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高管会提升旅游企业绩效吗?

作者:未知

  引用格式:王彩萍, 普涵艺, 代姗姗. 女性高管会提升旅游企业绩效吗?——来自旅游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 旅游学刊, 2020, 35(2): 26-37.WANG Caiping, PU Hanyi, DAI Shanshan. Will Female Top Managers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Tourism Enterprises?—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Tourism-Listed Companies [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2): 26-37.]
  [摘    要]旅游业是女性就业较为集中的行业。近年来,我国旅游企业中女性高管不断增加,文章以2003—2016年期间我国旅游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高阶理论构建研究假设,并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我国旅游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上市企业中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然而,对酒店行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女性高管对酒店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会因为行业高度竞争压力的存在而受到抑制。研究结果丰富了现阶段女性研究相关文献,也为旅游企业管理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关键词]女性高管;企业绩效;面板数据回归;旅游上市公司;高阶理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2-0026-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2.008
  引言
  随着企业中女性高管比例的不断增加,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1-3],欧美等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性别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4-6]。Hambrick和Mason提出的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为该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近年来,基于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决策中的特征,对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迅速增加[7-9]。但我国学者对此问题关注较晚,在201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相关学术研究成果[3, 10]。相关研究基于不同的企业绩效指标,使用多种方法,对性别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然而,至今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由于性别与企业绩效关系不确定性的存在,在不同的情景下、基于不同行业展开专门研究尤为重要。
  旅游业是从业人员性别特征集聚明显的行    业[11]。通过对《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7年的统计数据整理发现,在住宿和餐饮业等服务性的行业中,女性就业人员比重高达52.6%1。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男女平等观念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企业高级管理层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以2014年为例,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平均占比最高,达到17.1%2。尽管女性在旅游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其在企业经营中作用的相关研究缺乏。对特定行业的关注,有助于在特定行业因素的背景下,深入剖析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1]。在总体而言仍旧以男性管理者为主导的旅游企业中,女性高管能否发挥其自身优势,促进企业绩效提升?本文将在对旅游业行业因素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予以实证研究。
  本研究将专注于中国情景,从旅游业的行业特征出发,深入探讨性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以2003—2016年期间我国36家旅游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针对旅游产业中酒店部门改革开放较早、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最为激烈的特点,进一步关注部门差异对上述关系所产生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丰富性别与企业绩效相关研究文献,为优化旅游企业高管结构、促进旅游企业绩效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1 理论、文献和研究假设
  1.1 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高阶理论为研究女性高级管理人员对企业经营决策及绩效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6]。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特征会影响其认知结构、价值观和洞察力,从而对管理者的行为和决策产生影响,最终影响企业的竞争行为和绩效。该理论建立在以下两个重要前提上:第一,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如认知基础、价值观、风险偏好等,会影响组织战略选择和公司业绩;第二,管理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是其心理特征的表征[6]。性别是主要的人口特征之一,性别的差异首先是自然的和生理的,更是社会的和文化的[11],因此开展高管团队性别多样化的研究非常重要。
  高阶理论为探索高管性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研究者不断展开女性高管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女性高管對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12-13]。如Joy等通过分析1996—2000年美国企业的相关数据发现,女性高管有助于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2];Erhardt等对127个美国大型企业1993—1998年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也表明,董事会中女性占比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积极影响[14]。但也有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存在负面作用。如Singh等通过分析科威特小企业的相关数据发现,由女性主导的企业绩效差于由男性主导的企业绩效[12];况学文等对我国上市企业的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负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并认为在当前的公司治理环境下,过度选聘女性进入董事会不一定有利于公司的价值创造[3]。此外,也有研究显示,女性高管的比例对企业业绩没有显著影响[13]。
  对于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不确定性,一些研究基于女性高管的自身特性,对其在企业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15-17],研究发现,女性企业高管的领导风格和个人特征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女性企业高管的人格特征可以概括为3方面[15-16]:善于沟通,擅长协调人际关系,也更加亲切、注重人性化;乐于奉献,女性高管更具有奉献精神[15];更为谨慎,女性较男性更为保守,更偏好于规避风险[16]。   女性管理者独特的个人特征及领导风格,通过多种路径影响企业绩效。女性更善于沟通,能够    通过影响各种决策,更好地协调股东价值[15];女性高管更注重人性化,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构建,由女性担任高管职位既有内部激励作用,又有外部象征意义[18];女性高管比男性高管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导向和监督动机[19];女性较男性更为保守和更加偏好于规避风险,对企业财务报告、内部审计和内部控    制带来积极影响[16];女性董事工作勤勉及具有高胜任能力,因此性别多元化可以提高董事会的治理效率[17]。但是,还有少量研究通过分析女性董事对企业投资、多元化经营或者研发(research & develop,R&D)的影响发现,女性的风险厌恶特征一方面能降低公司过度投资概率,从而降低企业风险偏好[8],另一方面,却又对风险较高的R&D投入产生抑制效应[20]。另外,关于女性董事对并购、审计等财务决策影响的研究表明,由于女性比男性更为谨慎和谦虚,对企业的并购具有消极影响[15]。
  综上,目前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明,从女性管理者的自身特性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女性管理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其一,可能受行业因素的影响。如Chirwa对马拉维中小企业研究发现,在纺织及皮革制造、木材和陶瓷制品制造、酒吧、餐馆、酒店和服务等利润率较低行业的企业中,企业绩效与所有者的性别无关[1]。女性在不同行业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在更需要亲和力以及影响感召力的教育、服务等行业,女性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目前大多数研究均基于所有上市公司样本展开分析,缺少对特定行业的专门关注。其二,采用不同国别样本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差异。目前,中国关于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中国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又历经新时期社会经济转型,在中国情境下,女性高管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如何,亟须更多的经验证据加以论证。
  本文将基于长期动态的旅游上市公司数据,从旅游行业的特性出发,剖析我国旅游企业女性高  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从女性自身特性和外部环境层面,实证检验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1.2 旅游业中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特定的行业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旅游业的从业人员性别特征集聚明显,女性在旅游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与传统的工业和服务业相比,旅游业具有两方面的差异性:其一,旅游业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9],提高顾客价值是企业发展的核心。旅游业为消费者提供各种满足旅游消费需求的服务和货物[21]。生产者或者服务者需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旅游企业需要以提高顾客价值为核心,进行不断的服务创新,获取核心竞争优势[22]。其二,旅游业是综合行业,需要协调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旅游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广泛,包括政府、社区、股东、非营利组织、员工等,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由于旅游企业与社区的联系紧密,所以与社区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在社区中建立的良好声誉,对于企业的持续经营尤为重要[23]。此外,旅游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所以旅游企業高管与员工建立良好的关系也尤为重要。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差异性,女性高管对旅游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可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述:
  其一,在旅游行业中,女性高管更善于处理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尤其是与社区、员工的关系,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女性通常被认为更擅长于人际交往,并且耐心细致,而女性管理者更加细心和敏锐,擅长情感表达,通常基于直觉决策[24],并且依存型的自我建构[25]使其在关系实践及处理方面更具优势。女性管理者会更为关注公司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并协调好企业与社区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拓宽企业沟通渠道[26-27],从而帮助企业建立正面积极的外部形象,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女性高管通常与员工的关系更为密切,她们勤勉工作[17],更强调和谐、平等以及团队合作,倾向于分享信息和权力,能够激励同事,并给予下属信心,使得企业管理团队可以有效运作,从而应对各种挑战[7]。女性高管能够应对不稳定环境的重要技能可以帮助提高企业决策的质量,进而提高企业绩效[7]。
  其二,在旅游行业中,女性高管感情更为细腻,能从顾客视角出发,促进产品创新和提升顾客价值,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已有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的经验和阅历,以及知识水平和领导风格,能够避免同质性团队中单一性别思想趋同所带来的决策局限,女性高管可为管理决策提供多样化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董事会决策的全面性及创新性[28]。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女性具有抗拒压力、肯于吃苦以及情感细腻、富有爱心的特点[29],并且女性的这些特点使女性高管表现得温馨、善解人意,其协调沟通的情感与能力更强,有助于消费者建立一种归属感和亲切感,以提高其忠诚度。女性高管在决策中会更偏向于从顾客视角,为企业创新旅游产品或服务提供有效的建议,进而提升企业绩效[30]。
  因此,可提出以下假设:
  H1:旅游企业中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旅游行业的竞争性对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尽管女性高管自身的优势有助于旅游企业构建良好的社会声誉、提高其经营决策的全面性和创新性,以及最终提升企业绩效,但女性高管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如在领导力、决策力等方面与男性相比相对弱势[15-16],这一弱势可能在企业面临激烈的行业竞争时,显得尤为明显。在旅游行业的不同部门中,相对于景区,酒店企业改革开放较早,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最为激烈,并且净资产回报率较低。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网发布的《中国旅游景区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7—2024年)》显示,2015年部分旅游景区净资产回报率达到60%,而酒店业仅为5%~10%1,远低于景区行业。高度竞争的行业环境为男性高管充分发挥其领导和决策力提供了有效的空间,其任务主导型决策风格和特质更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24],但却易于凸显女性高管在此方面的不足,对其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正向效应产生抑制。相关研究也发现,在竞争性环境中,由于努力的代价以及不确定性都较高,而女性管理者因具有较高的风险规避意识,因此与男性管理者相比,女性管理者表现得较为低效[15-16]。因此,本文拟引入部门虚拟变量,以分析其可能对女性高管与旅游企业绩效关系产生的调节作用。   H2:高度的竞争会抑制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
  2 研究设计
  本文以中国旅游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旅游上市公司指在沪深两市挂牌交易,主营业务与旅游相关(如酒店、餐饮、旅行社、景区等),而且旅游相关业务收入(之和)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最大的上市公司[31]。本文参考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选取主营业务与旅游相关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32],其中,有些样本公司有可能变换经营业务,导致旅游业务不再是其主导产业,这类公司在相应年度的观测值则予以剔除;反之,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多元化扩张开始进入旅游行业,则依据上述判断标准,其相应年度的观测值将被纳入总量中。此外,个别公司在某些年度被列为ST、PT企业,其相应年度样本将从总观测值中剔除。最终共获得36家旅游上市公司样本(表1),样本区间为2003—2016年。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RESSET)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部分来源于旅游上市公司年报。在对缺失值处理后,共得到440个观测值。
  参考已有的文献研究[33-34],本文采用每股收益(简写为“P”)计量企业绩效。每股收益是公司凈利润与股本总数额的比值。对上市公司而言,每股收益是评价企业业绩的主要指标,既可以反映企业价值,也可以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水平,因此常用作证券市场评价企业绩效的指标。
  同时,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法、比例法以及指标法(Blau指数)从多角度对企业“女性高管”状况进行测量。本文中的企业高管层指在企业中担任除了独立董事及监事相关职位之外的其他高管职位的团队,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裁、副总裁、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长助理以及董事长秘书等,而女性高管则指企业高管层中的女性群体。其中,虚拟变量法测量的是企业高管层中是否具有女性,比例法测量的是企业高管层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指标法则反映企业高管层中性别多样化程度。此外,为了反映旅游行业内部门差异对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设置虚拟变量“是否酒店”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的含义和计算如下:
  (1)女性高管虚拟变量(DF)。如某企业高管层中有女性高管,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女性高管占比(FP)。衡量企业高管层中女性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取值范围为0到1,取值越大说明女性高管越多。
  (3)性别多样化程度DS。使用布劳指标(Blau’s index)[9]测度。测度公式如下:
  [DS=1-Pi2]
  在本文中,i指的是性别类别(男性/女性),Pi指的是男性或女性占总人数的比例,该指标的取值范围为[0,0.5],取值越大说明多样化程度越高。
  (4)酒店行业虚拟变量(DH)。如企业属于酒店行业,且酒店业务相对于其他旅游业务占比最大,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此外,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绩效,其影响因素多元而复杂,为了更准确地测量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控制了影响企业绩效的常见因素[35-36]。综合考虑已有文献、数据的可获得性与避免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等因素,控制变量包括:上市公司年龄,并将其取自然对数纳入模型(记为LNAGE);每股净现金流量(CFPS);公司规模,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计量(SIZE);资产负债率,用以反映资本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DA)。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下计量经济模型检验旅游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Pit=α+βDFit+γ1LNAGEit+γ2CFPSit+γ3SIZEit
  +γ4DAit+εit                                                  (1)
  Pit=α+βFPit+γ1LNAGEit+γ2CFPSit+γ3SIZEit
  +γ4DAit+εit                                                 (2)
  Pit=α+βDSit+γ1LNAGEit+γ2CFPSit+γ3SIZEit
  +γ4DAit+εit                                                (3)
  Pit=α+β1DFit+β2DHit+β3DFit×DHit+γ1LNAGEit
  +γ2CFPSit+γ3SIZEit+γ4DAit+εit                   (4)
  Pit=α+β1FPit+β2DHit+β3FPit×DHit+γ1LNAGEit
  +γ2CFPSit+γ3SIZEit+γ4DAit+εit                    (5)   Pit=α+β1DSit+β2DHit+β3DSit×DHit+γ1LNAGEit
  +γ2CFPSit+γ3SIZEit+γ4DAit+εit                     (6)
  其中,式(1)至式(3)分别对应假设1,检验女性高管各相关变量对旅游企业绩效的影响。式(4)至式(6)对应假设2,引入酒店部门虚拟变量DH及DH与女性高管各变量的交互变量,以检验部门差异对女性高管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同时,各模型中,i=1,2,…,n(n表示截面数据的个数);t=1,2,…,t(t表示每个截面数据的观测时期总数);参数α为截距;β、β1、β2、β3为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回归系数;γ1、γ2、γ3、γ4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其中,企业绩效变量P的均值是0.273,最大值是1.885,说明旅游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整体良好。对企业女性高管虚拟变量(DF)的分析发现,具有女性高管的样本占比较高,达到74.55%,表明我国旅游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任用较为普遍。然而,女性高管占比(FP)这一指标均值却仅为0.129,总体偏低。性别多样化程度(DS)的最大值是0.494,接近0.5,表明旅游上市公司的高管层男性和女性大概各占一半,但均值却仅为0.202,说明目前旅游上市公司的性别多样化程度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此外,DH变量均值为0.755,这一结果表明,酒店类企业在旅游上市公司中占据较大比例。
  此外,为判断纳入模型分析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还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所得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除了3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高外,其余变量间的相关性都较小。由于3个解释变量分别用于构建不同模型,因此,预期模型检验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实证结果分析
  3.2.1    企业绩效对女性高管占比的回归结果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检验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面板数据兼具横截面与时序两个维度,能够增大样本容量,减少多重共线性,并可增加自由度与数据变异,从而获得更为有效的估计结论。同时,面板数据模型包括混合面板模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3类,根据F检验对模型形式设定在混合面板模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间进行抉择,(F检验的概率值小于0.05时,则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混合面板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利用Hausman检验对模型形式设定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间进行抉择,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小于0.05时,则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本文采用Stata 14.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中,模型1到模型3显示了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式(1)至式(3)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的概率值均小于0.05,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模型4到模型6显示了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式(1)至式(3)的估计结果,F检验的概率值均小于0.05,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因此,选用表4中模型4到模型6的结果进行分析。基于模型4发现,在1%的置信水平下,核心解释变量中的女性高管虚拟变量(DF)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本文假设H1部分得到支持。这一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企业中女性高管数量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通常会伴随着显著的企业绩效提升。这一結果为已有研究提供了有效支持[15-16]。然而,模型5与模型6中,核心解释变量女性高管占比(FP)以及性别多样化程度(DS)的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样本补充分析表明①,这一结果的出现是由于酒店类样本中该变量的显著性不强所致,在其他非酒店类企业中,两者均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此外,根据模型4至模型6(表4),酒店行业虚拟变量(DH)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酒店企业绩效显著低于旅游业其他部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析酒店行业较高竞争所导致的绩效压力对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可能影响。
  对酒店行业虚拟变量(DH)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基于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选用表5中模型10到模型12的结果进行分析。模型10中,交互项DH×DF系数为-0.183,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酒店行业虚拟变量(DH)对女性高管虚拟变量(DF)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尽管旅游上市公司中存在女性高管有助于企业绩效提升,但对于酒店企业,女性高管虚拟变量(DF)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弱于非酒店的旅游上市公司。同样,在模型11和模型12中,酒店行业虚拟变量(DH)与高管中女性占比(FP)或高管团队性别多样化程度(DS)的交互变量均为负,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上述结论保持一致,即由于酒店企业高度的市场竞争,其女性高管的正向积极作用相对弱化,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H2。Chirwa在研究中小企业样本时发现,在利润率较低的酒店行业企业,企业绩效与所有者的性别无关。本研究以大企业层面,对这一结论提供了有效补充[1]。根据模型10至模型12的结果,女性高管虚拟变量、高管团队中女性高管占比以及高管团队性别多样化程度均对企业绩效呈现正向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为H1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
  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与公司上市年龄自然对数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旅游上市公司总体规模较小且差异不大所致。同时,每股净现金流量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企业每股净现金流量越高,企业绩效越高;而财务杆杠负向影响企业绩效,说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绩效越低。   3.2.2   穩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剔除女性高管占比为0的观测值后,重复上述分析步骤。表6显示了稳健性分析的结果。剔除女性高管占比为0的观测值后,旅游上市公司高管层中是否具有女性(DF)这一指标全部为1,不再纳入回归方程。综合F检验与Hausman检验的结果,固定效应模型最优。选用表6中模型15与模型16的结果进行分析。在模型中,女性高管相关指标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正向作用依然稳健。而女性高管相关指标与是否属于酒店行业这一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撑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旅游上市公司中的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属于酒店行业的旅游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弱于非酒店行业的旅游上市公司。
  4 结论与讨论
  旅游业女性从业人员占比高,然而在旅游企业高级管理层中,女性高管的占比却不是很高。旅游企业的女性高管能否以及如何对企业经营管理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基于旅游上市公司数据,对女性高管的企业绩效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旅游企业高管团队中,女性高管的存在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未随着其占比以及高管性别多样化程度的提高而显著提升。第二,行业的竞争性对女性高管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即在酒店行业中,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有所减弱。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包括以下几方面:(1)传    统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自身特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8, 18, 20]。本文基于特定的行业属性探讨了女性的个性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认为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受到行业竞争程度这一外部环境的影响。本研究从女性的自身特性与外部环境两方面,对女性管理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扩展了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视角。(2)以往研究表明,女性高管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呼吁来自不同行业的深入研究[37-38]。本研究结果发现,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作用,竞争性较高的酒店部门女性高管正向作用有所弱化,即使同一行业的不同产业部门也具有自身的典型特征,进一步强调了对具体部门展开实证研究的重要性。(3)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相较于已有文献也予以了改进,采用长样本期间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同时,采用多个指标来计量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可能影响,弥补了单一指标可能存在的计量偏差,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我国旅游企业女性员工管理及企业发展提供经验依据和理论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提高。《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中提到,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和硕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为52.1%和51.6%,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增至36.9%1;而爱拼网(iPIN.com)大数据显示,全国高校专业中,“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中女性占比高达86.4%2。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女性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旅游企业应重视女性高管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为企业女性员工的晋升提供有效支持。然而,在竞争压力较大的酒店企业,女性高管的积极作用却受到抑制。在实践中,酒店企业在高竞争压力下,企业员工尤其管理人员不规则的工作时间安排,给女性管理者带来了更大的社会压力,对此,酒店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其相关管理制度,为女性员工的发展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支持。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只探究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总体影响,未能对高管职位进行细分,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不同职位的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次,本文着重探讨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其对企业风险也可能会具有一定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对此进行分析。再次,企业绩效只是评估旅游绩效的单方面指标[39],女性对旅游发展应有更深远的影响,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女性与目的地旅游绩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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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Female Top Managers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Tourism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Tourism-Listed Companies
  WANG Caiping1, PU Hanyi2, DAI Shanshan2
  ( 1.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 Fina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tourism industry provides its services and goods to its consumers directly. Tourism service providers need to cultivate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kindness and patience, during their communication period with their consumers. Women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have kindness and patience. Moreover,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erspective, women are hardworking, good at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and able to resist stress. As a result, many women are employed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Thus, the number of women working as managers in tourism enterprises in China has also increased recently.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employing female top managers will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ourism-listed companies.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was used to develop our hypotheses.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p managers would reflect top managers’ cognitive structure, values, and insight, and affect their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ing, ultimatel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 behavior of the companies they manage.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promoted two important premises: first, the manager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ir cognitive structure, values, and risk preferences, will affect their selec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and subsequently their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econd, the manager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ould be represented by thei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gender, education level, length of service, and race. Thes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an shape individual cognition. Therefore, the gend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are considered to affect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us, the hypothesis that female top managers will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In addition, some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female top managers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y differ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refore, another hypothesis propose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emale top managers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will be weaker in hotel firms. For further empirical tests, econometric models using a panel data regression method are proposed.
  Regression models are then proposed. In these models, three different indexes are used to reflect the influences of female top managers in the firms: whether there are female managers in the firm’s top management team;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managers in the firm’s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the gender diversity of the firm’s top management team. The firm’s performance is measured by the firm’s earnings per share. The data of 36 listed tourism companies during the period 2003 to 2016 were used for the empirical tes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presence of female top managers in tourism-listed companies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hypothesis 1. This positive effect was weakened in hotel firms as shown in hypothesis 2. Th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ffect is that hotel firms operate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and are more profit-oriented. In addition, female managers are considered less aggressive than male managers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 the literature on feminism research, but also have a few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urism enterprises.
  Keywords: female top managers; enterprise performance; panel data regression; tourism listed companies; upper echelons theory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周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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