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民间”意蕴

作者:未知

  摘要:民俗由偶然的制造而成为一种经验,再以由人类语言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变成人们的常识;常识再经由约定俗成之后,变成民众的生活准则或习惯;民俗将这种习惯进一步沉淀和固定化、程序化,便形成一种民俗意识。谈及鲁迅小说,无论是现实题材小说还是历 史题材小说,无不蕴涵着悠久的民俗传统和厚实的文化积淀。可以说,对民俗意蕴的传承和表达是鲁迅小说的精华 和特色所在。鲁迅小说一定程度上既是鲁迅文艺思想的充分表现,也是鲁迅民俗观的最好标志。
  关键词:鲁迅;民间;意蕴
  一、民俗事象
  鲁迅故乡在浙江 , 其小说透露出浓郁的绍兴风味, 与 古越文化联系深厚。
  (一)年节祭祀习俗。小说《祝福》是最典型的代表, 热闹中带着阴冷的祝 福之气。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 致敬尽礼, 迎接福神, 拜 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祝福”是为了 “岁暮谢年, 祭 神祖”。小说中五次描写了“祝福”场面;在冷静平铺的叙 述里, 对生与死、人与鬼的诘问引发出了深层的意蕴。祥林嫂的死当归罪于封建礼教, 而这里的礼教又与当地风俗 紧密相关。鲁迅将“国民性置于特定的风俗习惯去探讨, 显示了其对国民性问题思考之深”。
  (二)婚嫁、省亲习俗。 从祥林嫂的两次悲剧婚姻、单四嫂子寡守节中, 可见民间婚俗的习惯。诸如“婆婆强逼再嫁” 、“头撞香案”、 “大伯收屋”等细节即是民间婚俗在小说中的再现。《社戏》中写道“我们鲁镇的习惯, 本来是凡有出嫁的 女儿, 倘自己还未当家, 夏间便大抵回到母亲家去消暑。这样, 也可以看“春赛”, 看 “社戏”了。这里的“省亲 ”和 “社戏”都是浙东地区乡间民俗的绝佳代表。
  二、意蕴分析
  (一)“同俗并土”、“同气共俗”的民俗传统。 早在先秦时期, 就有“采风”之说, 意即“观风俗, 知得 失”。 后来的统治者意识到民俗的重要, 提出“为政之要, 辩风正俗最其上也” 。 民俗与上层文化之间既不同、又相 融。 古往今来, 不论在民俗民风还是在文学艺术上, 一直 是吴越并称, 有着 “同俗并土” , “同气共俗”的传统说法。 鲁讯小说从民俗视角设置和推进小说的情节, 表现出民俗 视角的叙事美, 重视并善于把握民俗事象的意蕴, 使作品 具有厚重而深邃的文化内涵。 鲁迅着手中国古代小说钩沉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考察中国民俗的变任。 他认为小说 “录自里巷 ”, 虽经 “造 作”但仍“与民歌一样反映了民风、民气、民情、民貌” 。 他 的小说反映的 “农事”表现出了民风对民性的影响, 如祥 林嫂、阿 Q、单四嫂, 其身上都带有中国封建经济下古老乡 村的民性。
  (二)民风表现, 立足浙东。 鲁迅自幼便对故乡风俗极为熟悉。 关于浙东民风, 鲁 迅曾说过。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 海岳精液、善生俊异, 后先络绎, 展其殊才, 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 同勾践 坚确慷慨之志, 力作治生, 绰然足以自理 。世俗递降, 精气 播迁, 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 乐安谧而远武术……”。 在这 里, 鲁迅概括了浙东民风由古至今的转变。 如他所言:“浙 东多山, 民性有山岳气, 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亦 即周作人所概括的“安贫贱、敝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 贫” 、“习苦 ”的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构成了浙东民俗的特 性。 扎根乡土, 表现民风, 这是作家创作的基本出发点。 一如沈从文勾画的湘西世界, 萧红展现的黑土风情。 鲁迅 这里立足浙东, 表现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民风。
  三、批判与自剖:作为文化他者的“民间”
  过去我们常常从启蒙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出发,探寻鲁迅作品中蕴含的启蒙色彩,发掘其国民性批判的所指。当我们习焉不察地从启蒙叙事的逻辑框架出发,去寻找文本支持的时候,已经内在地将鲁迅归置于一个启蒙者的角色,本章试图将民间文化作为一个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鲁迅的启蒙价值立场,探析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和民间价值立场之间的关系。在启蒙者和民间的关系中,除了后者因为前者而得到一种提升、改变,还存在民间对知识分子启蒙形态或隐或显的拒斥、改造、修正。这种抵触的立场甚至还有可能改变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立场,从而成为启蒙文化的一个“他者”。
  丸尾常喜认为,在《药》中,鲁迅超越了庸众与天才对峙的构图,“为了万人之生而宁可一人赴死的夏瑜的意志,与为了小栓的生命而罄其所有的老栓的意志,本来可以作为共通的东西紧密地结合起来。可是,在这个舞台上,二者却决不相触,各自散发着孤独的光,一起为某种强暴之力所扼杀。”启蒙者夏瑜,铁肩担道义,为唤醒千万吾国吾民而甘愿自我牺牲。这样的大爱固然是作为普通的民间一员的华老栓所不具备的,但著眼于家庭亲情,为了小栓能活下去而愿意罄其所有的老栓亦有他的作为父亲的大爱。民众与天才之间的共通的可能性,便建立在这样的“诚”与“爱”之中。这样,借助于“爱”,即情感的融入,鲁迅超越了单向度的知识者与民众之间的启蒙关系。在日常生活语境中,一味地强调启蒙者与民众之间的隔膜,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二元对立的恩维框架下,有时也会容易产生新的遮蔽,从而形成启蒙者的独断,对“民间”造成新的暴力。
  民间浊镜下的“大义”,从祥林嫂对地狱灵魂的追问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理性在遭遇民间素朴信仰时,表现出它的局限。它固然可以打破愚昧的迷信观念,诉诸以“真”,然而也打破了底层民众最后一丝情感慰藉,无法尽“善”。正是如此,尽管“我”无力启祥林嫂之蒙,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只落下仓皇逃离的背影,但从“我”对自己所持之道的慎用中,也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真诚。这种真诚不仅仅表现为知识分子对自己确固之信的体认,而更表现为在此基础上对“我以为”的警惕以及对“他之所谓可有”的情感融入。
  鲁迅强调他“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并不独断地以“我所是”为是,而是坦言自我认识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黄子平.声的偏至——鲁迅留日时期的主体性思想研究笔记[J].文艺争鸣,2020(03):34-40.
  [2]李传玺. 鲁迅“被欺”[N]. 中华读书报,2020-03-18(005).
  [3]李国华.革命与反讽——鲁迅《在酒楼上》释读[J].文学评论,2020(02):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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