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侨居地翻译”看文化典籍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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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本文主要以“侨居地翻译”现象为例，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界定，从而进一步强调在新世纪文化典籍英译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侨居地翻译;典籍英译;文化交流
一、“侨居地翻译”现象
“侨居地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早己存在。东汉末年，佛经传入中国，佛经翻译随之开始。佛经翻译分为三个时期：（1）外国人主译期;（2）中外人共译期;（3）本国人主译期。这些译者侨居在中国，将佛经译为汉语，这种翻译现象属于“侨居地翻译”。（赵长江，2014：192）
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译者都是来自英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等，他们离开了本国来中国传教、工作或进行贸易，在业余时间将中国文化典籍译为英语，这种在异国他乡进行翻译的现象也称为“侨居地翻译”。（赵长江，2014：194）“侨居地翻译”现象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殖民有密切联系。
进入19世纪以后，除商人、传教士相继来华外，随着贸易摩擦的不断出现，外交官也来到中国，他们长期在华生活、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在中国翻译中国文化典籍，这种现象亦称为“侨居地翻译”。
“侨居地翻译”这种现象在中国的19世纪达到了高潮，其标志是：翻译主体由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变为新教传教士、外交官和部分商人;翻译对象扩大了，几乎重要的中国文化典籍都有了英语译本。（范存忠，2010：125）
19世纪“侨居地翻译”是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上一个重要的翻译现象，它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与中国的近现代化密切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说，“侨居地翻译”则是外国人根据自己在中国多年积累的见解，对中国的典籍进行翻译，从而呈现给其他国家的过程，它是一种文化传播以及中西交流的有效途径。
二、19 世纪殖民主义和“侨居地翻译”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西方逐步打开了文化交流的大门，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成果，而且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國文化传播到西方，这就出现了“侨居地翻译”。
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了传教采取了不同策略。但从本质上讲，传教士英译中国典籍和外交官英译文学典籍都是为其殖民思想服务。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中西之间的碰撞逐渐减少，交流变得更为顺畅，这与当时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有很大关系。
在“侨居地翻译”中，对于语言的理解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思想感情的把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只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才能感悟到其中的魅力。典籍英译并非简单通俗的直译，而是对典籍文化有了深刻理解，经过反复琢磨，才能准确把握作者当时的写作目的，进而全面地反映中国的思想与文化。
因此，在中国侨居的时间越久，越能够产生好的译本。而“侨居地翻译”为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打开了崭新的一页，成为翻译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侨居地翻译”的优势：合作翻译
译者需要精通两种语言才可翻译，但仅仅精通两种语言是不够的，因为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而思想是不易把握的。
“侨居地翻译”的一个最大优势是，外国译者始终处在侨居地或主体文化氛围之中，可以用心去感受其现实社会生活和文化典籍中蕴藏的思想感情。遇到难解之处，可向所在国的学者进行交流，以此来提高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认识，进而提高翻译能力。
此外，译者通过与合作者的交流对两种文化、两种思想的认识会更深刻。翻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跨学科实践活动，译者需要了解各方面知识。但译者的知识储备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有人协助翻译，在准确性、译文流畅性等方面会有很大的改进，因此合作翻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翻译形式。在“侨居地翻译”中，很容易找到合作者，这也是“侨居地翻译”的一大优势。
四、“侨居地翻译”中的译者思想和中国文化
在“侨居地翻译”中，译者思想的变化呈现这样一种态势：在中国生活、工作、传教时间越长，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全面。
无论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是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基本上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但中西两种文化都会对译者产生影响，无论哪种文化占据主要地位，译者都是两种文化的一个集合体，文化影响的大小会在译者的翻译中体现出来。
“侨居地翻译”现象说明，中国文化不是短时间可以理解的，其魅力和价值需要在中国生活多年，才能深刻体会。因此，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不是学会了汉语就可翻译，需要思想和阅历上的长期积淀，短期接触不会产生较高价值的译本，这说明侨居中国时间越长越能产生好的译本，越能理解中国文化。
五.典籍英译的重要性
汪榕培在《中国典籍英译》中已提到过：“中国古代典籍就是属于中国文化‘文化资本’的文本”。（汪榕培，王宏印，2009：65）南开大学的王宏印教授曾提过，中国典籍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将其传继下去，并发扬光大。（王宏印，2012：47）
从19世纪初的拒绝外来文化，到该世纪下半叶主动引进西方文化，在这近乎一百年的时间段里，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几乎把儒道两家的著作和许多文学作品都译成英语。侨居者们的翻译不仅扩大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沟通。由此看来，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新的历史时期，是典籍英译发展的大好契机，也是促进国家文化交流的一个新基点。中国文化经典对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和形象塑造密切相关。我们要在“放眼世界，立足本土”（be global，actlocal）的精神指导下，“尽国民之天职”，将中国典籍译好译精。（王宏印，李绍青，2015：36）
六、结语
“典籍”二字最早出于《孟子告子下》：“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黄忠廉，2011：39）这句话强调了典籍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精神思想的载体，在中国、东南亚、甚至在19世纪的欧洲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所以在当今社会中，典籍文化的英译已成为必然。
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要将其全面、系统、准确地译介给世界各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可以说文化史就是翻译史。19世纪“侨居地翻译”的出现更是对典籍英译发展的巨大推进。因此，典籍英译必将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上添下重要一笔。
[参考文献]
[1]范存忠.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25.
[2]黄忠廉.典籍外译转换机制典籍英译研究[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39.
[3]汪榕培，王宏印.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65.
[4]王宏印.现代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47.
[5]王宏印，李绍青. 翻译中华典籍传播神州文化——全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王宏印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5：36.
[6]赵长江. 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南开大学，2014：192-194.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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