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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莽篡汉为中心看西汉忠君观念

作者:未知

  摘 要:王莽篡汉,士大夫阶层纷纷依附王莽政权,从积极支持王莽改制到人心思汉,其态度前后反差不免让人感慨。忠君观念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亦是维持王朝统治的教化方式之一。文章试从儒士支持王莽这一看似不忠的行为来分析西汉后期的忠君观念。虽然西汉时也强调忠君的重要性,但相比东汉的“君为臣纲”尚不够强化。西汉时期的君臣观不仅有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内涵所在,更深受天命维德思想的影响,王莽篡汉更是集中体现了士大夫在忠君上的选择。
  关键词:西汉;忠君;王莽篡汉
  1 西汉儒学忠君观的新发展
  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迄县尉,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自汉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以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王符一语揭露出儒生大臣在王莽篡汉中的立场,认为众人依附王莽乃是对西汉忠君观的一种讽刺。那么,众多官员为什么会选择支持王莽,这是否可以看作西汉忠君观的淡薄呢?
  首先,西汉早期忠君观仍有早期民本思想的影子。西汉建立之初,忠君一说并没有被放入至高的地位。但随着儒学被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忠君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忠君开始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相结合,成为约束臣民行为、稳固君主地位的有利武器。虽然皇权体制下的忠君观仍是从刘氏政权的角度出发,但是并不强调愚忠。以西汉早期的思想家为例,董仲舒是君主地位的有利维护者,“君人者,国之本也”“是故孝子之行,君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董仲舒认为臣下效忠君主是天人关系的合理体现。虽然董仲舒的忠君观念迎合了君主独裁的需要,但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说的观点也在理论上制约了君主的权利,使儒生有了批判朝政、讽谏君主的可能。刘向在《新序》《说苑》中谈到:“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则边境侵。”刘向认为,君主同样要通过礼遇等手段来获取臣下的效忠,否则将会造成无贤臣可用的局面。从这两个经学家的思想来看,西汉早期的忠君观并不是一味地强调愚忠,对君主的德行同样有着相应的要求;君臣并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输出或接受的关系,如果君主失德,臣下有义务去规诫君主。
  2 忠君与天命
  儒生从忠君到天命的转变亦是一个曲折而又反复的过程,这一转变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从西汉中后期的政局来看,社会问题突出。面对这种局面,怀揣着儒家政治理想的儒士们掀起了托古改制运动。元帝时期,萧望之、周堪、刘向这批儒士受到皇帝的重用,史载“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即刘向)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向)纳之”。在与宦官势力的斗争中,以萧望之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最终以失败告终。成、哀两帝时期,王氏外戚专权的现象愈发严重,下层百姓的起义时有发生,社会矛盾尖锐。士大夫官僚无力与外戚势力作斗争,改革的举措也都是不痛不痒,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这些改革主要围绕着宗庙体制、恢复先王古制而展开。大臣师古、孔光、何武等人更是积极推动“限田限奴”政策的实行,这种做法必然触犯了王族大臣的利益,改革难以进行下去。可以看出,在汉后期的政局中,以儒士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并不是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一直想要通过恢复古制改变现有的社会局面,然而一次次的失败最终导致了汉末儒生在忠君观念上的转变。在这些改制运动失败的同时,儒士阶层中的“更受命”的舆论甚嚣尘上。早在宣帝时期,眭弘便以灾异论批评当时的社会,甚至上书“汉帝宜唯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已成顺天命”。这种禅让帝位的说法当然为主流所不容,眭弘最后被霍光处死的结局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汉对天命灾异说是抵制的。而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成、哀两帝都无子嗣的现状使人们对刘氏政权的担忧愈发严重,王莽的出现使儒士理想得以寄托。
  出身外戚的王莽与以往外戚专权的形象不同,他的为人处世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博得了儒士阶层的好感。王莽辅政之后,颁布的政策也深合儒士的心意,缓解了当时的紧张局势,这一切都为王莽改制和篡汉埋下了伏笔。而儒士阶层积极支持王莽,为王莽政权寻找合法性,也意味着传统忠义观对士大夫的约束越来越减弱。儒士抬高王莽的地位,将王莽比周公,群儒又为王莽追加“九锡之礼”,认为王莽应该享受大臣中的最高待遇。随着改制的推进,王莽代汉的野心也愈发膨胀,群臣又以“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队失天命”,将王莽推上了真皇帝的位置。这其中不乏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对于多数人而言都是顺潮流而为。自此,儒家传统伦理的忠君观彻底向所谓的天命屈服。
  3 王莽篡汉与西汉后期忠君观的特点
  第一,两汉之际的忠君观念体现了非忠一姓之君的特点。前文已经提到,王莽篡汉之时,儒士以天命来论证王莽代汉的合理性。这种天命的说法,深深影响了两汉之际的忠君观。董子提倡天人感应,认为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皇帝的一举一行都要符合上天的意志,这就要求君主要能够以德教施政。而从西汉中后期的改制运动中可以看出,儒生在无力对抗外戚时,是把改制的希望寄托于君主的,而西汉后期君主无力去改变现有的社会面貌,他们在忠于刘氏与天命的选择上就必然会向天命倾斜。总的来说,这种“天命维德”观念将着重点放在天子之“德”上,所以对君主的要求必然会很高。如此,士大夫所“忠”之君,就必须能够施以仁政,于公,须是替天行道的圣德之君,施行的德治就必须宽厚待民、轻徭薄赋、施以恩惠、推行礼乐、以德化民,以致天下太平;于私,要求居上位者要时刻反省自身的言行规范。而一旦君主无法去满足这一至善至美的形象时,他们便有可能会选择上天在俗世中的新的代言人。这种天下为公的理念使王莽代汉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在他们看来,君主不过是上天的代言人,而王莽的出现符合他们心中对君主的要求,儒生打着为天下、为社稷的名义来支持王莽篡汉。扬雄在《剧秦美新》谈到“天剖神符,地合灵契”,再则曰“天人之事盛矣”,以此来歌颂王莽符合圣王的标准,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可以看出,这种天命维德、公天下觀念深深影响着当时的儒学士大夫,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忠君和忠于社稷并没有混为一谈,而对于这两者的选择往往又是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的。
  第二,“忠君”与功利。前文已经谈到王莽篡汉前的许多措施调和了多方的利益,也赢得了多方的支持。但是王莽改制的推行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反而加剧了朝政的混乱,也没有满足儒生对利禄的追求,这与儒学士大夫的初衷是不相符的。继而在儒士阶层理想破灭之时,他们又纷纷思汉,迫切寻找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以恒谭为例,作为两汉之际的见证者,从他前期的出仕新莽政权再到后来的批评王莽时政,可以看出当时一些人对于王莽政权的态度并不那么坚定。天命观反复被儒生用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一面言“王莽为舜后”,又继而言“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反复摇摆也多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
  第三,从王莽篡汉的过程来看,忠于刘氏的观念并不是没有影响力的。在改制和篡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儒生大臣在为王莽政权寻找合理性的时候,都会将王莽与汉室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是王莽本人也不得不考虑刘氏政权的影响。他将象征汉朝的孺子贬为自己的“太子”。即便到了这个份上,他还是以汉室的忠臣自居,而将所有这些篡的举动都说成是为了汉室的。同时,为数不多的反抗王莽的事件和人物,我们也不应该去忽略。
  总的来说,本文主要从西汉忠君观的演变出发,分析了两汉忠君到天命的变化,并指出了西汉忠君观的特点。可以看出,在忠于汉室还是支持王莽的选择上,儒生更多是处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同时,西汉以来并没有忠于一姓之君的传统,这些都影响了儒生的行为。从王莽篡汉的过程来看,也不能仅仅用西汉忠君观念的淡薄来解释儒生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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