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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忧郁的天空和大地

作者: 陈峻 柴薪

  华岗是个不能轻易触碰的名字。因为要提及华岗就要面对历史,而面对历史是需要勇气的,其实并非所有的历史都是灿烂的。华岗这个比金子还要沉重还要灿烂的名字,整整二十五年被锁在阴霾浓雾里不见天日,二十五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数字,真实往往显得残酷,但人们不能不面对真实。当我们再一次掀开一页页泛黄的历史的时候,心就无法平静。今天人们也许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我们昨天曾经的真实,许多事情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就是从那真实里走过来的。
  从大山走向世界
  1903年6月9日,华岗出生在浙江龙游县的溪口镇庙下村。
  凡是叫溪口的地方,大多是山清水秀的,龙游的溪口亦然,以当地的一句世代相袭的俗语为证:东游西游不如龙游,东走西走不如溪口,可见龙游人溪口人是相当自豪的。溪口境内有南山北山两列山脉。仙霞岭余脉耸峙于南,浙东丘陵蜿蜒于北,地形起伏如游龙之姿,遂昌溪和庙下溪在此汇合。当年,这里水上帆船林立,岸上有一条大道通龙游县城,温州到衢州的官道也由此经过。溪口当年盛产屏纸和竹笋。这一带造屏纸的纸槽有300多条(家),拥有槽工数千人,居全省第一。各槽户所造的纸,由脚夫挑到溪口上船,外销沪杭。沪杭一带的南北洋货,日用杂品也在溪口集散,商旅往来不绝,故有“小上海”之称。
  华岗兄妹5人,他排行第二。父亲华三铭,为人耿直;母亲巫氏,朴实善良;华岗出生时是母亲自己接生的。儿提时,每当父母出门干农活,母亲总在一只大木盆里注满清水,放些木片、纸船,让孩子们玩。看着木盆里的纸船在水里荡漾以及纸船下水中那一片蔚蓝的天空,少年华岗常常想,外面的天空会是什么样的呢?外面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呢?那里的人们在想什么?做些什么呢?
  父亲虽是山里人,却很有主见。他觉得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人,如果不读点书就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因此尽管生活结据,他还是想尽办法让华岗能读书识字。1914年,11岁的华岗入溪口镇的完全小学(前身是“金兰书院”,现为溪口中学)读书,学校地处镇中心,往来商旅带来了各种信息,新的文化思想也得以传播。华岗从庙下到溪口读书,看起来只走出两三公里路,但实际上是向近代中国社会跨进了一大步。在完小读书,少年华岗的成绩始终名列第一,他的作文还受到老师的称赞并获得“清顺无疵,识解超群”的评语。
  1920年,华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衢州第八师范。衢州位于浙江省的西部,钱塘江上游,东邻江西,北接安徽,南邻福建,自古就有“四省通衢”之美誉。衢江悠悠,从这个城市的西边流过。衢州又是“南宗圣地”。“孔氏南宗家庙”就落在衢州的新桥街上,距离“八师”不过一箭之地。
  “八师”位于衢州钟楼旁边,一排灰白色的楼房,校门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敦品励学”四字,十分醒目。大门进去是一片开阔地,再往里走,是一进一进的院落,真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景象。还有一些西式洋房、楼房和礼堂等。华岗生长在乡下,如今来到衢州府城,一切对他是那么新鲜新奇。“八师”有很好的学风,学校管理非常严格,管学习的有学监,管宿舍的有舍监,吃饭统一在食堂一起用餐。除星期天外,平时一律不准外出。晨钟暮鼓,每天钟楼的钟声伴随着华岗新的一天的开始。
  在“八师”严谨的教学氛围中,华岗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入迷。这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也沿着波涛汹涌的钱塘江逆流而上,到达衢江,传入“八师”。一些进步书刊,像《独秀文存》、《吴虞文录》、《新青年》、《东方杂志》、《浙江潮》,更对华岗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但“衢州八师”虽然学风严峻,却是一所十分守旧的学校,所以两年之后,华岗,改名华少峰,经人推介(一说是因参加学生民主斗争被学校开除)转入了宁波四中就读。
  当时的宁波,是浙江革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区。宁波四中校长经亨颐,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学贯中西,开明儒雅,倡导“自动、自治、自律”,注重个性发展。他还请知名人士来“四中”演讲,先后就有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恽代英、杨贤江、陈望道等人,这种新的教育思想、办学方法和校园自由清新的空气令华岗的心情十分舒畅。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宁波已经成立了特委,思想的火花在“四中”上空激烈碰撞,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华岗常为那些针砭时弊,抨击腐败,忧国忧民的言论而热血沸腾,很快成为进步学生中的骨干分子。
  但由于年轻单纯,容易冲动。华岗有时也把革命救国看得很简单,很有一种年轻人“想干就干”的偏激和草率,甚至有一段时间,华岗竟一度还与恽代英有过激烈的辩论。为此,恽代英专门为“答华少峰、若兰两君”,写了《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的讨论》一文。经过恽代英的教育、帮助、指点,华岗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正如华岗后来回忆说,他“接受革命思想和从事革命和写作受恽代英的影响很大”。
  在宁波“四中”期间,华岗和同学们创办了“火曜社”,出版了《火曜》周刊。提出“我们要说我们想说的话”,其所发表的文章都激烈激昂、火药味十足,连署名也是火辣辣的。像:火星、朱同、赤枫等等。而当有人问校长经亨颐:“人家说你赤化学生。”经亨颐的回答是:“他们确实是思想新,都是好学生,将来是大有作为的。”
  1925年初,经亨颐因病辞职。8月,“四中”的进步力量因失去经亨颐的支持无法立足,出刊了15期的《火曜》被迫停刊。于是党组织决定将重要的进步学生分批转移各地。汪子望等人去了武汉,裘古怀等人去了广州,考进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李宪仲等人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陈鸿到上海搞青工工作,华岗则被分配到南京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应当说,宁波四中是华岗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起点。1925年9月,华岗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青年团沪西区委书记,青年团江浙联合省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顺直(河北)省委书记。1928年5月,华岗赴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列宁青年》主编。1929年起又先后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和华北巡视员。   在整个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岗始终没有离开过青年团的领导岗位。他为人谦和,豁达幽默,是一个天才的革命活动家和组织者,据有关史料查证,在工作中,只要接到上级的指示,华岗就背起行囊立即出发,在车上睡觉,在车上吃饭,在车上看书,在车上写文章,在车上思考今后的工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专门从事青年工作的一位重要干部。1983年4月,陆定一在一次征集党史资料的座谈会上讲到华岗的这一段革命活动时说:“从1925年我就同他一起在青年团里工作,他当时是上海青年团干部中‘四大金刚’之一,他很有学问。”
  华岗与中国《大革命史》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华岗主要从事的是繁忙的群众工作,但这却也夯实了华岗学者的地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多少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中;面对严峻的形势,有些人动摇了,有些人消极悲观,有些人盲目抗争。但此时的华岗却开始反思,开始思考,开始研究大革命的经验得失。他收集资料,几经挫折,呕心沥血写下了30万字的中国《大革命史》。
  可以这么说,直到如今,这部中国《大革命史》,仍是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专著。作为大革命的亲身经历者,华岗的这部著作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中留下了许多和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的名字和音容笑貌:汪子望、李宪仲、陈鸿、赵济猛、卓恺泽、曹壮父、张秋人、徐玮、罗亦农、恽代英、吴芳……这一串串闪光的名字,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成为当代人写当代史、革命家写革命史的范例。而当华岗开始收集资料、并准备撰写这部“史书”时,正值广州暴动失败不久,那时华岗才二十出头,这就足见其远见卓识,亦足见其非凡才能。
  华岗夫人谈滨若回忆说:“当时20多岁的华岗写出《大革命史》,立即在党内和社会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比如林默涵、许涤新等就是看了这部书走上革命道路的。”赵俪生先生则回忆说:1936年在清华大学时,地下党组织曾给我们十几个进步学生发了两本理论学习著作,作为入党学习材料,其中一本就是华岗的《大革命史》,从那时起我就很崇拜华岗。
  华岗从收集资料到完成初稿,历时一年。在那一段时间内,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各种史料,一有工作的间隙,就着手整理成稿。平日,一听到有谁曾经参加过大革命,他就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仔细询问,一边听,一边记,完了,他还要读给这个当事人听听,有哪里记得不全,有哪里记得不正确,每字每句敲落实了,他才放心地离开,并且对那位提供资料的同志谢了又谢。
  夜深了,白天喧嚣的上海陷入寂静,连黄浦江都进入了浑沌的梦乡,但华岗阁楼却依然灯光明亮,“今日事今日毕”,华岗总在熬夜疾书,将不能忘却的革命往事,一笔一画,整理成文。
  1928年5月,华岗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将资料和文稿寄存在一位同志家中,临走时,他一再叮嘱:“小心点,好好保存,我开会回来,一定来取,多谢了,多谢了。”出门时,他还深深地向那位同志鞠了一个躬。但谁料及至半年后回国,因上海社会动荡,战事频繁,那位同志已不知去向,他苦心孤诣收集的材料和文稿已全部丧失。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华岗心痛得直跺脚,多少个日夜的心血,顷刻化为乌有。但他却咬咬牙,从头再来,从头再来!硬是靠记忆和毅力,又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写中国《大革命史》,并在鲁迅先生的直接帮助下,于1932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局正式出版。
  1947年,重庆谈判,在休息时间,毛泽东见到了在中共代表顾问团工作的华岗,十分欣赏地说:“华岗同志,你的《大革命史》是一本好书,你为我们党写了一本好书啊!”
  华岗一听,心头一热:原来毛泽东同志也看过他写的书,还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此后,华岗还陆续发表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国历史翻案》、《五四运动史》、《辩证唯物主义大纲》等等著作。而且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华岗还是国内《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翻译者,其中结尾处最著名的那一句呼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出于他的译笔。
  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华岗能被称为中共党内的三大笔杆之一!——其他两位,一是胡乔木,一是王芸生。
  华岗与《新华日报》
  1938年1月16日,在周恩来一手筹划下,《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潘梓年担任社长,熊瑾玎担任经理,董必武向中央推荐华岗担任总编辑。
  那时报社的人员不多,工作十分繁忙。华岗刚从国民党的监狱中走出,还不到三十五岁的他,连走路都要拄着拐杖,作为总编辑,掌握编辑部的全部编务工作,从新闻和文章的审阅修改、社论、专论的撰写,一直到版面的编排以至校对工作,都得亲自动手,一一过问。这一摊事情,别说是一个遭受了5年监狱的折磨、身体虚弱不堪的人,就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也难以独自支撑。但华岗竟每天一走进办公室,就扔掉拐杖,兴致勃勃地审稿,写稿、编稿、校稿,策划版面,通宵达旦,从不知疲倦。所以,当年在新华日报工作的熊复在回忆文章中称华岗是“一个学识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而石西民同志则称赞华岗“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1937年至1939年,是中共的多事之秋,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江南一带处于统治地位,王明在党内以家长自居,对下属对同志颐指气使,稍有不同意见就横加指责,轻则给人扣上各种帽子,重则进行迫害打击。但华岗始终坚持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新华日报》为阵地,理直气壮地撰写和刊发各种文章,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家长式的统治。
  对此,作为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自然对华岗十分忌恨,各种打击报复也就随之而来:先是对华岗进行警告恐吓,到后来,见华岗我行我素不听指挥,便暗中利用自己在报社内的势力制约排挤华岗,身为总编辑的华岗,已经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手脚,常常连刊发一篇重要文章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在其他工作上就更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后来,王明索性以华岗违抗领导的罪名,拆掉了华岗的总编职务。据石西民同志回忆,华岗早在1938年初,就对他说,王明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处于权力巅峰的王明岂容如此“攻击”,于是他对华岗在《新华日报》的工作百般挑剔和指责,并强行组织对华岗开批判会,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直批判到华岗吐血倒地为止,原先一个生气勃勃的报社,弄得人人自危。   离开了《新华日报》,虽百般无奈,但华岗并没有对革命失去信心,他先是在一个小镇租了一间房子专心著作,之后又上东南战场做战地记者,深入前线,采写战地通讯。第二年,他从东南战场回到武汉,又奉命带领一部分编辑和业务人员,携带部分物资,乘船到重庆去筹办《新华日报》的迁渝工作。
  再忙的工作都没有打断华岗的著书立说。在1939年和1940年间,华岗编写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全书分两卷,1940年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此外,他还写了《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和一些历史论文。其中《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阻滞的基因》,后来汇编成《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1948年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由此,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负责人朱能曾如此评论说:华岗同志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力行者、记录者和宣扬者,他对历史事变迅速作出反应的胆识、能力和勇气,表明他是不可多得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学者 教授 校长
  1949年9月2日,华岗按照中央的指示从香港抵达青岛,准备赴北京任职,到青岛时,与当时任军管会主任的向明相遇。交谈中,向明得知华岗要去北平赴任,便极力挽留,他明白全国刚刚解放,正在用人的时候,而华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他执意想把华岗留在山东工作,共同好好干一番事业。
  此时,华岗正遇肠溃疡发作,经请示中央同意,也就暂留青岛养病了。
  华岗虽说是留在青岛“养病”,但他还是很快和山东文化教育界发生了联系。加上全国刚刚解放,教育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于是经山东省领导的请示,中央也就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工作了。
  开始,华岗以教授的身份给学生讲授《社会发展史》这门课程。并一边讲课,一边整理旧稿;他将自己四十年代编写的《社会发展史纲》加以修订,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还把自己在香港和青岛发表的相关理论文章汇编成集,取名《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任务》,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这些著作,一时成了大学的极好的教材。而且证明:华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大胆提出的如大学教育必须重用专家学者,学校管理必须有懂专业的人掌管等等观点,都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
  1950年冬天,原在济南的华东大学迁到了青岛,与青岛的山东大学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大学,教育界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山东大学很需要一位懂学问又有领导才干的人来主持大学的工作,他们一致认为华岗是最合适的人选。1950年11月,在周恩来总理专门打电话征求华岗自己的意见之后,华岗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哲学研究》编委。
  华岗是被“赶工”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的。但其实在此前一年多的教学中,华岗以自己的才学和为人,在山东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中,已经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听到这个任命,全校沸腾,老师学生奔走相告,说:山大有专家当校长了,我们有华校长了!山大有希望了!
  而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山大的校长,华岗深感意外,他还没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是自己身患多种疾病,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二是一校之长,方方面面,诸多事务,深感责任重大;三是自己还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一切知识都是平时靠自己自学的。这下,对执行党的决定一向雷厉风行的华岗有点为难了:他生怕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影响党的事业。
  在向明得到消息向他祝贺时,华岗说:老兄,别祝贺得太早,这副担子能不能挑起来,我还不敢说呢!向明说,你老兄还怕什么,满肚子的墨水,这下有用武之地了,你就放开手脚尽情挥洒了!有什么事,开口就是,我给你当后勤部长就是了。华岗一听,欣然一笑:既然组织如此信任自己,战友如此支持自己,他还能有理由害怕吗?
  华岗担任“山大”校长期间,有童第周、陆侃如当他的副校长,一位是著名的科学家,一位是著名的文史专家。后来,他又聘任了教务长、总务长,及各学院的院长,这些人都由他一一考察,都是专家或有大学工作经验的人选。
  华岗上任,配好班子,第一步,就是到处招募人才,因为他认为:想要办好大学,人才是第一位,有好的老师,才可能有好的学生。而在学校的管理上,华岗更是极为民主,有事就和童第周、陆侃如及各学院的院长商量,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用华校长的话说,叫:事理兼顾,求同存异。特别是在有关学校发展的大政方针上,他更是虚心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如院系分设、招生规模、教师配备、经费筹划等等,都反复征求意见,商量比较,然后拍板,从不官僚武断自作主张。凡是和华岗共过事的,不管是搞行政的还是搞学术的,都能感受到华岗那种正直、谦和、豁达、心胸宽广的人格魅力,都能放心放胆干事做学问。所以,华岗在任时的“山大”绝对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
  86岁高龄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一说到华岗就激动不已,滔滔不绝。他回忆说,就是华岗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我才到山东大学来任教的。赵先生原来是在东北的,要远离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情有不愿,而还有最重要的是,他有许多贵重的书籍资料,很多是国内的孤本,要去任教,这些宝贝怎么办?据说,正是因为当年华岗同意派专人专车不远万里从东北将赵先生的数十箱图书资料运至青岛,赵先生才欣然接受邀请来山大任教的。华岗知道一位学者书籍资料就是他的第二生命,教学和研究与之须叟不能分离。由此可见,华岗对人才的尊重,对学术的重视。当年被华岗“征服”的学者不仅是赵俪生,还有许多。在山大,对自己论文十分自负的赵先生只允许一个人改动自己的论文,那就是华岗。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山大”的“两大民主”闻名全国高教界。一是管理民主,一是学术民主,凡是学术问题都可以自由探讨、百家争鸣。为了让学术探讨有个好的阵地,华岗还在“山大”创办了学术性刊物《文史哲》,并亲自担任社长。这个刊物开一代新风,不仅带动了“山大”的学术研究之风,还造就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据记载: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看到《文史哲》后,就在一次大会上,赞扬刊物办得好,号召各高校向“山大”学习。于是一时各种校报校刊如逢春风,花开遍野。   而华岗在“山大”对人才对学术的尊重,那更是有口皆碑的。当时华岗在这个问题上有两句名言:对专家学者,一要保护,二要敢用。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他更是以此身体力行。当他听说“山大”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因政治运动中被人指认为特务而自杀身亡,深感悲痛并十分愤怒,他公开说,损失几万元也没有损失一个专家重要,几万元买不到一个专家。在五十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保护了一大批专家教授免遭厄运。他曾经以自己“山大”党委书记的身份当面阻拦公安部门批捕一个所谓有历史问题的教授。这不仅要有胆识,还要有直面的勇气。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为华岗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山大”有那么多的老教授会痛哭失声!
  “可酬热血换文章”
  1955年,正当华岗雄心勃勃,在“山大”干得风风火火的时候,怎么都想不到,一场厄运悄悄降临到他的身上。
  时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拉开序幕,紧接着山东党内又开展了反对“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因为华岗当年在青岛和向明一道坐过国民党的大牢,也因为在青岛期间,华岗和向明来往密切,由此推断华岗也是“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
  8月25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
  这一年,华岗52岁。1932年,29岁的华岗在赴任中共满洲特委书记(满洲特委书记一职后由刘少奇继任)途中曾在青岛被捕,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他竟会在相同的地点又一次被捕,不同的是第一次是被国民党逮捕的,这一次却是被自己的党所逮捕。而更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被关在同一座监狱,而且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这是命中注定,还是造化弄人?
  就像小说中的一个伏笔,华岗后半生的道路,忧郁而悲怆,痛苦而无奈。人生看似无法聚拢的散沙,散漫而无关联,其实时间在每一瞬间都在改变现实的局面。我们不相信“命中注定”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发现身边那些琐屑的细节与未来的联系。而实际上,即使一块最轻的石头投向水面也会形成一轮一轮的波纹,打破水面原有的张力,向未知的远方扩散开去。投向水中的石头无影无踪,但我们应该相信波纹的存在。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资料显示,当时有关方面提审胡风,让胡风揭发华岗,胡风却说华岗当年如何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如何向文化人宣传党的主张和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认为华岗根本与“反革命分子”沾不上边。
  1957年华岗从青岛被押到北京,关押在秦城监狱。缺乏罪证又要定罪,那只有让华岗把“莫须有”的罪证接受下来。于是审讯人员一再交待“政策”:“只要服罪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但华岗的回答却掷地有声:“我无罪可服!”
  而且,他还在狱中秉笔直书:“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白规定。如果认为有权力在手,就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对于被害人的正义申诉可以充耳不闻,那就不但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而且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不能相容。……至于说我态度不好,那也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一个人受了冤枉,为什么不可以叫冤?难道光天化日之下受了不应有的无理迫害,还要叩头谢恩才对吗?……为了正义和真理,千言万语,并作一语,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大字,那就是: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多么书生意气!多么正气凛然!如果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还可以和敌人斗智斗勇,发动并团结狱友与敌人周旋。但在自己的监狱里他被关押审查了整整十个年头,在这雨雪风霜的3650天中,虽然他再三上书,为自己辩护,审查也始终没有查获他的所谓“罪证”,但最终他仍在1965年3月19日被判刑13年,而“罪名”居然是:一、在武昌反省院中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这是“丧失立场”。二、在国统区工作时与国民党警特来往,这是“投靠反动派”。三、在山东大学工作时不允许逮捕有反革命历史的教授,这是“包庇反革命”。
  作为一个坚守信念的革命者,坐牢并不可怕。让华岗无法忍受的,是他不堪就在牢房中空度岁月。万般无奈之下,他向狱方提出要求,他要看书,他要写作,他见人就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为人民工作。
  几经争取,监狱方面终于在征得上级同意后,给了他书本,给了他纸和笔,当然也严肃地警告他:只准写其他,不能写政治理论文章。虽然人在囹圄,但毕竟有了“工作”。于是华岗开始写作《美学论要》。
  在《美学论要》中,华岗对当时美学问题讨论出现的一些主要观点,几乎都表明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对美的追求,对真理的希求,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关怀。林默涵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岗同志对生活无限的热爱。他在被幽禁的黑暗中,仍然关心着用美的法则来创造人民的生活,关心着生活的美和作为生活美的真实反映艺术美的创作规律,关心着提高人民的审美的重要意义。”
  一段时间之后,看守人员看见华岗用钢笔书写,速度很快,没几天就写了一大堆稿纸,生怕他又会闯出祸来,于是拿走了他手中的钢笔。不准用钢笔写了,那就用毛笔书写。华岗的眼睛本来高度近视,加之关押多年,近视更为严重,每写一个字,鼻尖几乎都要碰到稿纸上,但他还是坚持每天看书写作,而写到顺畅处,他的嘴角就会流露出满意的微笑,似乎一切冤屈、一切病痛、一切苦恼都丢之脑后,忘记了是在狱中,也忘记了时日,随着手头的文稿一天天一页页地增加,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充实,为了勉励自己,他在狱中写了这样一首诗:“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
  历史走过了一段弯路。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开始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为澄清“社会上对于规律或法则这个概念和范畴的含义”的“不同的了解和分歧,误用和滥用现象”,“对规律问题进行一番较有系统的科学研究”,华岗开始写作《规律论》。
  虽然,监狱不知为何不再给华岗提供稿纸了。但没有了稿纸,他就用废纸、手纸、香烟盒子来写作——激情一旦被点燃,就不可能一下熄灭,只会越烧越旺;在探索真理的崎岖路上,华岗已经忘记了自己,只有那一杆旗帜在高高飘扬。   就这样,华岗写出了《规律论》、《美学论要》、《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个要素”试释》、《自然科学发展史略》、《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一百余万字的文稿。这些一个字一个字在监狱里抠出来的著作,才真正称得上是“呕心沥血”,是为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在龙游县档案馆,我们看到好几卷厚厚的华岗在监狱中写下的文稿,有的是流畅的钢笔字,有的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面对这几卷已经泛黄的文稿,我们的心再也无法平静。这是普通的文稿吗?不,这是一颗追求真理的心在顽强地跳动,这是智慧、意志和心血的结晶,这是生命在与命运抗争的宣言!
  抛开华岗的众多头衔不说,抛开他革命的传奇的一生不说,我们认为华岗骨子里首先是个书生,是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有才气的文人。古往今来,文人很多,有才气的文人也很多,但有骨气的文人不多。华岗不但有才气,且是一个有铮铮骨气的文人。“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他的一生无愧于此。
  在整理华岗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他留下的只是两个装满书刊的破柳条包,几件破衣服,一沓沓书稿和几张自己制作的书签,以及七张抚得平平整整的香烟纸,而这几张还来不及书写的空白的香烟纸,像激流拐弯处出现的一片深潭,沉静得令人不敢相信。
  ——可以想象,华岗对这些香烟纸,是多么地珍爱,多么地看重。他还想写,他心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真知灼见还未吐出,春蚕到死丝方尽,可惜智者到死丝未尽!这几片空白,是耐人寻味的,逝者已经远去,未尽之言已无法求证,但它给我们留下了几多思索,几多疑问,几多考量。我们站在这几大卷文稿面前,内心会有许多的拷问,但我们无言,只有肃然起敬,只有扪心自问:这些空白,我们能填写吗?我们有资格填写吗?
  天空与大地
  1972年5月17日,华岗的生命与激情终于燃烧殆尽,终年69岁。据看守人员回忆,华岗在临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他嗓音低微,说得断断续续,但这句话却掷地有声,像一柄利剑,把所有的谗言和无耻击得粉碎。
  历史,无情却有情。
  1980年3月28日,在华岗离开人世8年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华岗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荣誉。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华岗无罪。7月5日,中共山东省委在革命烈士陵园召开“华岗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并给予华岗以高度的评价,称其是“一个坚贞不屈的,堪称我们共产党人楷模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一切似乎来得太迟了,但迟来的春天总比冬天好啊!“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首名诗,或许正好印证了华岗上下求索的一生!
  罗素说,“人生像一条河流,终点就是流向大海。”华岗带着遗憾和信念与世界诀别,他的遗言却是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
  大地在夜色中沉寂,没有人能够形容夜晚天空的色彩,那是一个永远望不到底的深渊。有一些东西永远停了下来,有一些东西慢慢消失,就像一些人在另一些人心中停留,一些人在另一些人心中消失。
  有的人属于天空,有的人属于大地。
  而华岗,既属于天空,也属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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