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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光 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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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字的创造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海岱地区是我国文字起源、发展的重要地区。山东大学考古系通过多年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字类文物,这些文物对我国的文明起源发展研究、古代社会研究以及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演变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擇其要者加以简介。
  关键词:文字;陶文;甲骨文;封泥;典盘;诏版
  文字的创造对传递信息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纵观我国文字的历史,以现今山东省为主体的海岱地区是我国文字起源、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山东大学考古系师生通过多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出土了重要的古文字资料。这些文物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古代社会研究以及文字书法的起源、发展、演变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件加以介绍。
  1 龙山文化邹平丁公陶文
  该陶片1991年出土于山东邹平县丁公遗址,泥质磨光灰陶,长4.6~7.7厘米,宽约3.2厘米。陶文共5行,最右边一行为3字,其余4行各2字,共计11字(图1)。其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绝对年代为距今约4200年,比商代甲骨文早了约800年。这是目前我国所发现最早的成句文字,证明在龙山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成熟的文字且用于记载和传递信息,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和中国文字书法的起源及其发展变化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该陶文一经发表即引起公众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
  诸多学者从形体结构、刻写特点、章法布局、语法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认为其“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认为根据现有资料尚无法判断该文字与甲骨文等早期文字的关系,大概是“一种原始文字……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著名古文字学家高明先生也认为其“是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则认为陶片上的文字有几个可以看出是象形的,如右数第三行第二个字一笔连书,可视为左手的“ナ”字。第一行第二字可视为从“右”的持一石斧形物,或即“父”字。著名古文字学家冯时先生认为丁公陶文与古彝文有密切关系,并依据古彝文对其进行了全文释读,认为其性质为卜辞,用于招祖护佑、驱邪求吉。
  2 济南大辛庄商代甲骨文
  大辛庄商代甲骨2003年出土于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共有四例标本。其中最大的一片龟腹甲由四块甲片缀合而成,残长18厘米,残宽10.7厘米(图2)。龟甲经过精细整治处理,正、反两面均较光滑。正面刻辞,可识别共34字;背面有钻孔、凿痕和灼痕。从出土的层位关系看,其年代应为殷墟二期,最晚不晚于殷墟三期早段。这段卜辞记录的是对先祖的祭祀,卜问了御祭、温祭和“徙”(出行)。其中一例是贞问是否对四位母辈分别用野猪、阉猪、家猪进行御祭。
  大辛庄甲骨文出土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一致认为,该卜辞与安阳殷墟卜辞属于同一系统,是迄今为止殷墟之外发现的唯一的商代卜辞,在甲骨学史上具有界标意义。这一发现为重新审视大辛庄遗址的性质,认识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东方地区的关系,探索商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3 泗水尹家城周代封泥
  该封泥1981年出土于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其年代为西周晚期,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例。封泥为黄泥质地,呈一面略扁的椭圆体,长4厘米,最宽处3.2厘米,厚2.6厘米。纵向有一穿孔(图3),孔径0.25厘米,里面有绳索印痕。一面有戳印,直径1.9厘米,背面隆起并有三个横压的指印。戳印文字较为紧凑,用笔粗细不一。上面部分刻写认真,笔道刚劲,下面部分则略显潦草。据考证,该字为二字合书,隶定为“嘼虡”,“嘼”同今“兽”,“虡”此处当读为“虞”,因此“嘼虡”当读为“兽虞”。兽虞是鲁国的虞官之一,掌猎鸟兽之禁令。通过相关文献可推测,“兽虞”封泥的施用对象应是兽虞向宫廷、官府供奉的山林之物,其发现印证了《国语·鲁语》关于鲁国虞官制度的记载。
  该封泥时代之早、形制之特殊,对于了解我国古代封泥的使用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4 长清仙人台春秋时期邿公典盘
  该盘1995年出土于济南长清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M5,为春秋中晚期器。盘口径43.5厘米,高7.2厘米。盘底铭文6行40余字:“寺子姜首及,寺公典为其盥盘。用祈眉寿难老,室家是保,佗佗熙熙,男女无期,于终有卒。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丕用勿出。”(图4、图5)这段铭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内容也颇有趣,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多子多福的观念。
  根据铭文,该盘应是邿公典为祝福初嫁到邿国来的齐国女子(姜首)而做。历代文献中关于邿国地望的记载,自汉代以来一直认为是在鲁之南境,但邿国贵族墓地和该盘的出土地点均位于鲁之北境,这对进一步探讨邿国地望和历史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5 邾国故城新莽诏版
  
  新莽诏版2017年出土于邾国故城遗址J3,共两件。同出的还有货版一件、铜权衡五件。诏版形制为方形薄板,边长约25.5厘米,保存较好(图6)。正面中部有篆书铭文9行,每行9字,共81字,内容为“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享)传亿年”(图7)。此次发现的新莽“同律度量衡”铜诏版,是考古发掘首次出土。一般认为,这种铜诏版当时是镶嵌在木制计量器具(最有可能是方斛)上使用的。
  这两件诏版与同出的其他六件度量衡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铭文极为精美,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和技术水平,是同类铭文中书写、制作最为精美者之一,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山东大学考古系发掘出土的这些文字类文物,均达到国家一级文物标准,目前多数收藏于山东大学博物馆。众所周知,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年代上看,这些文物上起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时代,下至距今约2000年的新莽时期,起始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可谓文明之光源远流长,是研究我国文明起源、文字起源及发展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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