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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

作者:未知

  摘      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丰富的仪式象征与生命隐喻,是生命教育的重要形式,可为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提供依据。采用文献资料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实践活动的生命教育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生命的关照体现在身体的历练、社会规训的形成和精神生命的诉求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蕴含深刻的生命内涵,有完整的生命信仰崇拜体系,是一种身体实践的仪式操演,生命象征性的隐喻意味深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集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一体,是一种大生命教育。
  关  键  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命关照;生命内涵;生活教育;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3-0019-06
  Abstract: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national culture, provided with diversified ritual symbols and life metaphors; they are an important form of life education,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forging the community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data research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etc,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life education of Guangxi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care of life is embodied in body experience, social discipline formation and spiritual life appeals;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contain profound life connotations, have a complete life belief worship system, are a sort of ritual performance of body practice, and their life symbolic metaphors are profound;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 integrate survival education, living education and national community awareness education, are a sort of grand life educ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s;life care;life connotation;living education;destiny community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组成,与整个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生命存在和延续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便产生了人类最早的观念——生命观”[1]。作为多民族的大国,中国“最早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在劳动和生活的过程中,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有最完整体验”[2]。尤其在宗法伦理性的乡土结构社会,各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内涵丰富、仪式性强的身体文化,最终成为传承民族精神、承载生命记忆的重要载体。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生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伴随历史更迭,不断传承群体的身体实践,将其中蕴含的仪式象征和文化隐喻实践为生命教育的内容。这个过程中,仪式传承方式不断趋于稳态化,民族认同的社会心理意识逐步强化,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为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流,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共同奋斗与繁荣发展”[3]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命关照
  1.1  身体历练:生命修为的实践
  生命具备自然属性,身体实践强调生物秩序的遵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通过身体技艺的展示,固化族群记忆,认为只有身体经受磨砺之后,才能够成为符合自然规律的完整生命体。传统文化中的身体研究“重视体验、内省、修炼、知行合一”的理念,切合古人认识身体的方式。论语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的“艺”,即进行修身的重要形式。而对于“游于艺”的本质,周与沉[4]认为身、心、灵、志等为一体,尤其“在艺术的实践和创造中,身体的各个部分被充分调动,心灵、思想和心志转入人的全身各部位,身心互动,投注、沉浸于艺中,精神领悟与身体感通真实相汇,成为整全、协调和畅的生命共同体。”日本学者汤浅泰雄[5]认为:“东方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体行’和‘修行’,是通过身心实践而获得真谛。”身体与生命一体是东方独有的思维,是完整生命的体现,总体来说,是一种生命的修为。
  从生命关照的视角看,与其说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身体实践活动,不如说是一种生命的修为,它只不过是以口耳传送、身体力行的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日常生活实践密切相關,以傈僳族、壮族、苗族、瑶族等民族共有的体育项目“上刀山、过火海”为例,广西瑶族的“上刀山、过火海”曾是成年礼“度戒”的必要考验,在仪式中常用于祭祀、祈福、驱邪等。刀山、火海象征祖先族群迁徙史中历经的千辛万苦,这“重重考验”是追忆先人、教化族人、锻造后人胆识和勇气的方式。云南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则是在“刀杆节”举行的仪式,用以供奉一位英勇的民族英雄——“白马将军”,意在消病祛灾、传承勇士精神。通过身体历练实现自然生命的修为,表达民族精神,丰富生命内涵。对于经历者而言,是身体与精神意志的锤炼,由此获得社会话语权,成为个人生命的经历与记忆。对于族群,由身体历练进而获得生命修为的实践体验,成为族群共有的生命记忆,代代相传。   1.2  社会规训:生命秩序的规定
  人属于社会,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这体现的是社会生命观。人的实践活动常用以表达现实社会的情感,反映社会整合、群体团结、传承文化的生命秩序,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规训。其中,个体的身体实践是社会生命建构的基础,这也是社会记忆与规训建立的基石。正如福柯[6]认为的,一个被规训的肉体是一种有效姿势的前提条件。对于集体而言,它的社会记忆中固化的一种或多种权威模式和规范行为,则主要是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建构起来的,包括手势、姿势等身体语言,基础是身体活动。正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身体表达的重要实践活动,不论是在仪式还是生活惯习,都通过规定性的身体行为,践行社会规范,可以称其为身体的社会规训和社会教养。尤其受传统观念、集体意识以及潜意识的影响,被规定的身体行为潜在的规范性与约束力,成为一种社会习惯,烙刻在族群的生命记忆中。集体中的规训内容被内化为社会规训意识,通过社会化行为不断强化,如此,藉身体表达的内在精神力量以教化族人,这种形式的身体活动也逐步成为族群生命中被规定为学习的内容,即生命秩序形成的雏形。
  人类的实践活动以遵循社会规训为前提,塑造社会身体,进行有意识、有目的创编身体活动,并将此作为日常生活中沿袭和传承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一般具有习惯性、规定性特点,最终被固化为社会通行的文化模式。在广西,铜鼓舞是各民族崇拜的重要表征,也是最深刻的身体和文化记忆,多用以酬神驱鬼、招福纳吉,维系社会结构稳定、强化族群认同,尤其在明朝以后,铜鼓逐步成为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但是,对于不同的民族,铜鼓舞仍有着不同的规训涵义和象征意味,虽然苗族、壮族、瑶族、布依族等民族共有铜鼓舞,然而却有极为不同的动作规定。如广西南丹白裤瑶的铜鼓舞,也称作猴棍舞,以模仿猴的动作为主;布依族的铜鼓舞一般用在丧葬仪式中,常和“刷把舞”一同表演,称之为“铜鼓刷把舞”;水族在农历十一月过水族春节时,敲铜鼓庆贺,舞蹈动作变化自如……不同的民族通过不同的身体动作,各自固化为规定性的社会行为,并成为一种标识和规训,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不断维持社会生命秩序。
  1.3  精神诉求:生命意象的映射
  生命不仅属于自然和社会,还在于对现实超越的精神追求。不同的研究视角,在凸显生命冲动的原始意象时的表达不同,对生命精神的诉求也不同。荣格[7]认为:“生命是一种可以超越生命的原始意象,是由内向外散发的原生力。从科学的因果角度看,原始意象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印痕……不是全部世界的反映,而是通过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生命旨在超越现实生物学,而更多给予精神关照和心灵慰藉。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8]的观点:“要敬畏一切生命,给予一切动植物充分的关怀和善良,敬畏所有形式的生命意志,而使生命达到最合乎自然法则的发展状态。”埃德蒙·利奇[9]认为:“伴随着动物性向人性转变和自然向文化转变的语言的出现,人类也从表达感情状态转变到推理状态。”
  生命个体遵循各自的秩序,构成完整的生命历程。对各民族而言,对生命精神诉求的关注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中国的传统宗法礼教中,忠诚和孝道等精神生命高于个人生命价值,这种诉求表达对自然与社会的崇拜与敬畏。同时基于这种意象,把祈愿、诉求与所信仰的神建立联系,祈求福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就经常表达出这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诉求,如壮民的蛙神崇拜,将祈福、求雨等生产生活愿望与生命崇拜融入仪式中,彰显万物有灵的生命观,表达超越现实的企盼;仫佬族花婆节中,繁琐而有序的求子仪式是最初始、最直观的生殖崇拜和生命绵延的表达;广西下洛村扁担节,将扁担化身象征符号,与春夏秋冬四季连接、表达祈盼丰收的想象等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自然生命作为载体,通过身体动作,传递生命意象和生命价值,传承族群技艺与记忆,这便是超越现实的精神追寻,是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的延伸。而每个生命起源都具有宇宙的无限性,一个自然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精神诉求的延续将自身的生命变成无限的生命传递,通过仪式延续、传承生命精神。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命内涵
  2.1  生命崇拜的内隐动力——信仰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具备生命信仰的社会实践活动,具备极为丰富的生命内涵,将身体行为、思想意识、社会实践相融合,构成了一个天地、鬼神、人、文化、生活、社会、自然相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为主导,通过身体活动寄希望于将人的主观意识与其他各部分进行交流沟通,维系基本的社会秩序,潜移默化中实现生命的教育。尤其是人类在传统社会时期,对科学技术和知识体系的认知不足,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充满恐惧和敬畏,加之人类对繁衍后代、生命延续的需要,于是,将内在的生命冲动、生命意象,偶然的自然现象、梦境、潜意识等带有神秘色彩的因素,与生命、生殖相关联,衍生出最为广泛的生命信仰。在象征主题中,生产和生殖几乎超越所有族群、阶级的共同主题[10],而这两个主题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生命。其中,身体行为和身体动作在操作层面上,充当最为关键的载体,将生命最深层的崇拜与敬畏的神产生联系、沟通,以达到消灾祈福的目的。如彝族荡秋千、纳西族东巴跳、白族火把节、侗族抢花炮等,这些作为体育形式出现的身体行为均源于生命崇拜,把希望寄托于生命信仰,并把生命内核印刻在民族记忆最深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通过身体动作和行为来表达生命信仰,还通过不同的体育形式不断传播、传承,将生命信仰广布于整个民族,成为民族的共同信仰。以壮族蛙崇拜为例,蛙在壮语中读作“蚂拐”,蚂拐是壮族的图腾与信仰,蚂拐符号遍布壮族人日常生活,如蚂拐舞、蚂拐节以及蚂拐图腾等,都是壮族文化变迁的见证。壮民认为蛙多子,是生殖的象征,体现对生命的传承意义。同时,蛙也是人神溝通的媒介。从身体姿势看,壮族蚂拐舞的基本姿势即基本的蛙的半蹲姿势,传达人神交流的信息,是模拟血缘的传递[11]。蚂拐节还通过祭蛙仪式传递蛙崇拜的信仰,壮民将蚂拐舞、蚂拐符号等印刻在记忆中,强化群体和个人对精神信仰的坚定,强化壮族的祖先崇拜。在物质文化中亦有体现,有刻写记忆的蛙纹铜鼓作为佐证,揭示了壮族先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表达对蛙神的崇拜,几乎囊括了人类生产社会的每个环节,起源、发展、演变轨迹等,种种迹象证明生命信仰在物化上的表达。通过种种外显或内隐的生命崇拜表达,再加上与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宗教观念上的融合,使得神祗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极为普遍,并深入人心,成为生命教育的内核。   2.2  生命经验的外显表达——仪式
  长期以来,仪式都被认为是观察人类情绪、情感及生活经验的工具,也作为集体性、公开性的陈说,是直观生命经验的外显表达。仪式是历史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几乎能够覆盖人类社会的所有内涵,包括文化、文明等。在一定时期内,仪式是族群文化和记忆产生、传承的载体,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尤其在原始社会时期,自然环境恶劣,生产水平低下,食物和后代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族群的延续需要生殖,后代的健康繁衍需要祈求神仙鬼怪等,这些认知在一定历史阶段是主流的崇拜与信仰,也是仪式赖以生存的基石。其中,身体动作和生命信仰成为建立交流、形成沟通机制的关键因素。同时,仪式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族群的文化内涵。不可否认,仪式是复杂的现象,但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普遍特征。仪式建构的目标是形成由一系列模式和序列化的行为组成的文化空间,并借助多种媒介表达内容,并按照既定顺序排列交流的生命系统。
  仪式也是展演过程,在展演的内容中,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代表的体育元素不可或缺。因为过去的意象和过去的记忆知识,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12],用以强化族群认同、传承生命经验,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是通过各种仪式展演建构生命记忆、传承族群文化、形成生命经验的传播“场域”。如此,使得族群文化、记忆、信仰、风俗习惯、社会规范等,经由仪式的渲染和社会的建构,成为族群共享的记忆,代代传递,生生不息。“广西·三月三下洛扁担文化旅游节”上,跳扁担舞、祭扁担王、过扁担节,把对生活富足的美好企盼注入“扁担”中,成为记忆特定的符号,表达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与崇拜,祈盼风调雨顺、生命延续。而仪式性的体育不断逐步演变,成为一套文化符号体系,作为周期性展演的仪式,不断强化人们的社会记忆,通过重复性的仪式展演,延续过去,传递、传承族群文化,不断树立权威,重构、强化生命经验。
  2.3  生命符号的类比隐喻——象征
  象征是记忆传递和信息交流过程中的符号文化。一般来说,象征中包含的主体因素和观念内容都是约定俗成、集体意识的产物。在身体上的表达则是通过对象征性类比关系的知觉,进而产生创造性思维。这种创造性思维实践活动的象征最初具有较多幻想、巫术色彩,其思维及表述过程常是较为积极和狂热的活动过程,所以,往往将较为主观的投射幻化和强烈的想象、情感因素渗入到思维过程中。同时,这种象征所反映出来的先人关系知觉并非一般的具体思维,而具有具象化、隐喻性的特点。象征符号的类比隐喻中,往往将物象与观念合二为一,用直观感觉来描述,进而外化到客体,体悟生命秩序。
  象征思维中,一方面将生活事件的发生作为思维起点,另一方面又不断幻化思维程序,通过这种充满感情和想象的方式,追溯历史,表达内隐的生命观念和思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命象征无处不在。对壮族、毛南族等民族而言,鸡蛋是生命与生育的象征,早在三国时代徐整《三五历纪》中就有“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的说法。壮族将这种生命象征以一种生活化、趣味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有了儿童游戏——“斗蛋”。而毛南族人把鸡蛋视为吉祥物,赋予平安、幸福、吉祥之意,并把鸡蛋煮熟后涂上吉祥红色,装进用红丝带编成的小网袋里,挂在胸前,辟邪求福,使彩福鸡蛋寄寓人们对生命、生育的敬畏和崇拜。不仅如此,作为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刻写实践,也具备意指的生命象征涵义。广西明江花山岩画,约于战国至东汉时期绘制在天然崖壁上,至今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整个画面长200多米,高约40米,有画像1 800多个,画面表达欢乐、庄严、神圣的场面,或祭祀或庆祝仪式。岩画中反映出古代骆越人的生活场景,其中,铜鼓、蛙舞等体化元素突出,反映人们对英雄的崇敬和对力量的歌颂,将祈望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赋予其中,这也是一种生命的隐喻。
  3  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的目标、利益和价值观联结起来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13]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集体性具有整体统摄的模式化功能。人的生存、生活、生命的社会性决定了个体的自我定位离不开信仰、价值、意义、经验,离不开具体现实的生活”[14]。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各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及生命教育,体悟族群的共同生存利益、生命历程、生活经验,内化为一种建构图式,通过制度化、文本的历史编纂、历史传承,形成民族生命中的文化基因,从而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
  3.1  相互依存的生存智慧——生存教育
  生存是生命的基础和保障,一旦个体生命脱离母体,以单独的生命形态存在,担负起生命的责任,就需要接受生存教育。中国各少数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精神需求不同,教育方式以及养生观念等也有很大差异,成就样式各异的身体实践活动,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形成奠定基础,这彰显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生存智慧。尤其在早期社会,各民族与自然环境等生存要素联系更为密切,在获取生存资料的活动中,铸就各种运动技能,如跑步、跳跃、攀爬、投掷、射击等,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生存方式,如狩猎、捕鱼、游猎等。在秦汉时,中国分为中原华夏体育、南方巴蜀体育及西北戎狄体育3种体育文化类型[15]。为适应地域性差异,出现各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如江南水乡游水、划船类项目居多,西北草原善弓箭、騎马,山戎之地多竹、竿类等项目。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生存智慧的载体。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群族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身体动作等操作层面的展演,建构一种生命记忆,为参与者提供追忆和习得族群文化、信仰、社会风俗、规范、族群技术、历史等知识的“场域”,经由仪式性的渲染和社会建构成为了族群共享的记忆[16]。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生存智慧的凝练。尤其在种族延续过程中,将这种生存经验教授、传递给下一代,传承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在具备了所必需的生存能力之后,才能够适应社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在这个生存竞争中,不断创造社会价值,提高生命层级。   3.2  共生共长的生活世界——生活教育
  在社会生活中,生活教育是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追求个人、家庭、国家及人类幸福生活的教育,是生命教育的根本[17]。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日常生活实践、劳作方式与生活惯习的真实反映,是生活世界的写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活动,广泛、连续性地存在民族的生产生活實践中,构成了民族生活的基本内容,通过仪式性的生命教育,表达出民族信仰,使成员产生民族文化认同,体现为无意识的、习惯性的文化行为[18]。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生活世界的映射。首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源于日常生活的节日庆典、祭祀活动及游戏竞赛等,本身具备浓厚的生产性和生活性,多样的体育形式构建起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以一种相对稳定的形式展示民族文化。在很多地区的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扁担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广西马山县的“扁担舞”成为享誉中外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生活中“打舂堂”(又叫“打榔”)的运动形式和舞蹈元素,传承、承载着民族普通民众的生活记忆。其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生活世界的实践模式,蕴涵的文化内涵在变迁中不断充实。比如,投绣球,作为广西壮族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项传统体育游戏,历史悠久,最早出现于2000年前绘制的花山壁画上。当时是用青铜铸制的兵器,用于甩投,称为“飞砣”,多在作战和狩猎中应用。后来,人们将飞砣改制成绣花囊,互相抛接娱乐。到了宋代,逐渐演变成为壮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媒介。作为体育运动项目,绣球发展为高杆绣球和背篓绣球两种运动形式,现已成为壮族的标识,是壮族重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是壮族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世界中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往往融竞争性、趣味性、娱乐性于一体,吸引不同族群共同参与,为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提供平台。
  3.3  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重要的知识实践体系,有自身的文化符号,代表各自族群的生命记忆,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强有力的纽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命教育是对生命的慰藉,是对完整人格的升华,是唤起生命自觉、开启生命智慧的重要途径。其中,族群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19]所认为的:“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少数民族敬畏自然,崇尚万物有灵,遵循自然规律,遵守生命秩序,与生命教育认识生命、理解生命、关爱生命的目标一致。民族的生死存亡、繁荣昌盛和繁衍传承与每个生命紧密相连;而民族成员共同的期望是生命能够延续,民族能够繁荣,这其中的关键是人的存在,活的人的存在,即生命的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类本身拥有共同的先祖,在进化到现今阶段后,各自在不同的区域发展,而作为同宗同族的人类,并没有太大的群体性差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生命的教育是一种集身、心、灵三维一体的全人生命教育[20],关照、爱护、磨炼生命,锻造完满的生命。共时性上,对生命的教育是全方位的,既看重社会价值,更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从自然生命的关照到社会生命的认同,再到精神生命的传承。历时性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贯穿生命始终,关照生命全过程,从生命的形成、出生、成长、成熟再到衰老、死亡的整个过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活动都不会缺席,在人生每个关键环节的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人需要不断适应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互惠义务,工具制造、合作狩猎、食物分配、符合沟通和语言等,这些实践知识贯穿于整个人生历程,对社会的存在和进化是必要的,是自身和群体的发展需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通过传授知识与技能,锻造健壮的身体,磨练坚强的意志,发展健全人格,培养社会适应能力,最终实现生命的教育。个体生命、他人生命和人类生命等不同的生命实践主体,相互依存、密切联系、融合长存[21]。无论是个体生命、群体生命,还是国家、民族的生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照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能够将不同的群体有力地粘合在一起,这对当下的生命教育实践和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的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生命追求,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和生命隐喻,是生命教育的重要形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通过身体修为、社会记忆构建以及文化认同,建构起民族命运共同体,表达民族生命的精神诉求。作为各民族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通过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及生命共同体的教育,记载民族的生命历程,传承民族的历史记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进而推动民族地区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共同为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有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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