导们蹦得一个个像在跳舞狂欢。缪恩禄大喊:小朱!你搞什么名堂!赶快灭掉,赶快灭掉!我说,怎么灭啊?
  天气太冷了,奠基后,人们匆匆散去。那块碑石随便铲了一点土,很浅地埋在那里。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去找那块石碑,到那一看,傻眼了,没了!那么重的石碑是不会有人偷的,但就是不见了。实际上,它是沉下去了,因为地底下还是淤泥和浮沙,石碑一个晚上就沉到地下去,而且顺着流沙漂走了。两个月以后,建厂房挖地基,在离原来奠基点大概有几十米外的地方把它挖上来了。负责工程的龙义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找到了。我说,好,找到就好,这是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你要保管好。他问,放哪里保管呢?我说,搬到我办公室来。我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底下,当垫脚石。三年以后,1987年,管委会大楼建好了,我才叫人把那块石头搬到管委会大楼前面的草坪竖起来。它可是开发区历史开端的见证物。
  
  开发区建设指挥部与海员俱乐部
  
  自从吹沙填土吹响了建设的号角以后,开发区的办公地点从东方宾馆搬到开发区来了,东方宾馆1262室变为开发区驻市区办事处。当时这里是一片荒滩,只有新港码头有点建筑物,新港旁边有一个海员俱乐部,作为码头的配套设施,供那些外国海员搞点娱乐活动,但建成后一直空置在那里。我去找这栋建筑的业主――广州市总工会海员俱乐部,租用了这幢大楼。空置的海员俱乐部成了广州开发区第一个房东。当时租金是一年三十万元,简单装修了一下,成为开发区管委会早期建设的指挥部。
  1984年7月始,几十个工作人员每天要从市区到“指挥部”上班,交通成了一大难题。开发区购买的第一台“通勤车”是一辆国产东风客车,30座,价格是8万元。加上黄瑞源从冶金局带来的“陪嫁”――一辆小面包,东方宾馆借米的杨献庭的座驾――雪铁龙轿车,开发区筹建期间的全部交通工具就是这三台车,陈伟杰开面包车负责接领导,沿路遇到开发区的工作人员,扬手即停,谁都可以坐。领导与大家一同挤车,司空见惯。那时可没有领导专车的概念,人的心念平实、自然。
  
  第一次自助餐与礼仪教育
  
  广州开发区奠基典礼那天的午餐招待会,是开发区的第一次大型聚餐,也是广州地区第一次举办的自助餐会。之前,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白助餐。中国人吃饭都是围吃的。第一次的自助餐地点在当时的东江宾馆,我也是只从电视上看到过自助餐,却也没有吃过,认为就是把一堆吃的东西摆整齐,有碗筷,各自吃。那时候也没有盒饭、快餐的概念。白助餐由谁做呢?当时广州大的宾馆、酒楼没有儿家,最著名的是爱群大厦,做西餐做得很出色,就委托它做。爱群大厦做得很认真,连碗筷、餐具等都是爱群大厦提供的。
  食品隔天晚上在广州做好,租了几辆解放牌汽车,上午十点运到东江宾馆,摆开一溜长桌子,食品也一溜的摆在桌面上,旁边放置一大堆的餐具。当时好在我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内外有别”,二楼安排领导和境外来的嘉宾,食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二楼铺了一块好的台布,一楼连台布都没有,就一溜桌子,东西就堆在那里,也没有什么摆设。
  吃饭的时候可热闹了,谁也没有吃过自助餐,也不知道该怎么吃。二楼那里还有一点规矩,因为都是香港、国外来的嘉宾,做领导的也比较斯文,还晓得拿了食品找一个地方坐下吃。一楼实在是乱得没法看,一个个拿着碗筷子站在桌子边上就不走了,就站在那安营扎寨吃,团团围住餐桌,围得密小透风。第一排的可以站着吃,那第二排的怎么办呢?只好把筷子从人缝里伸进去夹,搞得惊叫声连连。有的干脆拿一个大盘,装一堆食物走了。
  我和那帮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宿,连早饭还没吃,一看这阵势,都傻了,不知所措。秘书科的老大姐王杏英很乐于照顾别人,拿着几个大塑料袋,管你这么多,一袋一袋连倒几盘,回办公室请大家吃围餐去了。那天的场景确实乌烟瘴气,但很热闹。
  正是因为自助餐的这个场面,引发了后来开发区一度成为常规培训的涉外礼仪教育。我们当时意识到,我们要对外开放,跟外国打交道,跟一个新的文明打交道,如果仍像当时国内的办事方式、行为方式那样,是绝不能适应的,会出许多洋相,会误事、耽误工作。于是管委会作出一个决定,所有新进入开发区工作的人员,无论你原来的单位是什么,无论你原来是当厅长、局长,当处长,或者大学生新进来的,一律要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当时提的是三个月,从社会上招回来的“黄埔一期”、“黄埔二期”正儿八经地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进行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培训,从最简单的行为开始,包括怎样穿衣戴帽,怎么打电话、待人接物、吃西餐等等礼仪。后来要求大家学跳交谊舞,学穿西装、打领带,男的要怎么穿西装,女的要怎样穿套装。还编了一本《开发区人必读手册》,是我主编的,里面没有什么大道理,全都是很具体的行为方式怎么打电话,怎么穿衣戴帽,怎么吃白助餐,怎么吃西餐,怎么迎来送往,等等。
  经过培训,面貌大为改观。开发区的人一出场,那真是不一样。比 如,一拿起电话就说:你好,我是开发区。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是“喂,找谁?”开发区经常举行签约仪式,开发区的人一出来,男的都是白衬衫,黑西裤,打着领带,很精神;女的大多淡妆、套裙,丰姿绰约,当时在广州也是别开生面,成了一道风景。
  这些,都是第一次不成功的自助餐而引发。
  
  “黄埔一期”与志愿军
  
  建区仞期,开发区面向全社会招聘人才,在广州也是首开先河,1985年2月1 4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招考招聘人才启事,而向社会公开招揽人才。这一批招了大概有100人,后来被称之为“黄埔一期”,这100人基本上都成了开发区的业务和行政骨干。半年后,又继续公开招了第二批,史称“黄埔二期”,70多人。广州开发区当时为什么选择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呢?是迫于无奈。
  第一,当时的开发区是广州市的“西伯利亚”,很荒僻的一块地方,离市区很远,仅上下班就是一件苦差事,行路难,而且堵车,碰上风雨天更是难上加难,路上经常要两三个小时。有时7点钟从广州出发,到开发区已经可以吃中午饭了;下午6点下班,回到家里已经9点、10点,经常如此。那时候从开发区到市区只有一条路,即黄埔大道接广深公路,开发区又没有居住的地方,每大必须赶来回。开发区工作条件太艰苦,从市区调干部,没人愿来。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开发区是一个新鲜事物,全社会都不知道开发区是什么,看不到开发区的前景,在原来单位工作好好的,为什么要调进开发区?调不进人。
  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之前,曾正式要求市委组织部给开发区调一批干部。市委组织部当时在全市精挑细选了13个干部,调来开发区工作,这13个人到开发区一看,第二天只留下来9个人,有4个打道回府不干了。这9名干部只有个别留在办公室,其他的去了刚组建的三个直属总公司。
  由此,我们觉得,开发区招人只能靠自己,只能靠“志愿军”,你愿来我才收,不能靠组织的调配,这才引发了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做法。当时在报纸刊登招聘广告也是一件新鲜事。还成立了一个人才招聘工作小组,人事处长欧阳慧娟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当然,后来还从其他渠道调进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主要是原籍广东或者广州,在外省、外市工作,想回广州安居,落叶归根或解决两地分居。这批干部大多数已过中年,学有所长,成为建区初期在建设、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骨干团队,为开发区的铺开局面立下过汗马功劳。1994年,开发区建区十周年的时候,搞过一次“开发区创业者”奖项,凡1984年到开发区工作的人都可获颁一枚纯金的金牌,当年86名“创业金牌”获得者,目前还在职务岗位的,只剩下17名。他们为开发区贡献了二十年的辛劳,开发区的创业史应该记录他们的名字。
  关于“志愿军”,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叫雷国维,他从报纸上看到开发区的有关消息。他想,广州出现了一个开发区,但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在一个星期天,自己骑着单车,抱着好奇的心态来看看开发区,探个虚实。当作郊游,从暨南大学骑车到开发区,映入他眼帘的是在一片荒滩上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推土机隆隆,吹沙、填上,管道纵横,就少了一点红旗飘飘,好一幅铺开干大事业的壮阔场景。到了我的办公室,一看规划图,描绘着远景美丽的工业园区。老先生是有点诗人情怀的,看到这些就激动起来了,说这才是干大事。第二天星期一就跑来了:“我要参加到这个队伍里头,我要……”。我们当时觉得你已经五十多岁了,好好的在大学当教授,如果让你来,干什么呢?但他要求来的欲望非常强烈。最后也是我拍的板:那行,只要你学校愿意放人,我们就收你。暨南大学跟开发区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我们“黄埔一期”、“黄埔二期”招的干部的培训,全是委托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办的,所以跟院长、校长都很熟。校长一看他要去开发区,就破例批准了。
  一个教授,从大学出来,自己强烈要求跑来开发区,安排在管委会办公室秘书科当科员。当时也没有什么职务好安排,安排你当主任吧?当时我已经是主任了,副主任也有了一个余琪春,科长也已经有了。他无所谓,就在秘书科当科员,干得可欢。所有的简报、墙报、宣传材料的撰写,都是他负责,撰写出来的东西有些时候令你啼笑皆非,本来政府公文应该很严谨,一句就足一句,他像写散文一样,带感情色彩,形容词很多。但是他干得很卖力。后来实在年纪也大了,才把他调去总工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事情,创办文化发展公司,当了总经理。
  
  初期的机构设置
  
  1984年下半年开发区管委会成立,职能机构设置非常简单,简称“三处一室”,分别是条例法规处、经济综合处、人事处和管委会办公室。当时已意识到,建设开发区首先要建立章法,所以成立了条法处,主要职能是制定开发区的管理规章制度。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工作相当重要,因此成立了经济综合处,主要管理涉及经济方面的各项事务;人事处,负责组织开发区的建设队伍;办公室是综合的政务办事机构。“三处一室”的体制延续了好几年。
  随着开发建设的小断扩展,又增设了征地办公室,负责征地工作。征地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征地办公室更名为基建办公室,负责基本建设工作。随着早期进驻企业陆续建成,企业管理事务逐渐增多,增设了企业管理办公室;开始有财政税收之后,成立了财税局。到了80年代末,逐渐形成了管委会八个职能局的建制。当然,由于一些传统势力、习惯思维,也常常出现要求“增加机构、对口设置”的声音。作为妥协的方法,就在八个局增挂招牌,但不增加人员编制,“一个机构、多块招牌”成了开发区的又一道风景。不管机构怎么增减,“精兵、简政、统筹”一直是管委会坚定不移的施政方针和管理理念。一局多招牌,一员兼几职,始终是开发区行政管理的传统,为的是行政管理上的高效率,低成本。
  
  广州第一路与区徽
  
  1985年修建夏港大道(现在的开发大道),考虑到是开发区通往区外的门面大道,设计的路面宽度是60米。当时已经是全广州最宽的道路,建好后,号称“广州第一路”。从广州一进入开发区,让人耳目一新,对开发区增添不少信心。但有的上级领导来开发区视察的时候,却批评了,说,马路搞这么宽干什么?浪费土地,增大建设成本。但是不到十年,夏港大道已不堪交通繁杂的重负了。可见,20年前对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建设的意识和理念与现在相差多远,现在建马路动不动就宽一百米、一百二十米,豪气十足。
  1994年前的开发区区徽是我设计的。一分钱设计费没花,理念有两个:一是对外开放,要跨过海洋同西方文明国家建立联系,所以倡导海洋 文化;一条巨轮,乘风出海,走向世界。路口的区标为什么搞个三角形?我们开发区当时整个地图就是三角形,有些记者叫作“黄埔金三角”,三角形抽象成一面风帆。还是想扬帆出海,走向世界。可是时过境迁,桑田沧海,区徽只剩下建总还在用;路口的区标也因为建立交桥砸掉了。
  
  第一顿年饭
  
  1985年2月,开发区过第一个春节,全体干部员工第一次吃团年饭。当时开发区全部工作人员,包括管委会机关和三个总公司,总共97人。只有一个小厨房,根本没有地方吃饭,平常都打饭回办公室去吃。那团年饭怎么吃呢,只能吃火锅,97人,摆十个火锅,就摆在海员俱乐部的会议室。十个一桌,领导是七个人一桌,实际上并没有桌。清一色借来的煤油炉,有些方的、圆的,有铁的、铝的,什么样的都有。从办公室搬了些椅子,矮的、方的、长的、短的都有,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这个团年饭组织好。吩咐厨房,一早去买了菜和肉切好,放成一盘一盘,每“摊”前摆一盘。
  时间到了,大家来了。缪恩禄发表了一个新年祝词,慰问大家辛苦了!就各自动手,开吃!吃的过程里,有的煤油炉子灭了,有的打翻了。还有一个细节,除了吃的十桌火锅以外,当时缪恩禄还特别交代,他说大家辛苦一年了,让大家回去过个好年,给大家买点年货。叫商业进出口公司弄点进口货,是罗明组织的,进口了一些稀罕的东西给大家。每人发了一箱“红牛”饮料、一小袋的金碧巧克力。金碧巧克力当时在国内很少见,当作是非常珍贵的礼物,而且是进口的,不得了。据说,很多人拿回家后,当作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一家亲戚送一个。
  吃了一半的时候,缪恩禄说,跳舞!那时候录音机刚刚兴起,管委会有一台双卡录音机,放舞曲跳舞。缪恩禄带头跳,当时有六七对起来跳,都是刚刚学会,就在十摊火锅的间隙跳。干群同乐,管委会主任和一般干部一起跳舞。环境虽苦,但很欢乐。革命的浪漫主义。这场跳舞我一辈子都记忆犹新!
  
  加油站、易拉罐和心脏瓣膜
  
  开发区初期引进的外资项目90%是香港的。云海加油站是第一个引进的项目,第一个动土、第一个奠基、第一个建成投产。就是这么一个加油站,建成投产的时候,由广州市市长朱森林亲临剪彩的。整个开发区西区的中心点是一个加油站,就建在路边上,而周围就是厂房。
  80年代建设的最著名的外资企业有两个,一是美特容器公司,是做易拉罐的。当时易拉罐对中国人来讲,无异是天外来物。以前都是玻璃制品,怎么还会有易拉罐呢?一拉,“驳”的一声,就打开了。那是中国第一条引进的易拉罐生产线,连续几年成为全国“十佳”外资投资企业的龙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这么一个易拉罐,铝片通过车床,就出来一个罐,一分钟生产100多个,一个是几块钱,那简直就是印钞机一样。当时国内的包装都以易拉罐为高贵,喝易拉罐就是高贵,所以它一下就成了全国的第一。
  第二个是太平洋人工心脏瓣膜公司,生产人工心脏瓣膜。当时所有的报纸都登了,是开发区高科技的一个代表。合作方一个是省人民医院院长罗征祥,医学权威;另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医学专家,是罗的一个同行,也是华人医生,他在人工心脏瓣膜移植上,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专家。他发明了一种人工心脏瓣膜,当时进口的瓣膜价格非常昂贵,要好几万美金,没几个人用得起,对中国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但是“太平洋”生产的人工瓣膜一万元人民币就可以了。所以当做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轰动了全国。不管是中央首长还是国内外来宾,来开发区都要参观这个人工心脏瓣膜工厂。
  这两个都是很好的项目。美特的命运大家都知道了,只风光了五六年,后来大家都知道易拉罐,是最普通不过的东西,国内很多的饮料厂都可以自己搞,配套一个易拉罐厂,美特也就风光不再,寿终正寝了。人工心脏瓣膜,后来是由于技术专利持有人的纠纷,企业一夜间也结束了。开发区的企业进入和产业引进经历了一个从初级逐步提升的过程,从被动引进到主动选择的过程,期间也付出过代价。20年间,开发区已树起了六大支柱产业,早已今非昔比了。
  
  开发区早期的“民间智囊团”
  
  那时候,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离开繁华的都市,相聚在地处远郊、刚刚创办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荒滩、蕉林、洼地,他们感到的是不沮丧和无奈,而是跃跃欲试,准备大展拳脚、干一番人事业。全新的事业需要全新的思维,而年轻人则是接受新事物最快、思维最活跃的一群。因此,在开发区发展的历史上,自然地或者必然地,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思想精英”。
  当年的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缪恩禄,提出了一个即使现在看来也很超前的想法:政府小设政策研究部门,交由企业去做,借用民间力量来集思广益,为政府和开发区的发展出谋献策。
  当年的智能产业总公司总经理郭晓东,采取了一个即使现在看来也很独特的企业发展策略:把智能文化当作一个产业来经营,一方面向社会提供广告、咨询、信息服务等文化产品以换取商业利润,另一方面向政府“出售”研究报告、对策建议、规划计划等“软科学”成果以换取政府的政治与财政支持,试图凭借一批高智能的人才及其智力成果,打造一个“名利双收”的“中国兰德”。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担任管委会的办公室主任,为了活跃青年朋友们的生活,我动议并召集起了一个即使现在看来也算时髦的“业余活动”:成立一个非官方、非正规的民间团体――“求实俱乐部”,把年轻人聚拢在一起,于谈笑中为开发区的发展献计支招。
  于是,在管委会食堂的饭桌上,在简陋的办公室或员工宿舍,在上下班的公共汽车上,人们便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帮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或凝神思考,或开怀大笑或俯首商议,或奋笔疾书,或高谈阔论,或激烈争辩。那情景,颇有点古罗马议会的遗风。
  就是在这样无拘无束的自由谈论中,一个又一个思想的火花被撞击出来,一条又一条对策建议被梳理出来,一篇又一篇研究报告被起草出来,并源源不断送上决策者的案头。虽然是以非官方形式成立的民间团体,但其在政府决策和开发区发展中的影响力却丝毫不弱。当年的管委会领导就经常受邀或主动参加他们的讨论,往往头一天晚上讨论的话题,第二天就在开发区最高决策会议上被正式列为议题。
  岁月如歌,今天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无论在区域面积、经济规模还是在管理体制、人员构成、思想观念等方面,都跟二十年前有了很大变化,但有些东西却是不应该改变的。当我们对以往的经济建设成就进行总结回顾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清点、整理、继承和发扬,因为这些精神财富,曾经是而且还将永远是开发区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我们的灵魂和根。
  (本文由朱秉衡口述,沈奎、周成就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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