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俑铜灯——照亮个旧黑蚂井墓地的文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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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88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卡房镇黑蚂井墓地出土了一件精美的三支俑铜灯，这件三支俑铜灯不仅造型独一无二，用料良好制作精美，采用了青铜线刻装饰工艺，是已发现的汉代胡人俑灯中的精品。三支俑铜灯作为随葬器物，出现在西南地区汉式文化因素丰富的个旧黑蚂井墓葬中，三支俑灯本身所具有的汉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和岭南青铜文化的众多特征，成为研究黑蚂井墓地文化的复杂性的重要物证，是对两汉时期西南地区汉文化、和以滇文化为代表的西南土著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面貌的呈现。
　　关键词：汉胡人俑灯;三支俑铜灯;线刻装饰工艺;文化交流
　　一、汉胡人俑灯
　　 火产生的光亮驱散了黑暗，使人们可利用的时间延长，进入新石器时代，陶豆作为饮食器被混用为灯，随后，模仿陶豆制作的豆形灯出现。进入青铜时代，青铜豆形灯出现并一直沿用至后世，成为秦汉时期灯具中最主要的类型之一，战国秦汉时期将各种装饰形式增加到豆形灯具上发展出各种造型精美的灯具。至此，灯具成为了人类文明中无比重要实用器。灯具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们的生活当中，照明、夜读、沐浴、随葬等活动中都可见灯具的身影。到汉代灯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时，出现了独具文化特性的人俑灯。
　　 以人形俑为造型制作灯具最早出现在西周，是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一件跽坐人形铜灯。直至战国中晚期，人形俑灯中的人俑是以本土人物为原型。汉代胡人灯是人形俑灯出现以来最为独特的类型。最早的胡人灯，是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的“胡人”铜当户灯，时代是西汉中期，此后胡人灯开始流行，但也仅在汉代大量存在，汉以后消失不见。胡人灯的出现受当时汉王朝与匈奴关系的影响，反映了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复杂关系。此后在汉代灯具中，胡人灯成为人形俑灯的主流。
　　 汉代胡人灯发现及出土均不算多，目前已知的胡人灯不超过30件。从质地上可以分为陶质和铜质两种，其中陶质灯多于青铜灯，陶胡人灯多为随葬明器，而青铜灯为实用器，死者生前使用，死后随葬。胡人灯在中原地区出现于河南和河北地区，在南方则出现于在以广东、广西为主的岭南地区，及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胡人灯被认为是汉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性遗物。
　　二、三支俑灯铜灯
　　 在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的三支俑铜灯，在云南出土的数量极少灯具中独树一帜，更是汉代灯具中的珍品，不仅体现了汉代云南地区青铜铸造的科学艺术水准，其包还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支俑铜灯，通高41.4厘米、最宽47.3厘米，重6.3千克。灯为一跪坐裸身男俑，双手分别执一灯盏，头顶一灯盏，灯盏为直圆柱体灯柱（灯座）及直壁圆灯盘组成，灯盘的正中部位均有一直立钉形盏心（烛钎）。男俑面部呈现出突出的眉骨，眉毛为左右眉延伸至眉心相连。眼窝较深，双眼较大，眼眶呈尖角椭圆形，眼眶线条刻划较深，眼球中部呈一条突出横贯眼角的脊状线条，鼻子高挺，鼻头非常大，在整个面部非常突出，呈现出少数民族面部特征。男俑腹部系腰带，腰带交叉与腹前，系一枚圆形扣饰。男俑的面部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裸体跪坐俑也是汉代胡人俑灯的惯用形式，这件三支俑铜灯无疑是汉代典型的胡人灯。但胡人灯的族属还存在许多争议，有西域诸国的胡人说、南海诸国的胡人说和海外胡人奴隶说。
　　 在云南地区出土的青铜灯具数量不多，尤其是人俑型灯具更少，而这件三支俑铜灯不仅制作精良、用料珍贵，说明这件三支俑灯十分珍贵。当时在云南其他地方虽然没有出现胡人俑灯，但也出现了人俑形青铜器随葬的现象，滇文化墓葬中就出现了执伞俑。执伞俑有男女之分，多着滇文化风格的服饰，但他们的造型基本是跪坐的姿势，少数民族特征明显。这些具有少数民族特征的执伞俑随葬的现象，既反映了当时云南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三支俑灯既具有典型的汉胡人俑灯特征，还具有云南滇文化青铜人俑装饰特征，说明西汉晚期胡人俑灯的使用和铸造范围已经到达我国南方地区，还反映了汉文化因素在云南地区的擴张、与土著民族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折射出当时云南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
　　三、线刻装饰工艺
　　 三支俑铜灯由头部、躯干及两只手臂举灯四部分分铸组装而成，展示成熟且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三支俑铜灯的装饰使用的是青铜线刻技术，在质地坚硬的青铜器上线刻出细而匀整、干脆利落的线条。男俑头部刻划了菱形纹头箍带、眉毛、睫毛及胡须;男俑裸漏的身体上则刻划了菱形纹腰带及同心圆腰带扣饰，前胸部位清晰可见两列左右平行排列的体毛。男俑光滑的肌肤使得刻划装饰的头箍带、腰带睫毛、胡须、体毛等线条非常突出，展现了当时成熟精湛的青铜线刻装饰工艺。
　　 汉代线刻装饰工艺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中原、滇系和岭南系。中原青铜刻纹装饰最早，萌芽于春秋晚期，延续至西汉晚期;滇系刻纹系统则产生于战国中期，西汉晚期逐步衰落;岭南线刻系统出现最晚，西汉中期延续至定涵晚期。从三个地区线刻装饰出现的时间及其风格来看，三个青铜线刻装饰系统上有时间上前后的相承，也有风格上的相互影响。吴小平认为中原系刻纹铜器纹饰与滇系、岭南系刻纹铜器存在较大的差异，存在较强的地域特征的不同。但由以发现铭文可知中原系刻纹铜器是由蜀郡西工制作，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滇系刻纹铜器。蒋廷瑜认为三支俑铜灯属于汉代錾刻花纹铜器。三支俑灯的灯盏为素面无纹饰，男俑全身裸露，仅有的装饰为头箍带、腰带及头部和身体的毛发，均为线刻纹，线条短而有力，简洁匀整，与錾刻工艺非常相似。杨勇也认为黑蚂井墓地出土的孔雀灯也与岭南錾刻工艺有关。黑蚂井的孔雀灯与广西合浦望牛岭的孔雀灯除局部细节略有差异外，其整体造型、结构、尺寸和纹饰与黑蚂井所出基本相同。
　　 由此可以看出汉代线刻装饰铜器的工艺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各地域间的相互影响。出土三支俑铜灯的黑蚂井墓地在地理上位于滇文化于岭南文化的交汇处，时间上是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也是两个文化相互交流期间，因此个旧黑蚂井受到两地青铜装饰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当地出土的线刻装饰青铜器既有汉式的、岭南式的，也有本地风格的，无疑可见当地正是土著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与联系的孔道。同时，三支俑铜灯的面部特征还与三星堆的青铜人面、头像也非常类似。三星堆出土的铜人头像、面具及金面具的人面，都表现出高眉深目的特征，硕大的眼睛在面部非常突出，眼眶线条深凹，眼球中部脊线突出，鼻子也非常高挺，鼻头硕大，与三支俑铜灯男俑的面部形象非常相似。两处遗址出土的器物的人物面部形象的类似显示出西南地区民族可能存在极大的共性，而相似的表现手法也体现了西南地区早在商周之际应该就有非常广泛地文化技术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线刻装饰工艺作为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沿着既有的通道和新发展的通道进行交流和借鉴也是非常合理和可能的。在这条青铜装饰艺术传播的路径中，云南虽在地理位置上偏于一隅，但在文化上却并不是封闭孤立的，早在文明发展之初，就是开放与包容的。 　　 早在汉王朝统治深入云南之前，我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已然显示出了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到了西汉在云南设置郡县开始，汉文化以国家力量为支撑迅速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传播，无论是器物还是思想文化都深受影响。大量具有汉王朝特征的文化因素进入边疆地区，文化互动和融合变得突出和明显。当地土著民族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考虑，积极主动吸收汉文化都是必然的行为，因此，在丧葬中采取汉式葬俗、汉式器物并不能绝对证明就是汉人的遗存，也可能是西南土著文化对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的文化因素的吸收。我国宋朝时期流行火葬，但火葬习俗最初仅在契丹、党项地区流行，后来扩大到与辽接壤的宋河东地区，并在宋境内广泛流行。这是因为宋朝厚葬之风是民众不得已选择较为经济的火葬习俗，因此不能因为认为习俗不轻易改变就断定广大火葬墓遗迹为少数民族遗迹。尽管三支俑灯具有很浓的汉式特点，但不可否认，在整个墓地中云南本土文化内涵也不少，墓葬中随葬的西南夷土著文化器物不能忽视。且当时汉式器物和本土器物共同随葬的现象在云南许多民族的墓葬中发现，在川渝地区、广西以及越南等地也不乏这样的丧葬现象，因此还不能仅凭随葬器物和葬式的特征就断定黑蚂井墓地的汉族遗民或岭南移民的民族身份。
　　 黑蚂井墓地反映出的汉式丧葬习俗特征十分明显，由此可見个旧黑蚂井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同时，黑蚂井墓地还有大量土著文化因素存在，本地风格的日用陶器的大量存在，文化的独立性仍然很明显。自西汉武帝开西南夷，在云南设置郡县开始，既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但同时“羁糜”政策也使许多本土文化得以保和延续。文化的选择是一个互动和主动选择的过程。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通道，西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远远早于汉朝，且云南历来多民族杂居，文化历史面貌十分复杂，单个或几个文化因素并不能全面揭示其全貌，因此个旧黑马井墓地作为文化交流要到上的一个物质文化遗存，吸收了周边许多文化的内容，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汉文化、滇文化和西南土著文化在个旧黑蚂井墓地交织、融合又或许三足鼎立，三支俑铜灯成为照耀这个交汇之地的文明之光，照亮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光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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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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