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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冬亮:不断自我否定才能持续创新

作者:未知

  第十四届光华龙腾奖为了表彰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为推动社会进步、经济腾飞做出杰出贡献的设计业代表人士,特别推出了“光华龙腾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设计40人荣誉功勋”,为40位做出光彩成就,助力中华腾飞的设计人,颁授一份特殊的荣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主任陈冬亮以“北京设计带头人”的身份获得了此项殊荣。
  《设计》 陈冬亮
  《设计》: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的第41年,在这70年中,中国设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请您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谈一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时间节点和事件。
  陈冬亮:今年对我人生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月2号退休了,退休未退职,现在仍然是两个中心的主任,同时还负责2022科技冬奥的一些工作,是拿着退休金的“义工”。
  去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有幸被光华龙腾评选为改革开放40年代表人物,是对我工作的褒奖,更是激励和鞭策。作为78级的大学生,从上学到退休正好40年,时间纵轴和改革开放相契合。我是材料系压力加工专业的工科生,毕业后进入企业,从实习技术员到车间主任,7年时间都在生产的一线,这个过程是将所学付诸工作实践,是一个自我实现、洗涤心灵的过程,是特别好的积淀。我从小喜欢绘画和手工制作,到企业中就转化成了自觉不自觉的技术革新、技术改造,这种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其实就是“设计”,虽然没有主观意识,但是潜意识中达到了设计的目的,是偶然中的必然,是天赐吧。
  后来在科研处当副处长,负责项目立项、结题和评审工作。三十五岁到研究所担任所长,1993年去日本学习和工作两年。这些经历也为后来从事推动设计产业发展的组织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使我想起20年前设计制作做国庆彩车情景。当年一共制作了科教方阵5辆彩车中的4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物工程在崛起”、“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基础研究很重要”。体现生物工程腾飞的DNA双螺旋,“基础研究很重要”以“数理化天地生”提取兴隆天文台望远镜、寒武纪大爆发、哥德巴赫猜想、单晶硅等国家成果。特別是科技部的彩车主题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求“反映建国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科技成果”。我们参与投标,我组织设计中心的十来个人设计方案,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我首先否定的方案是堆砌科技成果的“大筐”,这样的方案注定会被淹没在广场鲜花和旗帜的海洋中,无法做到与场景和谐的同时又“打眼”、“特立独行”。以前在企业时墙上总有一个图表,上面两条线,每天的产量和累积产量,这两条线就引申出GDP的走势,我觉得科技的力量就是提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的质量。于是我就在一张纸上画出了彩车的原型,像一个向上扬起的箭头,象征GDP。“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彩车就是要彰显科技的力量,我们选用LED屏来搭建,在上面播放50年的科技成果。为了满足国庆路线对彩车限高4.15米的要求,我们选择了搭积木的方式,这就需要LED厂家的配合。我们还是考虑经济成本来选择屏的颜色,还要考虑能否组装,亮度是否足够。当所有技术难题被攻克,科技部领导立刻拍板选中了我们的方案。在彩车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难点,这当中就包括车辆的改造。当初担任车间主任的车间所使用的流水线都是亚洲最大的生产线,德国克虏伯进口轧机,计算机系统是英国BBC自动控制。掌控整个车间的运转的经验让我在技术管理、流程控制方面积累了经验,当在彩车实际搭建过程中遇到了工程难题,设计师和工程师束手无策的时候,我请来原企业的班组长、工段长支援,充分发挥了企业技术工人的潜能,攻克了技术难关。在彩车行进过程中,先后播放了《东方红》《春天的故事》《我们走进新时代》以及50年的科技成果,引得主席台领导频频招手。为此我还获得了科技部颁发的奖状。这辆彩车后来还参加了国庆广场展览,并入选了当年国庆彩车的系列首日封,后期一直在海龙大厦的广场上展示了很多年。LED屏是天安门广场的第一块移动屏幕,当年LED的制作企业就是以此发展起来的今天的利亚德公司。
  《设计》: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作为政府推动设计创意产业发展的促进机构,也是该领域的先行者,20多年在您的领导下开展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它的成立和发展对北京乃至中国设计产业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陈冬亮:北京市科委的领导很有前瞻性,在抓科技进步过程中,发现工业设计的重要价值,1995年,在全国最早成立了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曾在日本工作并获得过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设计技术创新一等奖的经历,使科委把我从有色公司“挖来”,一直工作了24年,当了24的设计中心的主任。
  工业设计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从理念、组织到内容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得益于吸纳很多人的智慧,像柳冠中、王明旨、叶振华、简召全、蔡军老师等。设计中心的第一届班子由我、简召全、叶振华、蔡军四个人组成。
  从1995年到1999年的五年间北京市科委支持了50个示范工程项目,来推动工业设计。当时设计中心有产品设计部、平面设计部和环境部,通过智力引进,让一些国外的专家给企业讲解设计的作用,从申报项目的企业中选出50个项目。组织形式是由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和各高校组团承接。项目包括万通医疗的牙科综合治疗机、牡丹的VIl设计、王致和、百花蜂蜜、星海钢琴、联想电脑等。在那个历史阶段,政府通过工业设计的示范工程,通过引入国外的设计师来辅导,要在理念上和设计的示范上做工作,五年工作总结出来,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一路走来也是一波多折。2000年随着北京市科委结构改组,原来抓工业设计的工业处被改掉了,中心迎来了寒冬。设计中心从成立的运营一直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运营类似公司),政府项目没有了之后,最少的一年只从科委得到了5万的经费,连一个月员工工资都不够。我们不得不到各个展会去“摆摊接活儿”。我跟李卫接到的第一个活儿是中科院物理所的一个治疗机,几万块钱。那个时候就是先解决生存问题。刚才提到的彩车的制作不仅锻炼了团队,我们还赚到了第一桶金,帮助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度过了寒冬。我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连老员工都不知道这些曾经的磨难。在压抑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的勇气,作为带头人要表现得更加强大。   坏事变成好事。我们开始思考,工作如何与市科委的工作紧密相关,如何为北京的产业发挥作用,体现工业设计自己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尝试。第一次尝试是在2000年,我们和当时的美校合作了一个设计创新孵化器,就是现在的“设计大厦”。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基于北京的设计资源、技术资源、服务资源,我和许平老师提出了设计资源协作(DRC)的想法。利用508厂的废旧厂房进行改造,创建北京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一是孵化一批企业,二是为设计的发生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搭建工业设计的条件平台,平台上提供快速原型制造,也就是3D的前身,我们和清华合作,买了一台设备,后来又引进了3D打印代理商“上拓”,提供设计服务。我们还做了一个材料空间,引进了杜邦、GE、三星、美国铝业等品牌,以及市科委的材料平台,帮助设计师了解材料。北京市科委还支持了一个50个刀片的渲染平台,能够帮助设计师更快速地完成设计工作。DRC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培训,采用“三真一模拟”的培训模式,将学生和设计师送到设计公司,公司得到新鲜血液做创意,学生则得到了实践锻炼,平台和70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每年输送1000多名学生,还开办就业推介会。孵化出来的企业包括洛可可、视觉中国等。DRC创办的第二年被评为北京首批十家创意园区之一,去年复评依旧在列,被柳冠中教授称为“以小博大”的基地范例。
  《设计》:由您主导创办的红星奖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设计奖项之一。现在国内设计奖项层出不穷,与其他奖项相比,红星奖发展的独到之处是什么?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如何体现的?
  陈冬亮:2006年红星奖诞生之前,我们做了一系列调研铺垫工作,去德国考察,生成了四个梦想,要做一个“梦工厂”、一个奖项、一个统计、一项研究。DRC基地最初的名字是“梦工厂”,即设计师带着创意而来,在这里实现梦想,这也是我的第一个梦想。红星奖就是第二个梦想。红星奖创办的契机是2005年联想获得了德国红点奖,在庆功会上我在致辞中提到,“中国企业到国外拿奖,是该中国有自己奖项的时候了”。2006年我们和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共同创办了中国设计红星奖,得到了朱焘会长和协会的大力支持。
  红星奖的第一届有200多个企业400多個奖项,没有场地,是利用的无锡工业设计展的场地,请来红点奖主席、iF奖主席、韩国好设计KIDP院长、日本优良设计等国内外的专家组成评审团。“红星奖”的命名也是前瞻性地考虑了奖项的国际化发展,我给第一届红星奖设定的口号借鉴了斯诺《西行漫记》中的一句话,“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我添了后半句“是创新的中国”。红星奖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也得到企业的支持,现在很多品牌、商家都会展示出红星奖的标志。
  红星奖不收取报名费,公平公正高水平国际化是一贯的坚持。每届评奖前,给专家评委发完聘书,现场就交给评委会主席,专家评委会评定的最终结果直接封存,确保绝对的公信力。宁缺毋滥也是红星奖的一个准则,至尊金奖空缺的情况也出现过。在越来越得到业界认同的同时,很多国外企业为了在中国的发展,也来红星奖参评。
  在红星奖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也把它的侧重点跟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评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的主题是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助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为提质增效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近年来,我们在装备制造领域评出了很多奖项,反映出更多装备制造企业对设计的充分重视,像徐工集团、中车集团、商飞集团等。以徐工集团为例,我们帮企业建立了工业设计中心,集团董事长亲任中心主任,足见企业对工业设计的重视。“徐工杯”大赛,征集来的学生创意能够被企业采纳,解决了重大的实际问题,给企业带来价值。红星奖能够起到让企业了解工业设计、认识工业设计价值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设计,备感欣慰。
  每年大约有不少于十项的巡展,都是当地推动产业的抓手,我们还可以推荐好的产品给当地。红星奖的征集渠道是社会征集,关注科技对制造业的提质增效的作用,关注工业设计与文化创意的有机结合,改善民生,城市的升级改造,在信息化时代的工业化设计应如何体现,都是红星奖的关注点。此外,红星奖的原创奖主要来自学生,有大量的青年人投身工业设计,从去年开始,服务设计也成为主流,拓展了原创奖的发展空间,将成为红星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设计的力量。
  推动工业设计理念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做展览。1997年,我策划了一个中国设计大展。当年为庆祝香港回归,文化部主办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大展,我和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文化报记者建言文化部,在这个大展中加入了设计板块,这个展览就成了“中国当代艺术设计展”,这个展览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设计展,内容包括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环境设计、装置设计、服装设计和多媒体设计六个方面。香港设计师靳埭强等众多中国设计师参加了这个展览。在“寒冬”到来之后,我们在北京科博会用四分之一的场地做了设计展,在得到市领导的肯定之后,第二届就发展到一个馆,再往后就转战到文博会。用心的工作让领导感受到你的激情、用心和成果,推广设计的价值。
  随着设计价值被社会越来越认可,影响力越来越大,设计公司纷纷发展起来,设计展览也遍地开花,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就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是引领示范带头作用,在别人没想的时候超前想,没人做的时候超前做,别人开始做了,就要退出来,不跟企业争利。做设计不是设计中心的使命,上世纪90年代我们做实务设计,那是做示范的使命;做展览,是传播的使命;做DRC基地,是做平台的使命;红星奖,是做标准的使命。这些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要用新的抓手推动产业和行业的发展。
  《设计》: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立足北京的同时做了很多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工作。
  陈冬亮: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创新思维,寻找新的机遇,我们发现北京缺少大型设计活动。2005年,北京获得“2009lcograda世界设计大会”的主办权,2007年我与中央美术学院王敏院长等人组成代表团参加古巴首都哈瓦那举办的2007国际平面设计协会联合会世界设计大会进行推介,“2009Icograda世界设计大会”衍变为后来的“2009北京世界设计大会暨首届北京国际设计周”,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部和教育部主办,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歌华集团和中央美院承办。2015年,经“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计周作为北京市政府长期主办的五个活动之一。其实这是为申请设计之都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和社会基础。   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推动产业发展在一些城市推动的项目。北京于2012年申都成功,前后历时两年,历尽艰辛。成功的主要三要素是市政府、市科委领导和教育部中国全委会的领导和支持,以及我们自身的努力。我牵头负责申都的具体全过程,包括执笔完成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设计之都申请报告》。申都虽然辛苦,但其过程是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过程,在国际的语境中了解设计产业及其发展,通过申都,把北京设计推向了更高的国际平台。申都成功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之前的展览是我来策展的,名为《感知中国设计北京》,中国设计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之后,北京在2013年和2016年又举办了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发表了《北京宣言》,为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意城市网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给国际社会带去什么?这是一个大国责任,设计对国际社会、对企业、对可持续发展,都是有责任的。尽管我们的设计发展还很滞后,但是我们有庞大的设计师队伍和强烈的市场需求,今年红星奖的主题是提质增效、促进消费和城市更新,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空间是非常大的。北京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时候只有30多个城市,到去年为止已经达到了180个城市和地区,也由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加入,增强了创意城市网络的力量,庞大的网络更利于汲取全球创意的力量。在这个网络中,我们贡献了中国智慧,改变了规则,在全球治理上也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设计》:我们了解到您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执行主任,这个中心与其他设计促进组织有何不同?它的成立和发展会对中国设计的发展发挥怎样作用?
  陈冬亮:联合国在全球成立有二类中心,在所在国推动某一项事业。中国以前的二类中心都是科技类的,我们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这种跨领域的在全球也是第一个。该中心的治理结构是教科文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我担任法人。中心的目标是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同时在教科文的专业领域提供知识。通过研究培训传播参与到教科文在创意领域的设计与实践,为教科文提供先行先试,同时它也是一个智库,成立一个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为中心提供智力支持、项目对接和人才资源。中心的起点高,在国际语境下为以创意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探索,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建设,同时也是中国外交交流互鉴、创意设计交流很好的平台和窗口。
  《设计》:在您看来,政府、高校、促进组织、产业这几方面应如何相互协作,促进中国设计产业的发展,并助力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
  陈冬亮:2011年我写了一份政务信息,反映北京设计产业的数字不清,当时的市委书记批示给统计局。用了5年的时间,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科委和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共同完成了这个工作,制定了分类标准,将设计产业的统计首次纳入地方政府国民经济的统计序列,在全国是第一个,去年设计产业2800亿,充分证明了设计产业成为了北京的支柱产业。这是很好的局面,是来之不易的局面,每个人都在为此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今天说设计,不再是简单的设计。在科技发展的今天,设计和制造是无法严格分界的,设计在研发和后期的服务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设计很重要,但不完全等同于设计师个体的重要,设计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这不是一个设计师个体能够完成的,这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需要更多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完成一件工作,需要很多人锲而不舍地不断努力,而不是凭一己之力。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与科技的国际化的交流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文化成为热词,是设计的魂,科技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设计的发展离不开科技。
  今天我们站在时代的拐点上,面对科技高速的发展和对文化创新的巨大需求,作为设计促进组织如果不能有所布局有所思考,是无法承担设计领域的推动作用的。从自我的角度来讲,就要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否定自己,只有否定才能创新,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那就真的老了。过去已经成为了过去,翻过去了,而今迈步从头越,新时代属于年轻人的,向年輕人学习,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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