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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政策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就业前景的影响分析

作者:未知

  摘 要:本文深入探讨“一带一路”政策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就业前景的影响。本组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作为语言学习者,外语专业的学生有着独天得厚的语言优势,拥有良好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也要加强自己的综合能力,充分利用时间去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同时要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使自己成为高质量复合型人才。高校也需要做出努力,改变教育培养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为“一带一路”输送符合需求的高质量人才。
  关键词:一带一路;外语专业学生;就业前景;复合型人才
  一、研究背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姚晓征 2018年)。它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姚晓征 2018年)。在“一带一路”政策影响下,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紧密,“一带一路”的一切愿景与规划的实现都需要以语言沟通为桥梁。“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外语专业的学生需要更加敏锐地把握国际形势,给语言学习者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同时,经济贸易的往来和文化的沟通日渐频繁,毫无疑问市场需要更多外语人才的加入,“一带一路”为外语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我国正需外语应用人才对合作国家有更深刻的解读, 来实现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外语学生在此背景下的就业机遇与挑战是本课题的探讨重点。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之后,沿线各省乃至全国学术界就不同情况与信息,就该政策对于外语专业学习者就业与工作的影响,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先进理论与优秀想法;现将关于“一带一路”政策对外语学习者就业影响的国内外主要研究方向的具体情况一一进行阐述。
  (一)语言是“一带一路”政策的重要基石
  “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外进行贸易合作往来,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政策,作为人类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语言,正是“一带一路”政策的重要基石;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李宇明 2015年)。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李宇明 2015年)。但就目前我国的状况而言,目前满足政策需要的外语人才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局面。
  (二)外语学习者在“一带一路”政策下迎来全新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促使沿线国家之间人员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来往愈加频繁与密切,我国在面对与日俱增的各类深度合作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发出了对于精通沿线国家主体语言和相关地区语言的人才的渴求。然而就目前国内各外语专业的现状而言,由于我国长期主要聚焦于欧美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准备不足,相关语言人才严重不足,这就使得“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人才需求变得更为迫切(赵世举 2015年)。“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要通过语言铺路,让语言人才先行,才能真正为政策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
  (三)外语学习者在“一带一路”政策下面临对于个人能力更高的要求
  当代社会,仅仅具备单一专业能力的外语人才无法适应市场总体环境,从而逐渐被淘汰。市场所需的,是在精通外语的同时又配备其他领域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行业领域的整体布局和大规模推进的人才需求,对“外语+专业”的复合型语言人才的需求增加,高校语言专业学生需发展多方面的潜能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赵世举 2015年)。重视专门语言人才培养,专门语言人才不仅需要精通沿线国家的主体语言和相关地区语言、乃至部族语言,而且应当熟悉当地文化、制度、风土人情和地理,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满足各种复杂的语言需求。(高琳琳,刘岩,单韧,葛忠强 2015年)
  (四)市场对于小语种专业人才的需求逐步增加
  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016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中,30多所在京高校新增108个本科备案和审批专业,其中小语种专业有20多个,“这些新增小语种招生专业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是开设重点。”(罗旭 2017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中心主任彭冬林介绍,近几年来,全国各主要外语类高校已经普遍增设“一带一路”语种,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已经开设84个语种,预计2020年将达到100种,覆盖了所有和我国建交国家的母语和官方言。(罗旭 2017年)
  三、外语专业人才就业调查报告及分析
  根据我组“一带一路”政策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就业前景的影响分析的调查报告显示:
  41.7%的被调查者选择毕业后继续深造、考研,而且56.3%的调查者认为用人单位更看重個人能力,29.13%的被调查者认为外语专业的竞争压力大,说明当今社会对外语专业人才要求不断提升,就业形势严峻。
  73.79%的被调查者粗略了解过一带一路政策,22.3%的被调查者有目的深入了解过一带一路政策,且48.54%被调查者认为一带一路政策最重要的影响是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多就业的机会,50.49%的被调查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出现,势必会拖进外语行业的发展,增加外语的就业前景,说明外语专业学生意识到一带一路政策带来的机遇,并开始主动了解这个政策,为将来职业发展做出规划。部分高校针对一带一路政策专门开设相关课程培养适应一带一路政策需要的人才。
  94.1%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掌握一门小语种,一带一路政策影响了51.4%的被调查者选择报考小语种专业,较于英语专业学生来说,一带一路政策对小语种专业的学生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85.4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以外语为基础,有一定的商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符合相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92.2%的被调查者认为培养专业知识,外语技能,文化素养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更能适应一带一路的发展,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外语专业人才除了语言运用之外,还应该增加其他方面的知识储备,如计算机运用,企业管理,公关礼仪,国际贸易等,也意识到为了适应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抓住其所带来的机遇,除了提高自己专业能力的水平之外,还应具备其他知识技能,努力成为复合型人才。
  由调查报告可得出,“一带一路”政策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语专业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多数外语学生也开始意识到“一带一路”政策为他们就业带来了机遇,提升自我能力,成为顺应“一带一路”政策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迫在眉睫。同时高校也已逐渐开设相关课程并进行教学设置改革,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政策,做好为其输送高质量外语人才的准备。
  四、“一带一路”政策影响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改革
  (一)传统外语教学需要提高创新意识
  随着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我国虽然在教育硬件设施方面投入了许多资金,但却忽视了对教育理念的创新,外语学习者仍旧遵循传统学习方式,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从而导致外语学习者学习方向、层面以及思想水平局限于学习外语本身这一个方面,既不顺应当今“一带一路”政策不断发展的潮流,又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对多方面发展的外语人才的需求。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高校肩负着培养语言人才的重任,在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全面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语言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及时做出改革,完善相应的语言体系,对语言教学方法及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做出改革与创新,以培养出符合“一带一路”战略思想需求的外语人才为目标。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及时启动“语言战略”规划
  虽然現在我国大多高校都开设了小语种专业,但常常是作为外语专业学生的第二选修的语言学科,学生的学习深度不够;而且小语种专业的开设往往与市场需求不符,课程建设明显低于“一带一路”标准,无法满足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对小语种专业人才的根本需求。对于小语种教育的整体规划,高等院校应该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小语种建设;要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情况,以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为基本出发点,积极寻求多边战略价值,带动我国小语种教育的合理布局与调整。(徐飞 2017年)
  五、结语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不断推进,与沿线众国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将增加。为抓住一带一路政策带来的机遇,当代外语专业的大学生,首先需要正确认识自己专业的优势与劣势。不要过分对就业前景担忧,要相信一带一路政策能够带来更多机遇,自己一定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除此之外,高校外语专业学生要加强自己的综合能力,充分利用时间去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同时要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使自己成为高质量复合型人才,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的机遇。高校也需要做出努力,改变教育培养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为“一带一路”输送符合需求的高质量人才。
  参考文献:
  [1]姚晓征.“一带一路”案件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经济法创新[J].《经贸实践》,2018(14).
  [2]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J].《中国科技术语》,2015(6).
  [3]赵世举.“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4]高琳琳,刘岩,单韧,葛忠强.“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转型发展策略刍论[J].《消费导刊》,2015(12).
  [5]罗旭.莫让小语种人才稀缺影响“一带一路”脚步[N].光明日报,2017.
  [6]徐飞.“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高等教育改革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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