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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达洛维夫人》男性人物

作者:未知

  摘 要:《达洛维夫人》抛弃传统小说的情节要素,以女性视角讲述克拉丽莎一天的故事,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代表作。小说中出现的弹震性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与主角克拉丽莎看似毫无关系,却在克拉丽莎穿越时间、空间的流动意识中形成对照,寄托伍尔夫对战争、死亡的思考。本文将重点介绍社会边缘的男性角色塞普蒂默斯,通过对文本的解释和分析来探索伍尔夫对战争和死亡的理解。
  关键词:伍尔夫;达洛维夫人;塞普蒂默斯
  伍尔夫以其意识流写作手法在现代小说技法上另辟蹊径,开英国小说史之先风,这类小说“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已成俗套的爱情穿插或最终结局,也没有一个纽扣是按照邦德大街的那种标准方式缝起来的。”《达洛维夫人》在女主角克拉丽莎的一天中,以支离破碎、毫无规则的意识流动表层描写潜藏伍尔夫对生命、社会等的思考,男性任务塞普蒂默斯则承载着伍尔夫女性视角下的对社会、对战争和男权主义的强烈控诉。
  塞普蒂默斯原是斯特劳德镇离家出走前往伦敦的小青年,受过基础教育但多靠自学成才。战争爆发前,他是公司里受到上司欣赏的的职员。欧洲战争的硝烟弥漫至英国后,他成为首批志愿兵,冲上战场、保卫国土。战争初期,充满男儿气的塞普蒂默斯很快得到晋升,并且获得军官埃文斯的注意和欣赏。两人在战场上的相依之情日渐浓厚,但是战火无情,埃文斯于停战前夕在意大利被炮弹击中身亡,而在同一现场的塞普蒂默斯侥幸逃生,但却对最好的战友的死无动于衷以至于这种漠然在日后战争结束的生活演变成负罪感、羞耻感一直缠绕着他,一度让他的精神濒于崩溃。
  在战争结束后,他成为肉体完好、精神几乎崩溃的病人,“变得麻木不仁了,失去了感知的能力”。他在意大利借宿的旅馆家结识了现在的妻子柳克利西娅。并结为夫妇,到伦敦生活。经历过非人性的战争,塞普蒂默斯显然无法适应平静的充满人性的生活,他在和妻子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在经受战友之死的痛苦折磨:在伦敦市中心的摄政公园看到天空的飞机时,伦敦的平民们都在猜测飞机奇怪的飞行轨迹,而塞普蒂默斯看到的是,“他们在向我发出信号”,这时,他在飞机的飞行轨迹中看到了一种美,这种美使他抑制不住情绪,泪流满面;在游人遍布的公园里,他没有感受到身处在人群中消散的孤独和寂寞,反而增添无数的焦虑和痛苦:他仿佛听到麻雀在栏杆上重复叫着“塞普蒂默斯”,用希腊文唱起了和平之歌,他的幻想里还有死去的人,包括埃文斯。可以说,塞普蒂默斯在摄政公园的一系列应激反应都是战争遗留的创伤性心理状况所致。
  熟练运用意识流技巧的作者伍尔夫既从隐秘角度体会并描写塞普蒂默斯的充满痛苦、愧疚和挣扎的丰饶的内心世界,也从上帝视角来表达对塞普蒂默斯悲剧命运的隐痛之情——“他最近曾出生入死过,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人,是前来复兴社会的上帝,是替罪的羔羊,是永远蒙受苦难的人”。然而对于曾经拯救国家的英雄塞普蒂默斯而言,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他施以一种“非人性”的对待,尤其是他的妻子柳克利西亚、医生霍姆斯和布拉德肖爵士。
  柳克利西亚深深地爱着塞普蒂默斯,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矛盾的是,这样的爱对于有着非同寻常的战争经历的塞普蒂默斯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正如柳克利西亚在看到路人戴着的帽子会心生欣赏之意并邀请丈夫一同关注,而塞普蒂默斯只是遗憾“美似乎隔着一层玻璃”。他不懂得如何欣赏美,他对生活的一份热爱和追求全部都被残酷而血腥的战争消磨,仅剩对莎士比亚文学由始至终的微小的热切。出生并成长在意大利平民家庭的女孩柳克利西娅没有真正体会战场和死亡的滋味,文化和知识水平低下的、单纯的她只是懂得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却不能感同身受丈夫心中的苦痛和折磨,這对塞普蒂默斯战后适应日常生活的进程只有更多的阻碍。而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强烈的阵痛:塞普蒂默斯一方面对妻子爱意的无法回应感受到无奈和挫败,一方面挣扎于自己对战争和战友之死的苦痛无人可晓;利西娅则是为自己无法得到丈夫的关怀和爱意感到悲伤和惆怅,以及对丈夫精神病况难以医治感受到极端的痛苦和无可奈何。在寻找医生帮助的时候,利西娅仅仅是盲目地听从医生霍姆斯的不合理不科学的建议,不分场合、忽视丈夫的心理状况强求丈夫到户外注意具体的事物,一如在人群密集的摄政公园里一味地要求塞普蒂默斯看飞机、看踢球的小男孩,而“塞普蒂默斯不想看,他痛苦地呻吟着,挥了挥手把那永久的苦难、那永久的孤独从身边赶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爱的捆绑”,以爱之名行痛苦之实。
  对于医生霍姆斯和布拉德肖爵士,塞普蒂默斯持的自杀与两人诊治病人的态度息息相关。医生霍姆斯认为塞普蒂默斯是无病的,只是精神状况不好,因而他的诊治结果总是宣告塞普蒂默斯的痛苦和挣扎是无病呻吟。布拉德肖爵士比霍姆斯医生高明一些,他意识到塞普蒂默斯的病入膏肓,但是对于帮助塞普蒂默斯,他只是要求病人需要长期卧床休息,远离城市生活,远离最亲密的人。布拉德肖爵士甚至不顾病人的精神和心理状况强求他直面内心的苦痛。这样的医生和诊治手段不仅无法根治塞普蒂默斯真正的病因,而且将病人与医生和其他平常人的生活隔绝开,使其处于更加被动和孤独的境地。最后一次霍姆斯医生到访塞普蒂默斯家与塞普蒂默斯会选择跳窗自杀不可谓没有任何关系。
  当时的社会意识很容易将男子定性为情感坚韧的超级英雄形象,依据这样的标准,“所有的胜利恐惧都被视为软弱,对战争的反抗——和平主义,出于良心的抗拒逃跑,甚至于自杀都被看作是没有男子气的行为”。这对塞普蒂默斯来说,无外乎“死刑”。在如此强压的社会生活中,塞普蒂默斯个人的真实情感难以得到宣泄,最亲密的爱人无法理解的同时承受着主流人群施加的压力。清醒的塞普蒂默斯诚恳地意识到自己的病态,“埃文斯遇难时他一点都没在乎,那是最糟糕的事;但是所有其他的罪恶也纷纷抬起头来。”他一点一滴地回顾自己的充满自责和羞愧的一生,漠视战友的死亡,娶了一个女人却完全没有负起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但是主流人群漠视了他内心的真正的声音,尤其是被塞普蒂默斯视作代表主流人群的“人性”的霍姆斯医生。虽然塞普蒂默斯是一个时而清醒时而疯狂的精神病患者,但是医生所代表的充满人性的主流人群并没有接纳这个正处在悬崖边上的男人,而是将他越推越远。当塞普蒂默斯的体重下降时,霍姆斯医生只是暗示他的妻子利西娅多给他一盘麦片粥;除此之外,他将自己的做法强加到塞普蒂默斯身上,无声而强制性地要求塞普蒂默斯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例如他最珍视的但丁和莎士比亚,而去接纳他拒绝和排斥的事物。这就造成神经衰弱、精神高度敏感的塞普蒂默斯拒绝医生所代表的人性一方,对他们充满恶意,对他曾以为代表“人性”的医生霍姆斯感到绝望。   介于主流选择和边缘人中间的柳克利西亚恰恰是选择了站在医生的角度、主流的视角来看待丈夫塞普蒂默斯,她认为“霍姆斯医生是这么慈祥的人。他对塞普蒂默斯是那么关心”。在这种境况下的塞普蒂默斯在小说中内心世界是这样描述的:
  “这么说他被遗弃了。整个世界都在大声疾呼:你自杀吧,你自杀吧,为了我们。”
  但是在伍尔夫笔下,这种濒临孤独至死的境界很快被上升为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和献祭,正如她在小说中叙写:“既然他是孤身一人,受人谴责,被人遗弃,与那些垂死的人同样孤独,那么在这种孤独中便有一种难得的享受,一种完全崇高的孤立,一种亲人们永远不能理解的自由。正是在这一瞬间他突然领悟到一个伟大的真理。”而这所谓的真理应当是一种灵魂的永存。塞普蒂默斯热爱生活,他至死都迫切渴望与人们的沟通和互相理解,而这恰恰与克拉丽莎形成一种超时空的共情——“死亡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啊!——难以相信生命必须完结,难以相信全世界将没有一个人知道她曾多么热爱着一切,多么热爱这每分每秒……”在小说中,两个人不存在直接的交流,唯一的联系便是在伦敦街道一起看到天空中的宣传太妃糖的飞机。这种移情作用使得两人对死亡这一主题的理解和感知得到了统一和升华,并且这种移情作用也在哲学层面上暗示塞普蒂默斯与克拉丽莎两人的共生——这恰恰是从侧面展现了沃尔芙意识流叙事手法的高妙之处。
  E·M.福斯特说维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维夫人》具有一种对人性透析的天分,通过写作,她“清除了所有邪恶的内涵”。在创造塞普蒂默斯这一男性人物时,尽管主要目的是控诉主流社会对于精神残疾的退休士兵以及其所象征着的弱势人群的残忍和漠视,隐晦地表达其反战思想,但是她在剖析人性冷漠罪恶的事实后清除了死亡令人恐惧和绝望的一面,其深层意义在于表达尽管恐惧死亡,但是基于对生活和理想强烈的热爱和维护,她宁愿以死明志以保全对理想和生活的热度的生死。
  参考文献:
  [1](英)弗吉尼亞·伍尔夫著.达洛维太太[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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