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关于资本主义特异性的思想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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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吉登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运用马克思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与以往社会相对比，在三个方面产生根本性断裂：一是资本和劳动力商品化;二是时空路径的转变;三是人造空间的出现。这样的分析为深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理论形态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资本和劳动力;时空路径;人造空间
　　 吉登斯作为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突出的理论贡献即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特异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出现涉及两大过程：一是资本的积累;二是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形成。吉登斯运用马克思建立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动力的分析，由此出发阐述资本主义的特异性。
　　 一、资本和劳动力商品化
　　 （1）私有财产转化为资本。吉登斯首先对财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财产即某物。在非现代社会中，什么是“财产”这一问题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非现代国家中，财产首先指的是土地，拥有土地并且从劳动于其上的其他人那里获得利润的那些人，受土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合法转让或者在市场上出售的限制。在非现代国家，私有财产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的主要形式与部落社会、阶级分化完全不同，主要表现为一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如厂房等，这种财产与传统的土地差异非常显著。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财产都可以自由的让渡，包括土地，完全不同于非现代国家的土地私有权。土地作为资本，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可以自由的交换、出售。因而，私有财产作为资本，都不同于非现代国家中的土地私有权。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一旦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更依赖于维持一定的、能够给生产企业带来利润的投资水平：已经获得的利润反过来又成为新一轮投资的条件。
　　 （2）货币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在阶级分化社会，劳动者本身是与土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这种自然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可以直接出售。货币——商品——货币结构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直接联系在一起。劳动者作为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如同社会上流通的一般商品一样，可以自由的“出售”。但劳动者作为商品，还具有一般商品没有的属性，只有劳动者这种特殊商品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这样的劳动力与阶级分化社会的劳动力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属性，是一种商品化的存在。
　　 （3）劳动契约与剥削剩余价值。吉登斯多次强调，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某些重大对比的源头，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具有极为根本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建立在资本所有者与“纯粹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市场相遇的基础上。
　　 劳动契约使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合法化，这是一种隐藏在整个经济生产和分配体系后面的剥削关系。剩余又应当如何来界定呢？吉登斯在这里运用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的背景下，劳动力与资本的自由交换使资产阶级拥有了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强制性权力。也就是说，“剩余产品”尽管是由物质产品所构成，但只有从阶级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分配的角度才可以看作是一种“剩余”。剩余仅仅意味着一个阶级设法榨取另一个阶级。那么，阶级分化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剩余榨取机制存在何种差异：在阶级分化社会，剩余产品的榨取通常以直接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军队作为后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榨取主要以经济强制作为基础，这种经济强制起源于一无所有的雇用劳动者对于资本所有者的依赖。
　　 二、日常时空路径的转化
　　 在资本主義的工作场所，时间是商品化的，工人和资本家同时从时间商品化角度计算的工作日，这也成为阶级斗争的焦点。时间商品化潜在地与两种现象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大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商品化。时间商品化意味着时间也进入作为每一种商品本质属性的“双重存在”状态。但没有哪一种时间中的活动有机地契合于自然的节拍。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这就是时间似乎变成的样子，就如货币成为所有事物的普遍价值标准一样。我们可以把与物质经验分离开来的、纯粹的时间区间，看作是与事物实际状况相反的状态，因为这种时间与货币一样成为一种纯粹普遍的、公共的表现模式。而且像货币一样，时间商品化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商品化过程，带来资本主义来日常社会生活最为深刻的转型。两者结合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日常时空路径的转化。而在阶级分化社会，时间与社会活动的内容是无法彻底分离的，实际上在所有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类型都如此。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阶级分化社会对时间的控制与对臣民的权威性控制紧密关联。但是这种天文时间的计算方式与资本主义的时间商品化是完全不同的。时间计算仅仅为少数精英所垄断。其次，它没有渗入平常生活的例行常规之中，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时间存在于物质现象与社会现象的性质区分中，而不是作为物质和商品的“双重存在”。
　　 三、权力集装器的不同——城市和人造空间
　　 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典型特征体现在社会互动与有机自然的彼此关联上。当阶级分化社会从部落社会分化出来的时候，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转换/媒介关系（结构性原则）中所不可或缺的场所，没有城市，也就无所谓阶级和国家。吉登斯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把城市理解为阶级分化社会的权力熔炉。在城市中，权力的产生到处都表现为宗教的形式，城市最初是作为宗教的仪式中心的形式兴起的。阶级分化社会的国家管理秩序从来没有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以后那样，将触角深入到地方农业共同体的传统组织之中。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生活节奏缓慢，如果时间没有商品化的话，那么，前工业社会的城市人将不会像现代工业人那样感到时间是一种“稀缺商品”，同时也就不至于出现高度商品化的现象，城市土地的可让渡性受到各种限制的制约，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很少像现代“城市规划”那样得到有序的“规划”。城市与农村的分化和共生关系构成了时空组织的基础，构成了权力运用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城市是一种完全创造出来的环境。吉登斯将城市置于社会理论的核心，反对把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看作是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延续或者扩张。资本主义的城市是建立在空间商品化的基础之上，它的典型特征体现在建筑土地的可让渡性上，使之相应能够进入与劳动和产品市场交织在一起的房屋市场。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种“人造的空间”，出现了三大改变城市的变化：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造空间”作为新的权力集装器取代传统城市;二是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对比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而逐渐瓦解;三是传统社会的城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出现了明显的断裂。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区域迁移，这不仅代表人口从一种社会背景向另一种社会背景的转换，而且意味着这些背景本身的总体转型。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导致城市制度的巩固，相反，它消灭了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是国家机构的家园，但非资本主义的城市与资本主义的“人造空间”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断裂。在阶级分化社会的城市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和血缘——对于社会关系结构化具有普遍重要性，构成了权力组织和维持的基本核心。农业文明中公开的阶级斗争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它们有时集中在各主要城市阶级内部的分裂上，但更主要体现在农民反对地方领主或者政府官僚上。在吉登斯看来，存在于阶级分化社会的阶级斗争通常很少。 　　 吉登斯突出强调非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非连续性。所有阶级分化社会，劳动关系都与具有高度在场可得性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即使城市也不例外，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数人口来说，他们还直接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工业场所的建立以及更一般意义的“人造空间”环境的形成，切断了这种联系。在具有高度时空伸延的资本主义社会，配置性资源获得空前发展，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领域，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权力容器，各种社会制度在时空中重塑延展，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高度分化、高度关联，配置性资源在社会体系整合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以上阐述的三大变迁所带来的后果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以传统为基础的本体安全。
　　 四、理论思考
　　 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社会的阶级冲突并非是造就社会变迁的重大转型力量的根源。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忽视了资本主义工作场所中日常层面的阶级斗争。既然时间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稳定过程的基础，生产场所中的许多斗争就围绕着时间的分配而展开。工人总是可以使用“非正式规则”来控制生产的速度，作为更为公开的反抗模式，“怠工”是针对管理者要求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得到更充分使用的典型反应。它们包括对劳动的积极破坏性反应。只有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才得以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已侵入劳动过程的心脏地带。私有财产作为资本，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经济机制中的一部分。民众是“无产者”，他们为了谋生而必须向雇佣者出卖其劳动力，这种现象在先前的所有社会中均未达到这种规模，却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划分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會相比，最突出的特征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处于一种“非对称相互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拥有了一种集权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各种差异之间真正本质的差异在于被支配阶级是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支配阶级并没有参与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农业生产者与支配阶级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者要向支配阶级上缴必要的劳动产品，但在劳动过程中他们是可以相对自由的控制自己的生产过程。传统社会的阶级斗争通常是反抗支配阶级或国家官僚等零星的现象。而这种斗争并不是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固有的生产特征。但是，一旦广大劳动力的土地被剥夺，一无所有的工人需要雇主提供的工作岗位来获得其生计，意味着阶级关系侵入到生产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生产过程中内在的组织的特征。因为劳动力作为商品可以自由“出售”，因为劳动者与剩余价值之间的相关性，导致劳动者和雇佣者在生产过程中始终处于对抗关系。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而不适用于其它类型社会。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社会中，并非普遍存在着阶级斗争，而是相对而言缺乏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集中在工作场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体现在支配阶级并不外在于劳动过程，而是渗入到劳动过程的核心。在这种转型中财产的主要形式变成了资本，同时，劳动力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为了谋生而必须向雇佣者出卖其劳动力，这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划分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才得以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已侵入劳动过程中，对其形态起主导作用。
　　 在吉登斯看来，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人实际上都依赖于资本主义雇主而求得生存。这只有在绝大部分人口都被剥夺了对生产手段的控制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意味着历史性的根本突破。在生产体系内部，资本主义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经济上彼此依赖，利益上彼此冲突，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二是与历史上的其他统治阶级不同，资产阶级通常并不构成国家的管理人员。资产阶级的商业就是商业，这是开启国家政策与资产阶级——或其各个部分——的需求或者利益之间的分离或者差异的一种因素。但是，与所有人们一样，国家也依赖于资本主义雇主的活动以获得其财政收入。因此，国家运作于各种资本主义的“规则”之下。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态下，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前提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分离，而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又是资本主义劳动契约建立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产品市场的性质的基础上，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一致。
　　 吉登斯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发展动力，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但是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产生前的社会形态，阶级斗争或者说生产力对社会发展不具有直接推动作用，而是生产关系也就是吉登斯自创的概念权威性资源具有决定意义。尽管吉登斯不承认生产力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但在其论述中却间接承认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决定的，只不过吉登斯没有意识到生产关系背后深刻的经济动因，而马克思找到了生产关系背后的决定性因素。通过解读吉登斯对资本主义特异性的分析，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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