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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 《圣经》, 思考神圣与世俗的结合

作者:未知

  摘    要: 《圣经》是一部包蕴神圣历史的宏大叙事,堪称神圣与世俗结合的经典文本。可从《圣经》中获得某种思考,走出宗教与文化、神圣与世俗二元论的迷雾,寻找一条超越二者之争的更有效、更和平的生存发展路径。
  关键词: 《圣经》    神圣    世俗化
  一、《圣经》:神圣与世俗结合的经典文本
  《圣经》是一部包蕴着神圣历史的宏大叙事,但同样内蕴着世俗性。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认为,《圣经·旧约》为人类设定了一个超越万有之上的上帝,但作为创造物的宇宙和人类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上帝以第七天创造人类收工,彰显出人与其他被造物有本质区别。贝格尔主张,《圣经》本身就已包含世俗化种子,被宣称为“上帝之死”罪魁祸首的世俗化并非现代人首创。确实,《圣经》是神圣与世俗的结合,两种属性看似彼此矛盾,实则辩证统一。
  第一,从上帝与人的关系角度看。上帝被认为是“永有自有”的绝对存在,作为被造者的人,也因之具有“上帝”类似而成为“潜在的神”。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有”,即大千世界,故而上帝绝对超越于世界之上。人是“被造者”,具有先天定限。不过,《圣经》在确定上帝之超越与神圣性的同时,并未将人类贬抑为卑微的存在物。第一,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27),而且耶和华还“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即赋予人类神所秉有的气息——自由意志,进而人具备了成为上帝“协和者”,看护上帝所造宇宙的资格和能力:“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1:26)。因此,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而且上帝从自身导出神性,使人成为有灵性、神性的生命。
  第二,从《圣经》确立的秩序角度看,上帝所造世界既拥有上帝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神圣秩序,又有着世俗的等级序列。这里,所有被造事物均依循自身的规律发展、运转,被造者之间受一个确定的等级序列制约,即精神的存在高于物质的存在,低等物被高等存在所用,具有心灵的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上高居首位。
  第三,从对待神圣与世俗之冲突的策略选择角度看。《圣经》中耶稣基督主张“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可福音》12:17,《马太福音》22:21,《路加福音》20:25);并教导门徒在传道过程中要做到:“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10:16)。这些思想均可谓神圣与世俗结合的典范。正确理解这些教诲需要进入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在基督教尚处弱势地位时,变通地对待神圣与世俗两种维度之间的冲突,是维持自身生存、摆脱困境,最终发展成为后世所谓普世性宗教的关键。从基督教的历史形态考察,其思想形成、传播、发展壮大的过程是与世俗文化共在,乃至于彼此结合的过程。
  二、西方文明发展史:神圣与世俗的冲突与斗争
  鉴于基督教思想在整个西方世界占据重要地位,西方文明发展演化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基督教史,是一部神圣与世俗不断冲突和斗争的历史。
  中世纪时期,以上帝在人间“代理人”自居的教会,享有对世间一切事物至高无上的解释权,世俗世界中一切现象均秉有神圣的意义。随着教阶制度日益蜕变为政治等级秩序,神圣价值逐渐被世俗价值消解。当虔诚的信仰者意识到被蒙骗之后,便开始向伪神圣发动攻击。路德、加尔文等人将斗争矛头指向了神权等级,指向“三堵围墙”,即解释圣经的精神特权、神职人员的等级特权及教皇的财政特权。新教宣扬“因信称义”,破除教会权威,使个人仅凭对《圣经》的信仰实现与上帝的直接沟通。然而,新教在把个人价值神圣化的同时,将个人创造的外在物质价值转换为信仰的产物,为世俗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价值再次得到重视,人的地位升华至“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是,接受世俗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从生活中完全摈弃神圣。真正完整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辩证而圆满透彻地理解人自身:人同时具有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内在地蕴含了神性因素,人在本质上具有两重属性。文艺复兴后,科学信仰取代了对《圣经》的神圣信仰,宗教生活领域与世俗生活领域日益分化。
  19世纪,人们因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而欢欣鼓舞,越发相信人具有等同上帝的绝对力量。整个19世纪欧洲神学思想界被自由派神学思想所统治。自由派神学乐观地相信历史必然趋向进步,人世终会走向完善。该派神学家认为耶稣的道德成就与人并无本质区别,世俗的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实现人性到神性的质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人们从乐观主义的迷梦中震醒。学术界、思想界开始对西方文化、对上帝与人之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巴特倡导摈弃世俗、独尊神圣。他宣称“上帝居于天上,而你在地上”。上帝是超越一切的,不能用“存在的类比”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认识上帝。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上帝间的绝对距离,保持对上帝的神圣信仰,不可妄言上帝,不可在人世间乱借神圣之名行事。巴特神学恢复了上帝超越性、终极神圣性在神学中的中心地位,但他对世俗价值的贬斥过于绝对,使得生活于日益世俗化社会中的现代人,或者对神圣望而生畏,或者与现实生活相隔离,遁入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的生活空间。
  三、审视《圣经》:走出二元论迷雾
  在世俗化的步步紧逼下,宗教既不能顽固坚守自己的神圣身份,不屑于与世俗社会、世俗之人对话沟通,又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神圣使命,将自我消融在世俗文化的潮流当中。前一种选择必然损害宗教自身的未来发展,第二种道路则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巨大的破坏力。在德国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看来,上述两种极端正好对应着20世纪后半叶基督宗教信仰的双重危机:现实相关性危机与身份危机。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从《圣经》这部神圣与世俗结合的经典文本中汲取某种感悟,从宗教与文化、神圣与世俗二元论的迷雾中走出,尋找一条超越二者之争的更有效、更和平的生存发展路径,在二者的“相关”中获得并确证自己的独特身份。
  实际上,在20世纪西方思想界,一种超越宗教与文化、神圣与世俗之争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理念业已形成。文化神学家保罗·蒂利希认为,当代人正处于现代文化的终结时代,人们面临着虚无的深渊,虽然感受到自身的存在正经受着威胁,内心充满深度恐惧,但又无力克服和改变现状。他将当代人的这种生存处境定义为“边界”情势。他从边界处境出发,探求冲破边界束缚,使得宗教与文化、神圣与世俗得以沟通、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蒂利希主张,宗教并不是高高在上、超越于人类文化之上,与世俗社会、世俗生活不可兼容的存在,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是人类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倡导一种广泛的宗教观:“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的关切。”在蒂利希这里,“超凡脱俗”的宗教找到了与世俗文化相联系乃至结合的基点:宗教以神圣与世俗相结合的面目出现在当代社会,为现实社会提供某种灵性指导和生命智慧。
  现代世俗文化的兴起动摇了神圣文化的至尊地位,同时现代性面临的重重危机。《圣经》认为,在上帝面前,人是卑微的受造者,是世俗的,受制于种种先天定限;又秉有自由意志,是上帝的协和者,协助上帝共同维护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因而是神圣的、崇高的。总之,人是神圣与世俗的结合体,二者的谐和、均衡才是人理想的生存状态。于今,人们应辩证思考:任何人因具有神圣一面,不可妄自菲薄,终至无所作为;作为世俗性存在,又不被允许妄自尊大,在不可为时要有所不为。
  参考文献:
  [1]彼得·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3]卓新平.基督宗教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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