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发展、科研驱动—朱同玉的公卫探索之路

作者:未知

  2020年4月3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首次举办“上海专场”,集中介绍上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作为上海市唯一一家定点收治成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医院,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公卫中心)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被大众格外关注。从武汉宣布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开始,上海公卫中心就进入了战备模式,全部员工到岗待命。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更是直接拎着行李住进了医院宿舍。就在记者连线采访朱院长的时候,是五一劳动节假期前夕,本以为朱院长将结束一周的工作回到家中。没想到,采访结束的时候,朱院长告诉记者他也正好回到医院了。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也是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应对各类重大传染病的“主战场”,被称为上海的“战疫堡垒”。正如朱同玉院长所言,如今交通四通八达,一顿饭的时间,疫情就能到达上海。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任何一种疫情只要发生,上海公衛中心会马上启动防范准备。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上海公卫中心是上海抗击新冠疫情的最前线,上演着一场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生死战。医学专家们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为救治患者思索着一切可能的方案。尽管“泰山压顶”,但是上海的救治工作始终没有乱过阵脚。上海公卫中心强大的科研团队在病毒研究上独树一帜,为全世界抗击新冠疫情赢得了时间。
  《上海医药》:作为上海疫情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此次疫情中承担了上海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作为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际化都市,上海的救治一定遇到很多不能预料的困难。请问朱院长,上海公共卫生中心是如何部署,如何应对的?
  朱同玉:今年1月初,注意到武汉疫情后,我们医院上下就取消了休假,全员投入应急状态,并启动相关培训。这份“提前进入状态”,为后来承担确诊患者的救治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上海这样人口数量庞大的城市,面临的风险和压力都非常之大。1月2日—3日,我们上海公卫中心迅速组织开展了整整两天的全员实战演练,完全按照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真实流程进行。医疗、护理、后勤、安保等各部门人员均参加,对怎么引导、怎么接待、怎么防护进行全流程演练。1月6日,我们组建了应急指挥委员会。1月16日,迅速腾空300余个负压病房。1月20日,一名56岁的武汉籍女性被确诊为上海市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收入上海公卫中心治疗。多学科专家团队、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呼吸机、透析等人力和技术全部到位,悉心救治每位病例。医生是患者的生命守望者。每一个成功救治的生命背后,都是医务工作者拼尽全力的忘我付出;每一位病患走出隔离病房的过程,都是一次科学救治的成功探索。
  尽管是做了各方面细致入微的准备,但是面对疫情真实扑面而来的时候,也还是存在一些局促紧张的时刻。我们提前储备了10 000件防护服,相较于平时已经是库存充足状态。但是在1月份患者激增的时候,每天的防护服需求量和消耗量都暴涨。这个时候,防护服的储备量就面临窘境,捉襟见肘。“前线”遇到的困难得到了上海联防联控机制下的物质保障组全力以赴的支持。第一时间群策群力,通过各方力量帮助,我们解决了防护服以及其他救治物资的短缺问题。同时,我们也对救治接待过程进行了科学优化,流程改进,以达到既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又能节约消耗防控物资的目标。
  《上海医药》:上海公卫中心是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个关键时刻承担了在突发传染病面前“站出来”的重要职责。据介绍,此次疫情,上海投入“最强力量”投入主战场,所谓“最强力量“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朱同玉:上海报道首例确诊病例后,我们就切换进入“应急迎战模式”的一级响应。上海第一时间集全市之力集中最好的医疗设施、最强的医疗力量,选派近200名市级医院专家与我们上海公卫中心300多名医护人员合力作战,感染学科、重症医学科、呼吸科等相关救治学科团队“大集结”。 针对重型、危重型病例,来自瑞金医院、仁济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第六人民医院、第十人民医院的专家们,分别带领了5个医疗组,组团式进驻重症病房,负责全部重症病人的床边救治,目标很明确: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全力护航生命。汇集的顶级专家资源组成呵护生命的“硬核力量”,我们称之为“五大天团”。中山医院也派出了ECMO、心内科等强大专家团队支持我们。迄今为止,我们共收治了600多例病患,每名痊愈病例出院均需反复推敲,直至最后认可通过,方能宣布出院。
  与此同时,上海公卫中心拥有实力极强的科研攻关团队和完备的科研平台。医院内设上海市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等研究机构,配有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活细胞工作站、国内首台小动物CT 等一大批先进科研设备。从收入第1例新冠肺炎患者开始,医疗团队的临床救治和科研人员的学术攻关双管齐下,分秒必争。产生的科研成果反哺临床救治,临床治疗方案的不断调整又为科学家发现新的有效防控手段提供了关键信息。两者相辅相成,最终有效地降低了病死率,提高治愈率,并且做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
  《上海医药》:据报道,上海公卫中心以新发、突发传染病为目标,建设疫苗研发基地,能否请朱院长给我们简单介绍?
  朱同玉:从某些角度上说,上海公卫中心的定位很特别。我常说,我们医院是占地面积最大的小医院,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新医院;是综合性医院中的专科医院,也是专科医院中的综合医院。伴随着近几年不懈地努力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家医疗科研实力非常突出的综合医院,在历次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研产出也是成绩优异。
  2017年,经世界卫生组织(WHO)批准,亚太地区唯一一家WHO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临床研究与培训中心在我们公共卫生中心挂牌。我们有非常强大的疫苗团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上海公卫中心拥有国内最顶尖的疫苗科学家,也已经提出储备了一批相关的专利和技术,一旦需要,可以随时投入转化和应急应用。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苗,我们也在马不停蹄地研制过程中。为了争分夺秒,早日让疫苗上市,上海公卫中心已自筹了200万元用于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和相关技术的开发,同时也在申报国家相关科研项目用于疫苗研发。可以透露的是,现在已获得的动物实验阶段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一般情况下,在一些新发传染病发生后的1周内,我们的疫苗专家们就能应用国际上最先进的疫苗设计思路和技术路线设计出应对的疫苗。   《上海医药》:在上海市公共卫生建设大会上,上海宣布计划努力走出一条超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之路,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最健全的城市之一。请问上海公卫中心在其中要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和起到怎样的作用?
  朱同玉: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将成为常态,随着全球交通的便利以及人口流动的日益剧增,传染病离我们越来越近,人类和病毒相伴相生,威胁丝毫没有降低,人类不自觉地已变成共同体。上海应建设好最强公卫大脑,真正提升城市运行风险预警能力和重大生物应急事件联动处置能力。上海公共卫生体系在本次疫情应对中经受住了考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重大疫情严峻挑战相比、与超大城市面临的现实威胁相比、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相比,还有不适应的地方。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治不忘乱、安不忘危,着眼长远,整体谋划,全面提升。上海公卫中心已有百年历史,并多次扩容,但现有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公共衛生风险的挑战,尤其是在患者容纳量、人员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难以充分应对突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我认为,要建设成为具有抗击公共卫生风险的公卫中心,需要练就3种超强能力。首先是超强的机动能力:我们就像部队演习一样,每年进行2次实战演练,使我们可以在疫情突发的时候,迅速腾空负压床位,可以聚集最强的专家团队。再之是超强的科研能力:能在最短时间内破解病原微生物,研发出诊断试剂,开发出治疗药物和疫苗,上海公卫中心每年的科研转化量都在直线上升,从最初的几百万元,到如今的几亿元。资金的增长,使得科研驱动创新更具可持续性。第三是超强的综合能力:在本次疫情中,重症患者的救治就是综合能力的最佳考量。
  抗击疫情期间,上海公卫中心曾给全体职工及家属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你们是点燃生命之火的‘超人’,是解除苍生疾苦的‘英雄’,感谢你们面对疫情时的勇敢和无畏;感谢你们愿挑重担、坚守一线;感谢你们济天下为己任的高尚医德!”让我们一起致敬负重前行的前线英雄们,致敬所有为公共卫生事业不懈奋斗的“公卫人”!
  朱同玉:医学博士,公共管理硕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兼任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器官移植国家重点建设临床专科负责人。入选上海市卫生系统“新百人计划”、“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和“上海市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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