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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电影女性形象塑造分析

作者:未知

  【摘 要】电影《霸王别姬》中塑造了三位各有千秋的女性人物形象,分别是妓女母亲艳红、妻子菊仙、真假虞姬程蝶衣,这三位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形象,其背后暗藏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值得深思。
  【关键词】霸王别姬;传统文化;女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5-0083-02
  1993年,由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霸王别姬》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上映,该片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是唯一一部同时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和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电影。影片按照时间顺序对应着四个时代,分别是北洋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文革前后,围绕两位京剧艺术家半个世纪的人生跌宕沉浮,展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思考与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与历史性对《霸王别姬》有着深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悲剧性,所以这部电影传达出的社会悲剧,归根结底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命运共同组成的,聚焦于近代动乱的中国社会。电影中的人物多是悲剧结局,是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碰撞的产物。因此,本文从影片中的三个女性形象入手,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电影《霸王别姬》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一、妓女母亲艳红——“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哭。”
  小豆子(程蝶衣)的母亲艳红在整部影片仅出场7分钟,刚一出场就奠定了她的身份基调:一个可以被随意侮辱,没有地位和尊严的妓女。一个嫖客认出了她,谄媚着上前搭讪,她却一脸茫然,显然是没有认出来,等知道这人是自己的客人时,又开始职业性地挑眉卖弄风情,随后不搭理这个无聊的男人,任由他在背后骂自己“臭婊子”。艳红从出场就是黑白的影调,直到他带着小豆子进入戏园,影调变为彩色,似乎戏园能给她黑白的生活带来色彩。红鞋、红手帕、红色的头花带着些许风尘气息,她风情万种,扭捏一跪:“您只要收下他,怎么着都成。”艳红即使眼里都是泪,心里都是苦,脸上却还是带着迎合、媚俗的笑。她是下九流,是封建社会的最底层,腰杆比谁都软,眼神看什么人都是不自觉的谄媚,动作是不自觉的诱惑,却又满身凄楚。这个角色堪称经典。妓女和母亲的角色,一个是低贱的,一个是圣洁的,充满矛盾冲突与内心纠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儿女的地位是不完全相同的,受父系社会宗教礼法的影响,男孩自古以来就被作为传宗接代的主体,艳红说:“实在是男孩大了留不住。”母爱是伟大的,但是一个妓女母亲又能怎么保全自己的儿子,她只有决绝地将小豆子送到戏园学唱戏,以为唱戏能给小豆子一条好的出路。艳红不惜将小豆子的手指剁下,小豆子疯狂哭嚎时,她也掩面痛泣,她以为砍下了手指可以给儿子一生的温饱,却没想到,那一刀斩断的是小豆子悲惨的一生。跟儿子永别时艳红绝情地连头也没回,真是无情又令人同情。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很难想象究竟是怎样黑暗逼仄的时代,才会把一个母亲逼到这样的绝路上。红粉乱世,那样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她自身难保,又怎么能做得了一个好母亲呢?强颜欢笑,迎来送往,爱情、亲情,其中的任何一种对她们来说都无比奢侈,可怜可叹。
  二、妻子菊仙——“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千百年来,男性利用生理、经济、宗教、种族、法律、道德等手段,塑造了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系,在这个社会体系里,男性是主体,而女性只是被男性话语界定、归类、解释的客体对象,男性是有关女性一切陈述的创造者,以此来规范女性的附属地位。因此,在中国传统思想下,传统“理想主义”女性形象应该是温顺、沉默、顺从的,理应谦卑恭让地孝顺公婆、侍奉丈夫、教导孩子。菊仙(巩俐)与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背道而驰,她痴情率直,刚烈泼辣,将女权式微处境下勇敢的抗争精神、珍貴的自醒意识以及对获得公平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渴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菊仙(巩俐)可以说是一个多面的角色,她敏而不狡,勇而不燥,哀而不矫,烈而不戾。她作为花满楼的头牌,如果贪图荣华富贵的话,早就可以傍个富家公子做小妾,但是菊仙为了逃避一些纨绔子弟的下流要求,毅然从高楼跳下,被段小楼一把接住。她依偎在段小楼的怀里,冲着楼上的几位金主破口大骂,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这个出场可真是不怎么光彩,由此展现出菊仙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泼辣与果敢。从此可以看出菊仙是爱惜名节的,而且十分信任段小楼。她亲自去找了老鸨,褪去身上的金银,珠宝堆满了整个桌子,最后把脚上那双鞋也留了下来。从菊仙亲自为自己赎身可以看出,身处那个环境,她早为自己做好了打算,具备为自己赎身的能力,只是没有遇到值得托付的人。她也不确定段小楼真的会娶她,毕竟无论什么年代,妓女终归是不好的,即使这样,她仍然破釜沉舟,不为自己留活路,光着脚就出了妓院的大门,与过去做了告别。菊仙的形象再次丰满立体,她待人接物泼辣智慧,面对困境有魄力有胆识。随着剧情的深入,菊仙和程蝶衣谈判、顶撞关老爷、威胁袁四爷,时刻提醒段小楼小心谨慎,聪敏、泼辣的外壳下包裹着缜密的心思和过人的气魄。菊仙这个人物,性格的阴暗面也十分鲜明,她不是菩萨心肠,她小气,也记仇,她也想看到曾经欺负自己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菊仙的妓女身份被程蝶衣揭发了,段小楼在红卫兵的威胁下,被迫与菊仙划清界限。段小楼身上具有人性共有的劣根性,他贪生怕死,贪恋美色,是影片中心态最接近正常人的角色。这样的人,最能够适应社会,最懂得享受人生,因此他是活得最幸福的。对妻子的爱远没有对生的渴望来得深沉,毕竟他只是一个凡人,而凡人的爱情,往往是经不得考验的,段小楼懦弱了,公开说和她划清界限,菊仙想做良家妇女的愿望终成泡影。她只想做个平凡女人,无奈世道艰难、孩子小产、丈夫弃离背叛,现实逼得心灰意冷的她走向自杀,一袭喜袍,一双红鞋,一条白绫,命运将她由活着推向死亡,她以妓女的身份从良,又以妓女的身份自我了结,为她凄惨的命运再蒙上了一层黑暗的悲剧色彩。菊仙之死是中国传统文化女性在社会浮尘漂泊的现实缩影,在一个男权坚不可摧的文化语境中,女性是男性的依附者,她们因为笃信爱情而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当男性世界轰然崩塌不复存在时,女性的心理世界及现实世界就失去了支柱,只能被迫走向绝路。在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下,类似菊仙这样的女子虽然反抗过,却仍无法摆脱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精神枷锁。这是女性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三、真假虞姬程蝶衣——“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虞姬,是楚汉争霸时期西楚霸王项羽的爱妾,曾在危机四起的困境下,对霸王不离不弃,一直陪伴在其身边,项羽为其作《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楚人闻之,无不怆然涕下。《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女性形象具有双重身份,既有明喻楚王爱妾虞姬,又有暗喻戏子程蝶衣。西楚霸王身边的虞姬,是深情的从一而终。段小楼身边的程蝶衣,是不疯魔不成活的从一而终。
  程蝶衣的戏子之路来自他的母亲,来自深不见底的深渊。走投无路的妓女母亲被迫把他送到梨园学戏,希望儿子能够有一技之长混口饭吃。但梨园的师傅因为他的天生六指而断言他不适合唱戏,程蝶衣的手被母亲泡在冰水中,母亲手起刀落,他的第六根指头被生生砍下,先是冰冷的沉默,接着是烈焰一般喷涌而出的鲜血和痛彻心肺的离别,程蝶衣悲惨的一生自此开启了。
  《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是最能够凸显电影特征的角色,在幼年到少年的學戏期间经历了剁指、烟斗捣嘴和太监奸淫之后,他的男性身份被“消灭”了,从心理上完成了从“男儿郎”到“女娇娥”的自我身份的认知转变,他的生理性别是“男性”,但经过长期的“文化阉割”,社会性别已经变为“女性”,自我身份认知的错位使他处于不男不女的尴尬境地。程蝶衣也没能逃过中国传统文化下“女性”被男性玩弄的命运,从太监倪老公到袁四爷,在成为远近闻名的京剧花旦之后,仍然被国民党士兵任意欺凌。失去心理独立与自主性的程蝶衣已经身陷女性身份的卑微泥沼,女性的社会性别使他的精神被父系社会所桎梏,所以在长期的京剧《霸王别姬》演绎中,他不自觉得将自己与虞姬的形象融为一体,将现实生活中对师兄段小楼的仰慕依赖幻想为虞姬对霸王的爱情,这是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依附。
  舞台下的程蝶衣一直处于过度放纵的非理性状态,对待感情偏执与炽热,使得他对段小楼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期待,他把希望寄托在段小楼的身上,当时代的劫难到来时,他始终认为段小楼能和台上的楚霸王一样英勇无畏,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因此他可以在情感上接受他的失败,却不能原谅他的软弱。在他看来,段小楼与菊仙的结合,不仅仅是楚霸王对虞姬情感上的背叛,是段小楼对现实生活的妥协,更是对舞台上自己戏剧人生的背叛。程蝶衣曾对段小楼说:“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这种偏激的话恰恰反映出他偏激的内心,尼采的酒神精神中曾提到“生存的永恒乐趣”,京剧对程蝶衣而言就是这样的乐趣,这是一种可以使他将自己囫囵封闭,暂时逃避世俗纷扰的慰藉。他不愿相信段小楼失去英雄气概,成为一个娶妻生子的普通男人。他更愿意相信,段小楼会同他一起,如同舞台上拔剑自刎的虞姬和楚霸王一样,共同走向绚丽的毁灭。在法庭上他决绝地拒绝被拯救,在和段小楼决裂后开始用抽大烟缓解内心的苦闷,这些都是程蝶衣情绪的宣泄和对自我的毁灭。用“不疯魔不成活”来形容程蝶衣十分贴切,他在台上的疯魔是对虚拟梦幻的痴迷,现实中的疯魔则是不拘于世俗的任性和迷醉。他以男性的身份爱着段小楼,与袁四爷交往,给日本人唱戏……这些看似是命运无情地的安排,实际上都来源于程蝶衣内心的苦痛。漫漫人生路,很多次他都想过自我了结,但都没能成功,直到影片最后,程蝶衣重新唱出那句“我本是男儿郎”,他对女性身份的自我认知就此崩塌,拔剑自刎,与女性身份作了决绝了断,“虞姬怎样都有一死”,而背负女性身份的程蝶衣注定不能和段小楼情长意久。程蝶衣是男性世界中被分离出来的“异类”,他是对于中国传统性别和男性中心文化的结构和重建,通过对于程蝶衣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多重边缘女性面对不公平时的压抑与挣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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