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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20世纪中国外销装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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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7至20世纪中国外销装饰艺术展”于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开展。展览联合了全国8家博物馆、3家社会单位与个人藏家,展现300多年前的“中国制造”及其深远的艺术文化价值与影响,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此次展览将研究与展示的文物年代限定于17至20世纪,正值清王朝时期,也是欧洲各国争相建立东印度公司之际,为中国大量外销工艺品提供经济背景。重点聚焦“一口通商”时期,在这一历史经济背景下,采用图像学的方法,辅以经济史、文化史资料,尝试对外销工艺品的内涵及其反映的中西文化进行新视角的阐释。
  展览共分序厅、源起(神秘的东方、远航的船队)、流变(文人雅趣、中国情调、来样定制、兼收并蓄)、幻想、尾厅{+一×÷)五个部分,运用独特的“空间语言”,呈现17至20世纪中国外销装饰艺术的背景、图像史、文化影响及当代演绎。
  一、序厅
  1514年,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商人的指引下,率先来到了明朝的广州屯门,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很快,欧洲各国紧随其后。随着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中西间大规模的商贸活动频繁,大量富有中国情调的工艺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西方社会,包括瓷器、漆器、金银器、纺织品、雕刻件等。
  17至20世纪的外销工艺品,从工艺、材料、图案上,都能看到其作为“商品”的程式化制作痕迹,尤其以展览中的满大人折扇最具代表。这类扇子表现官邸庭院生活的主题,亦称“官扇”(Mandarin Fan),人物面部多采用象牙贴绘,服饰多以织锦装饰。19世纪上半叶开始流行,中叶以后发展至鼎盛阶段,20世纪以后日渐衰弱。“满大人”图案广泛装饰于外销广彩瓷、纺织品等。外销扇是这一图案的重要载体之一。图案的流行可溯源至17、18世纪,外国使团来到中国,他们以文字、绘画记录所见所闻,包括中国官员的寓所庭院等,引发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生活的极度好奇,由此,“满大人”图案应运而生。
  满大人折扇作为“商品”的程式化制作,主要体现在人物的画像、服饰,甚至是手势、表情,都是参照某种模板进行批量生产。清代广州十三行生产制作此类扇子时,绘制背景图案、人物图像、上色等环节,都是采用流水线作业。19世纪末期以后,旅游业迅速发展,度假胜地的大酒店附近就会有许多“古玩店”。除了巴黎春天、伦敦自由百货等大百货公司的特别定制品外,大量的满大人贴面扇在非洲和印度也都有售卖。为了突出这类扇子的“商品性质”,巧妙地进行设计,利用序厅的独立空间,将其陈列在“欧洲”的古董商店橱窗里。
  二、源起
  自中西方文明交汇开始,东方一直被作为幻想的对象,出现在西方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始于《马可·波罗游记》,持续于新航路开辟后的近三个多世纪。
  彼得·伯克曾在《图像证史》中指明,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每种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成的形象,都存在“套式”,即符号系统,一种程式化的想象,以可视的形象表现出来。代表中国的元素,不论是庭院人物、梧桐山水、江南春色、渔樵耕读、花卉博古、龙凤图案,还是《西厢记》《三国志》等人物故事题材,都化作一种万能的视觉元素和象征符号。
  正如金和美在《电影中的虚拟中国》表达的观点:“西方对于东方的着迷,也许不仅只是一种恋物式好奇或者排外性投射的结果,更多的,它可能来源于一种惊人的领悟,那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有可能是一种由许多来自遥远他方的碎片拼凑而成的马赛克式文化。它们来自一个存在于东方和西方之间,却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的虚拟世界。”关于碎片化的中国符号不断集合,生成“图像中国”,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想象中国的主要來源,也成为西方极力抵达地球另一端的源动力。为了突出东方的神秘与魅力,展览选择中国红作为主色调,将龙纹、寿字纹等中国传统纹样,云肩、案屏等中式特色展品,碎片化地展示在狭长而曲折的空间内,增强中国的遥不可及和难以捉摸(即遥远的地理距离和帝国有意的与外隔绝),强化中国符号的视觉冲击力。正是碎片化的信息(文字与图像),使得中国的形象被认定为一片被神秘和幻想笼罩的富饶之地。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让欧洲远航船队的最终目标锁定远在东方的中国。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促使中西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成为贸易全球化时代的开端,“中国的世界”开始向“世界的中国”转变。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实施“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一直持续至1841年。“远航的船队”区设计了一道弧形展墙,线性装饰两条时间轴(世界及中国重大事件),辅以重要历史见证物,清晰交代17至20世纪中国外销装饰艺术的历史背景。中央陈列的望远镜,则作为一种“西方将目标聚焦于中国”的意向与符号呈现。
  三、流变
  与侧重主体的心理体验、擅用自然意境、秉持“美”与“善”互通理念的中国文人审美不同,外销工艺品大多作为商品,以迎合西方市场为主,其材质、造型、色彩、工艺体现了西方消费对象的需求,装饰的图案纹样也都体现了消费对象的品味及追求。为了直观展示中西方两种文化系统下的审美,在“流变”起始区域独立设计文人房间,陈列传统文人用具及作品相关的文物,营造出富含文人雅趣的空间意境。
  为满足西方对神秘东方的神往与中国趣味的赏玩,大量外销工艺品上都装饰着丰富的中国元素。但这些中国元素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被改造,或在视觉效果上强化光影处理,增加立体感,化中式写意为写实;或增加西方常用的花卉、几何纹装饰。同时,为适应批量化的生产,外销工艺品上的大量图像逐渐形成了程式化的特征。它们既不是真实中国的再现,也不是中国古典审美理念的反映,而是中西物质与文化交流中,对“他者”的想象表达。安娜·埃勒顿在《扇之魅力》一文中提到:“西方人眼中的。华夏CATHAY’……那片土地拥有美丽的风景,白雪皑皑的山脉,青翠的平原,蜿蜒的河流,有着满载翡翠、茶叶、丝绸、生姜和瓷器的船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茶亭里喝茶,手执扇子,在幽静的湖边,听着宝塔上悠远的钟声叮当作响……”为了营造出西方人幻想中的东方意境,展厅采用园林式走廊,曲折流转,提升情境感和临场感。在门窗的细节设计上则大胆运用几何纹饰,搭配色彩饱和度较高的花乌、人物装饰墙纸,整体的空间设计呼应了外销装饰艺术中“中国情调”的特点。   除了“中国情调”,“来样定制”是中国外销工艺品中又一个重要的品类。18至19世纪,通过订货图样,大量反映西方社会与文化的视觉材料传入中国,不论是家族徽章、宗教故事、神话传说、历史事件、著名人物,还是欧洲的风土人情、居室时装、交通工具,都成为外销工艺品上常见的装饰图案。
  大量外销工艺品上亦带有不同程度兼收并蓄的特点,不仅融合了工艺、造型、构图手法,也杂糅着不同的视觉表现与艺术风格,是直观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质载体。
  四、幻想
  中国元素的不断渗透,包括图案、纹样、色彩与工艺,逐渐影响西方的建筑、生活起居等方面。这些中国景物及装饰元素经过欧洲人的改造,以一种程式化的视觉符号再表现,在艺术审美上形成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风兴起于17世纪中叶,在18世纪达到顶峰,自19世纪新古典主义兴起而逐渐式微。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国风还体现出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水乳交融的特征。这一风格也对20世纪的新艺术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现在,独特而神秘的东方依旧是许多欧美设计师的灵感来源,不少国际品牌都推出了中国风系列。
  中国风图像反映的是中西文化之间不断碰撞、流变、融合这一复杂多元的动态历史过程。其中有互相吸收、彼此模仿,甚至存在一定的曲解,因此很难找寻到结果的源头。为了突出中国风呈现的文化杂糅状态,及其文化影响,展览在相对闭合的空间设计了海量图墙及镜面墙,借用镜子之观看与被观看、投射与被投射下的真实与幻想效果进行视觉表达。
  五、+-×÷
  17至20世纪中国外销工艺品投射出西方对东方的神往和幻象,使得外销工艺品在设计生产过程中,未完全遵循中西各自文化中的已有定式,而是以一種“加减乘除”的方式进行了重新构建。这一设计制作理念贯穿尾厅部分的中国外销装饰艺术之当代演绎。
  尾厅的设计品将旧元素进行不断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秩序和视觉效果,赋予新的内涵。比如中国外销装饰艺术中较为常见的龙纹,实则是人类幻想产生的动物。这种幻想的产生,属于心理现象,即对模糊的、随机的影像进行联想,经历修饰和变化,定义成具象的图像,与视锚觉产生机制十分相似。视锚觉在艺术的应用始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独特的视锚觉艺术——欧普艺术(op art)。将欧普艺术叠加运用到龙纹之上,保持加减乘除的设计方式,赋予新内涵,风格更具时代特征。尾厅的空间打造成一个秀场,辅以霓虹灯、镜面装饰,突出当代特性,放大中国外销装饰艺术的再创造效果。尾厅空间连接展览的历史与出口的当下,试图产生历史与当下对话的悠远回音。
  17至20世纪是中西贸易繁荣发展的时期。大量中国制造的工艺品通过海上丝路进入西方社会,中国的世界转向世界的中国。中国外销工艺品的规模与影响,与国力息息相关。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策划这一展览,不仅为了呈现17-20世纪的中国制造及其影响力,也能让观众观史知今,感受新一轮的中国风正在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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