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线条的“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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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漫长的书法发展史中，从始至终都无法避免涉及对于线条的探讨。在许多书论中，尤其是在汉末以后书法美的自觉发展以来，对于线条便产生了“一波三折”的概念，并被诸多书家所引用。书法发展的开始便是从线条开始，为了回归于线条的本质，便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关键词〕书法线条；笔划；一波三折；奇怪生焉
　　当今世界上使用的文字中，汉字是为数不多的非拼音文字，也是最古老的文字。古往今来，线条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先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涂鸦出来的表达形式。上古时期，万物混沌、宇宙神秘，文字被当作接近神灵的途径，线条作为构成文字的语言，带有了太多的神秘色彩。石涛《画语录》有言；“太古无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然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只有我们伟大的汉文化，依据文字创造出一种抽象而又切实的艺术。随意涂鸦线条的过程，伴随着文字的产生和使用。线条作为中国书法最基本的表达语言，我们心照不宣地认为线条质量决定着一幅作品的优秀与否。
　　身处于汉文化体系中的书法线条本身就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在书法作为自觉艺术发展起来之前，尤其是在先秦时期，象形图像的大篆文字是由长短不一的线条所构成，这使书法作为纯粹的线条艺术而存在。但是随着汉字删繁就简的发展，在方块文字逐渐产生的同时，文字中纯粹的线条也开始向笔划转变。陈振濂老师在《书法美学》中有言“在文字书写还只是作为实用的技术来对待的背景下，研究笔法仍然是没有意义的……包括到汉前为止，尽管实际上书法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笔法动作也是日趋丰富，但这些大多是被动的、不被作为艺术美来对待的。汉隶的出现是书法艺术中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没有一种书体的表现力能与它相抗衡。当然，更为直接的则是在于汉隶的主要贡献是解放线条的表现这一结论，它对于我们研究线条美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一波三折：奇怪生焉
　　什么样的线条是深受书家所青睐的哪？这样的疑问伴随着一代代的书家成长。王羲之《題卫夫人笔阵图》有云：“每作一波，常过三折笔。”《宣和书谱·太上内景神经》（卷五）亦云：“然其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唐太宗李世民《笔法诀》有“为波为磔，贵三折而遣毫”。姜燮《续书谱》有言：“故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历代书家对于线条都持有避免书写中出现平拖直过毛病的态度，提倡线条的丰富性。在书法艺术中“一波三折”历来都被理解为笔法的曲折多变。但当今书法的“一波三折”已然延伸说明了笔划的形态、笔势的飘荡流动以及线条的皴擦感，当然这些本身又与用笔的方法紧密相连。蔡邕《九势》有言：“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我想这里的“奇怪”便蕴含了“一波三折”的外在形态。“奇怪”是表达“一波三折”时的具体参照。在书法越来越脱离实际应用，单向作为艺术而存在的当今社会。我们需要的书法艺术就是活泼生动的，难以捉摸的，随心所欲的。因此“一波三折”就是这个“系统”最重要的“零件”。
　　二、一波三折的两面性
　　“一波三折”的线条语言（笔划）是带有一定规定性和自由性的。
　　1.规定性——可控的技法
　　规定性是“一波三折”作为线条的一种基本运动模式。我们在学习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掌握它的基本艺术语言，这样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才符合艺术本身。
　　这种“一波三折”的艺术语言可以理解为线条的丰富性。“一波三折”的规定性大致与用笔方法、书写节奏、墨色浓淡、材料工具等相关联。（注：材料工具对于线质的影响属于客观因素，因此在本文中不进行过多赘述）首先依照用笔的方法，汉代隶书作为隶书史上的一座高峰，大多成熟的汉隶均以藏锋入笔。参照《张迁碑》可以看出，其以方笔贯穿始终，棱角分明，用笔时刻保持中锋铺毫，线条老辣坚实，波磔的大量使用将字形由左向右拉伸，形成横向之势，纵向收敛，字形扁平，整体风格拙朴自然。而楷书相较于隶书，多了许多提按的笔法，以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为例，整体书法以弧线居多，尤其强调笔划两端起收笔的力量感，再细微的点画都有一咏三叹之意，起笔多用逆锋，运笔方圆兼施，整体风格俊秀饱满，给人劲拔健朗之感。作为后世书家都会汲取的营养之源，书圣王羲之的行草书是中庸的标尺，有苏轼、董其昌、赵孟頫等人追随其俊美飘逸的书风，亦有杨凝式、王铎等人取法其大开大合之势，形成豪迈壮美的风格。参照《二谢帖》可以看出王羲之的行草书，线条在笔毫绞转的过程中蕴藏了丰富的变化，笔势委婉含蓄，时行时草，轻重缓急富于变化。笔划顿挫，精致挺劲，连绵的线条一泻而下，畅快恣意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之态。此上种种书体用笔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线质，因此用笔方式决定了线条“一波三折”的质感。
　　而在于书写节奏和墨色浓淡的运用上，可以通过“南董北王”，既善用淡墨的董其昌和喜用浓墨的王铎来进行对比。董其昌的《节临怀素自叙帖卷》，墨色干净淡然，行笔迅速，转折处提笔暗转，抑扬顿挫，一笔连绵不断，线条苍茫而流宕。王铎的《行书寄金陵天目老衲诗轴》，整幅作品以重墨为主，运用墨块营造强烈的视觉冲击，通篇变化丰富，讲求开阖，用笔凝而不滞，随势而行，沿轴线的纵势而下，上下字间欹侧摇摆，使整幅作品在规矩之中飘逸，在理性之中动荡。线条枯实相应，点画错综复杂，真如启功所言：“觉思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相较于这两幅作品，可知用墨的浓淡和用笔节奏的缓急也是影响线质的重要因素。
　　2.自由性——动荡的心境
　　线条“一波三折”的规定性与自由性并不是完全可以区分开来的，相反两者中间有很大的灰色地带。
　　自由性应该包括书家创作时的心理过程，伴随着书家的成长，书法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当然这种成长不仅是简单的年龄增长，更是心灵的变化。颜真卿在乾元元年，也就是他五十岁的时候留下了两部书作，一是当年四月书写的《谢赠祖官表》，再一便是九月所书的《祭侄文稿》。两部作品时间相差不足半年，而且均是行书作品。众所周知的是，两幅作品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确是相差很多的。其实两者就技法层次而言，也就是在一波三折的规定性上并未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作者两次书写时的心态是天壤之别的，以至于造成两件作品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前者创作时抱有对皇室恩德的虔诚与尊重，心态平稳，线条控制于规矩方圆之间，笔法结构严谨，是理性的创作。而后者是作者处于安史之乱的大背景下，心中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与对叛军的仇恨，真情迸发，无以遏制。整幅作品笔法跌宕，“一波三折”在情绪的作用下变得更加透彻直接、淋漓尽致，丝毫不遮掩胸中万千悲绪。因此“一波三折”的自由性是情感的自由流露，也是一个深化升华的过程，更是带有明确的主观意向和不可控性。 　　三、美之于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这个词本身所带给人的感官就是酣畅动荡的。在书法艺术中，这便演变成了线条的一种基本律动模式。这个词涵盖了一般的艺术规律，我们不禁产生了思考，为何“一波三折”的书法线条会具有美得特性？
　　在书法中，“一波三折”是依附于线条笔划而存在的。书法的笔划是含有丰富用笔的，首先必须要肯定的是这与书法独特的书写工具——毛笔是紧密相连的。毛笔富有弹性，可以创造出无穷的变化，带给书家创作时未知的惊喜。我们可以具体地将笔划明确的划分为横、竖、撇、捺、钩、折等具体形态。由于工具的独特性，我们需要丰富的书写经验去控制毛笔。但也因为如此，我们要创作出完全没有波磔的线条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毛笔的运用已经使书法的笔划带有“一波三折”的特质。其次，汉字是由不同形态的点画组合而成，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组合点画的模式。在汉字体系中，点画部首与汉字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例如“口”和“石”；“大”和“厌”等等。这使書法的点画拥有独立美感的特性。书法中黑色的点画，以及点画与点画之间的白色空间都有充足讨论美的余地。邓石如讲“计白当黑”就是这个道理。
　　蔡邕《九势》有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前文谈到“奇怪”是“一波三折”的参照，而“自然”便是“一波三折”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换句话说，“奇怪”是“一波三折”通向“自然”的手段。带有波磔的线条是一种对自然的追求，是人类身体机能在于创作上的本能体现。我们随意创造出来的线条或多或少都是带有弧度的。但是创作直线，却需要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有意识的创作接近直线的线条。再者而言，直线相对于圆弧线是比较固化的，带给人们创作的可能性也少了很多。尤其书法作为艺术，是最离不开笔势的。而书法的笔势体现了手的自由运动。我们追求创作的自然，随着本心，便在作品中产生了“一波三折”，又因为“一波三折”的使用，我们物化出“奇怪”的作品，既充满自我，又与众不同。
　　“一波三折”的线条是极富有生命力的，这种线条包含着美的本质。不论是在曾经的实用书法还是当今艺术书法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一波三折”的线条是作为的重要表达语言而直接关系书法艺术的发展而必须存在的。“一波三折”依附于线条而产生存在的价值与美感，而“一波三折”的线条又呈现出“奇怪”的特质，通过参照“奇怪”而达到我们最终所要追求的“自然”。
　　（责任编辑：牧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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