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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从翻译大国到翻译强国的历史进程

作者:未知

  一直以来我国翻译界的不少人士都颇以自己国家是一个翻译大国而自得甚至自豪。这里所谓的“翻译大国”,其含义不外乎翻译的历史悠久绵长,翻译作品的数量汗牛充栋,翻译的从业人员众多、内容类别丰富,等等。这当然不假。然而放眼国际翻译界,我们不难发现,“翻译大国”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等同于“翻译强国”,这里所谓的“翻译强国”指的不光是翻译的体量,诸如翻译的规模、数量、历史等,还更注重这个国家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能否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这个国家的翻译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培训手段等是否处于国际前沿和先进,这个国家的翻译行业、出版等能否领先于其他国家,等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由许钧教授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全面、深刻、具体地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怎样从一个翻译大国发展成了一个让国际同行为之刮目的翻译强国的历史进程。
  与此同时,从另一层面上而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翻译研究无论是作为国内社科界、人文学界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还是作为高校一门从无到有的独立学科,都是发展最快、成果最为丰硕、国际影响最大的研究领域和学科之一。对这40年来的翻译研究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评析,不仅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彰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迎合了深入推进国内翻译学术研究、提升完善国内高校翻译学科建设的需要。
  《概论》一书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是中国翻译研究院重大研究项目成果,全书近50万字,除“绪论”外,设12章,可以说是全方位地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内的翻译学学科建设、理论建设、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口译研究的发展、成就与趋向、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中译外研究、技术手段与翻译研究、中国的翻译职业发展、翻译学术出版等方方面面,最后一章还对新时代国内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深入的分析和展望。
  综观全书,首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国内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描述。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内地高校以前只有外语学科而没有翻译学科,国家需要的翻译人才都是由外语专业毕业生进入工作单位后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或是送到国外去进修的方式培养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翻译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奔走、呼吁、论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构建起了本、硕、博完整的翻译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正如《概论》所引数据表明的,截至2018年4月,中国内地的翻译本科招生单位已经有272所高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点有 249所高校,翻译学博士培养点超过了40所高校。培养出来的翻译人才不仅满足了国内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其中的佼佼者还被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翻译部门所录用。中国翻译学学科如此迅猛的发展、庞大的规模及其先进的教学理念、培养设施和手段,让国际翻译界同行也对之赞叹不已。
  其次,《概论》用三章篇幅(第二至第四章)对中国翻译学理论的建设、发展的阐述和分析也让人眼睛一亮。《概论》对这几十年来数十部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阐发研究的介绍,如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充分展示了我国丰富悠久的翻译思想和发展轨迹,而对这几十年来我国译学界如何通过对外国翻译理论的引进与反思,一步一步构建起了我国自己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过程的描述,如谭载喜的《翻译学》,不光是展现我国翻译界所取得的翻译理论建设成就,更是对我们学界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一个具体生动的注解。正如《概论》所指出的,我们翻译学理论建设和翻译学科建设,“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蜕变,进入了多元、多范式、多学科途径的现代译论发展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整个中国译学界只有苏联学者费道罗夫的一本小册子《翻译理论概要》,到80年代引进当代西方译论而“言必称奈达”,再到90年代末和新千年我们推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令国际译学界注目的中国学者原创的翻译理论著作,这一历程再生动不过地展现出我们从一个翻译大国发展为一个翻译强国的历史进程了。
  再次,《概论》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当前国内翻译界借助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对翻译进行的研究。《概论》在第九章“技术手段与翻译研究”中指出:“当代学术研究开始由单一学科参与的纯学科研究转向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尤其是科技与人文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显著,包括科学仪器和数据分析技术等在内的技术手段相继应用于人文学科研究。以翻译研究为例,语料库技术、键盘记录技术和眼动仪先后直接應用于翻译研究之中,导致翻译研究方法发生重要变革,而且丰富了翻译学研究的内涵。”而让人倍感兴奋的是,国内翻译界在这一领域所做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翻译学研究的内涵,拓展了其外延,而且对国际翻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概论》指出:“自2010年以来,我国学者相继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语料库研究论文。这些论文的主题涵盖语料库创建、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翻译规范等多个方面。”不仅如此,国内学者还在Springer的《翻译研究前沿》(NewFrontiersinTranslationStudies)出版系列丛书,内容涉及语料库翻译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内容、语料库文体学、翻译汉语语言特征等。
  最后,《概论》对国内翻译职业化发展概况的描述也值得关注。翻译职业化是当今国际翻译界的最新趋势和世界潮流,而中国翻译界正是得益于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及近年来“一带一路”的倡议,从而为中国翻译职业化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发展契机。《概论》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至少涵盖64个沿线国家和56种官方及通用语言,加上近年来国家鼎力推进的“走出去”战略,为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用语言体现国家意志、民族品格、改革开放的骄人成就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集全社会之力推动翻译职业化已经成为国内业界的大势所趋。《概论》以确凿的数据进一步展示了中国翻译职业化的发展轨迹:“据统计,我国大陆地区1980年注册的翻译公司仅有16家,1991年达到767家,1992年猛增至1432家。”进入21世纪后,我国翻译行业的发展更是进入“快车道”,“企业数量由2002年的8179家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37197家”。中国翻译职业化的发展速度明显走在了国际翻译界同行的前列。
  由以上所述可见,《概论》以丰富翔实的事实,确凿有力的数据,深刻周密的理论阐释,为我们勾勒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如何从一个“翻译大国”发展为一个“翻译强国”的历史进程。《概论》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我相信它一定会赢得国内翻译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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