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影响机制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郭安禧 王松茂 李海军 郭英之

　　[摘    要]如何获得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是旅游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要主题，但探究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影响机制的成果还很缺乏。文章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和“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以反映社区与居民之间关系质量的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为中介变量，构建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中介作用模型，并利用在平遥古城收集的290份有效问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不是支持旅游开发最近端的前因变量;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是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传导机制;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文章引入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为中介探究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对揭示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获取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更大支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旅游影响感知;支持旅游开发;社区满意;社区认同
　　引言
　　旅游业既是一项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产业，也是一项能够提高社会福祉的社会事业[1]，因而旅游开发受到很多拥有资源和市场竞争优势的社区的青睐。社区旅游是一种以社区内的各类资源为依托，以社区居民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将旅游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旅游发展模式。其长期成功和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于资源质量、市场规模，还离不开社区居民的理解和支持。社区居民是旅游社区的主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以及人力资源的提供者[2]。没有居民对社区旅游开发的支持，将会导致旅游地核心资源的吸引力下降[3]、主客互动下旅游者的体验质量降低[4]、社区旅游工作的人力资源短缺[2]等不利影响。因此，如何获得居民支持旅游開发成为旅游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要主题。
　　虽然以往研究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形成机制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回顾和梳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后发现，尚有以下3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一，以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直接影响判断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可能不科学。以往研究通常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支持旅游开发的最近端的前因变量，通过比较二者对支持旅游开发的直接影响判断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5-6]。本文认为，这一判断方法可能并不科学。因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是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主观认知，当客观的积极影响明显大于消极影响，依照上述判断方法，居民的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会大于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并对旅游开发持普遍支持态度。然而，以往的研究发现，即使旅游开发使旅游地的自然、人文、经济环境明显优化，仍然会有不少居民对旅游开发持冷漠甚至反对的态度[7-8]。这意味着，通过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直接影响比较判断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并不准确。
　　其二，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形成机制模型缺少考虑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以往研究构建的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形成机制模型，通常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交换双方的居民一方考察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居民的获益感知[9]、公平感知[10]、旅游期望感知[11]、生活质量感知[12]、旅游影响感知[13]等。从这些因素的内容看，以往研究将旅游开发交换的资源质量（包括物质资源、心理资源等）认定为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核心条件。然而，这一思路虽然强调了资源交换的有用性和公平性，但忽视了旅游开发交换的文化背景，未能考虑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居民是社区旅游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社区是社区旅游顺利开展的承载地，二者的关系质量将对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情境下，受传统“关系”文化的影响，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不仅取决于旅游开发交换的资源质量，还会受到社区与居民之间关系质量的影响。Su等[14]、何学欢等[15]指出，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是衡量居民与旅游地社区之间关系质量的核心指标。Pappas认为，将社会交换理论和其他理论中的重要变量进行适当整合，有助于提高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模型的预测力[16]。因此，本文将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引入理论模型，并实证它们在支持旅游开发形成中的作用。
　　其三，反映关系质量的变量可能是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传导机制。以往研究通常将旅游影响感知作为支持旅游开发的最直接前因，甚少考察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传导机制[17-18]。然而，一些研究指出，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既然是居民对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那么，在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就应该存在受到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共同影响的体现“综合评价”的变量[19-20]。因此，二者之间可能还存在经由“综合评价”变量中介传导的作用路径。本文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和“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将既体现“综合评价”又反映“关系质量”的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两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刺激-机体-反应”理论阐释了个体在外部环境刺激下如何做出行为反应的过程。该理论认为，个体受到外部环境的刺激后，会激发个体的认知和情感状态，进而引发其行为意向和心理结果[21]。“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揭示了态度3个成分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该理论认为，个体对事物的认知会影响他们的情感，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倾向和具体行为[22]。上述两个理论为探析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传导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及新的思路。基于上述理论，居民在受到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的刺激后，会形成对旅游影响的信念、观点和看法，这些认知作用于心理会产生相应的情感，比如对社区质量是否满意等，然后由情感状态决定其旅游开发态度。因此，本文将社区满意作为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的中介变量，建立“旅游影响感知→社区满意→支持旅游开发”的逻辑链条。鉴于心理因素的交织性和复杂性[23]，还需要探讨其他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Vong[24]、徐文燕和钟丽莉[25]指出，旅游影响感知是居民地方认同发展和变化的前导因素，而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又是地方认同发展和变化的后果效应。因而，将社区认同作为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关系的又一中介变量，建立“旅游影响感知→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的逻辑链条。两条逻辑链条可能还存在相关关系。一些研究认为，地方认同是在居民居住满意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居住满意度可以预测地方认同[26-27]。由此，建立“旅游影响感知→社区满意→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的逻辑链条。综上，本文将实证检验社区满意、社区认同在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单独和链式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和“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以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作为外部刺激，经机体加工形成的旅游影响感知为态度的认知成分，基于认知产生的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为态度的情感成分，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行为反应为态度的意向成分，探讨居民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机制，以期在理论上丰富和深化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形成机制研究，在实践上为增进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更大支持提供理论指导。
　　1 文献回顾和假设推演
　　1.1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是指居民对旅游开发引致的利害影响的主观认知。基于人类中心观，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又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两个方面[11]。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是指居民支持旅游业在当地更好发展的行为意向[28]。基于“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认为，认知、情感、意向3个态度成分是紧密相关的，认知和情感是意向形成的基础，意向是认知和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该理论，属于“认知”范畴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属于“意向”范畴的支持旅游开发可能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任何交换都是一种利益互惠行为，有益的交换结果能使交换方产生积极态度[29]。在旅游开发交换中，居民如果感知到旅游开发会给他们带来积极影响，就会持支持态度;相反，如果感知到旅游开发会给他们带来消极影响，则会持反对态度。王纯阳和屈海林[30]、Rasoolimanesh等[31]的研究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有促进作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有削弱作用。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1a：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1.2 社区满意的中介作用
　　社区满意是指居民对所在社区的感知质量的综合评价，反映社区满足居民需要的程度[32]。居民的满意度是评价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有效概念[33]，是对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的响应和鉴定[34]。而社区满意又是居民行为意向的重要驱动因素，是衡量旅游地与居民之间关系的核心指标[14-15]。由此推测，社区满意可能在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起中介作用。
　　首先，旅游影响感知对社区满意具有重要影响。旅游开发具有双刃剑效应，给旅游地带来积极影响（如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增加居民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如干扰居民的日常生活，破坏当地的传统文化）。居民作为旅游地社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既分享旅游开发带来的积极效应，也承载旅游开发产生的消极效应。期望差异理论认为，当获益感知大于期望时，人们会感到满意，反之则会感到不满意[35]。基于该理论，当居民感知到旅游开发带来的积极影响越大，其可能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多，因而对社区的满意度会提高。相反，如果居民感知到旅游开发产生的消极影响越大，其可能在旅游开发中付出的代价也越大，因而对社区的满意度会下降[36]。因此，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有助于提高社区满意，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则会降低社区满意。
　　其次，社区满意有助于增进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社区满意表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满意度[37]，反映旅游地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15]。何学欢等指出，中国属于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当事双方的关系强度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因而旅游地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良好与否会影响到居民的具体行为[15]。本文中，支持旅游开发虽然被定义为一种行为意向，但它可以被视为居民的支持旅游开发行为的代理变量[38]。汪德根等指出，个体行为是个体态度的外显[39]。因此，社区满意可能与支持旅游开发直接相关。进一步地，社区满意是居民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态度三成分中的“情感”范畴[40]。根据“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属于“情感”范畴的社区满意可能对属于“意向”范畴的支持旅游开发产生积极影响。综上，旅游影响感知对社区满意具有重要影响，而社区满意又能增进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社区满意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H2b：社区满意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1.3 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
　　社区认同是指居民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反映居民对社区功能的认同程度以及与社区的情感联系强度[41]。旅游开发给社区带来积极和消极效应，影响了社区满足居民需要的能力，进而影响到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42]。而社区认同又描述了旅游地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是旅游地居民相关态度和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14，43]。由此推测，社区认同可能在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起中介作用。
　　首先，旅游影响感知是社区认同的前导因素。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旅游地的自然、人文和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从而从两方面对社区居民产生影响：一是改变社区的物理环境（如自然声环境），影响居民对于社区的功能认同;二是改变社区的社会环境（如社会交往），调整社区与居民的情感联系强度，影响居民对于社区的情感认同[41]。因此，旅游影响感知可能会影响到居民的社区认同。旅游影响感知理论认为，旅游影响感知与场所依恋存在因果关联，前者是后者发展和变化的关键因素[43]。基于该理论，社区认同作为社区依恋的重要表现形式，可能也会受到来自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即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社区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社区认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其次，社区认同是支持旅游开发的驱动因素。受当地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与地方之间会建立情感联系并产生地方认同感。在社区与居民的关系中，居民通过与社区的互动体悟环境，个人认同融入情感转换成与社区相关的记忆、怀念或分享，形成社区认同并内化为个体经验的一部分[44]。社区认同是居民对于社区的一种情感性依恋，反映居民在偏好、感知、价值观等方面的个人认同与社区环境的一致程度[25]。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越强，他们对社区发展的信心和期望会越大[45]。以往的研究指出，社区认同是居民态度和行为的形成因素[32]，个人态度和行为是既定社会关系的产物[43]。因此，社区认同将有助于增进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综上，社区认同可能在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社区认同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H3b：社区认同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1.4 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
　　如前文所述，居民会根据旅游影响感知与期望的比较结果，作出对所在社区满意与否的综合判断。如果对社区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感到满意，会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依恋感。而社区认同反映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会对居民支持旅游开发产生驱动作用，即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会通过社区满意、社区认同的链式中介影响支持旅游开发。具体而言：首先，旅游影响感知对社区满意具有重要影响。Vargas等指出，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满意密切相关[46]。如果旅游开发引致的影响满足了居民的期望，他们会对社区感到满意，反之则会感到不满意。Nunkoo和Ramkissoon的研究也表明，旅游影响感知能够预测居民的社区满意度[47]。其次，社区满意会促进社区认同。社区满意与社区认同存在正向关联[48]。社区满意表示居民对社区质量的综合评价，社区认同反映居民对社区功能的满意程度。高社区满意会激发居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进而形成对社区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同感。Uzzell等[27]、Su等[14]的研究均表明，社区满意对增强社区认同具有积极作用。再次，社区认同会增进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社区认同作为居民对社区的一种情感性依恋，如果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获得了增进和满足，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旅游开发的支持度。唐晓云的研究指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越强，对社区发展的评价会越高，支持旅游开发的倾向也会越明显[49]。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4a：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H4b：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1.5 理论模型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和假设推演，构建社区满意、社区认同在旅游影响感知（包括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中介作用理论模型（图1）。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选择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平遥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1986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15年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拥有“国家旅游名片”“中国最美十大古城”“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等诸多荣誉。近年来，平遥旅游业获得快速发展，2018年接待旅游人次1548.67万，旅游总收入达180.78亿元1，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景区前列。平遥是一座有居民居住的历史古城，旅游开发带来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改善等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质量下降、居民生活被干扰等消极影响。基于其旅游业发展现状及旅游开发对居民的影响，以平遥古城为例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數据收集
　　笔者利用上海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赴山西省进行专业考察之机，于2019年4月23日在平遥古城以社区居民（包括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为对象开展问卷调研。调研成员由21名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组成，调查之前就目标对象选择、问卷发放程序、居民沟通技巧等进行了系统培训。由2～3位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分别沿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衙门街、城隍庙街、沙巷街、马圈巷、郭家巷等主要街巷，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逐店（户）入户发放问卷，每店（户）调查1位居民。此次调研总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问卷356份，回收率为84.8%。剔除漏选、多选、随心填答等导致的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90份（表1）。有效样本量大于Mueller建议的200标准，与观测变量数（24个）之比在Thompson建议的10：1至15：1之间[50]，说明本文的样本规模适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不会影响模型的统计检验力。
　　2.3 变量测量
　　结合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来源期刊的影响力、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使用情况等，选取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社区满意、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5个变量的量表。所有题项采用Likert 5点量表，1～5分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同意。题项的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越赞同该题项的表述。
　　（1）积极旅游影响感知。该变量的测量采用Lee[51]研究中的量表，包括“旅游增加了居民的工作机会”“旅游增进了居民与游客的文化交流”“旅游促进了当地文化活动的发展”“旅游增进了居民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旅游增强了对当地文化和历史设施的保护”“旅游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旅游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旅游增加了当地的财政收入”8个题项。
　　（2）消极旅游影响感知。该变量的测量采用Nunkoo和Gursoy[52]研究中的量表，包括“旅游使当地交通变得拥堵”“旅游使当地文物受到破坏”“旅游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旅游增加了噪音和空气污染”4个题项。
　　（3）社区满意。该变量的测量采用Su等[36]研究中的量表，包括“某地的总体生活条件很好”“某地未来几年的生活条件预计会更好”“从生活条件而言，某地是一个理想的居住地”3个题项。
　　（4）社区认同。该变量的测量采用何学欢等[15]研究中的量表，包括“我对其他人对某地的看法很感兴趣”“某地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当其他人赞美某地时，我感到很荣幸”“当其他人批评某地时，我感到很难过”4个题项。
　　（5）支持旅游开发。该变量的测量采用Wang和Xu[53]研究中的量表，包括“我支持某地吸引更多的游客”“我支持某地增加旅游吸引物”“我支持某地在旅游开发方面增加投资”“当地税收应该用来支持某地的旅游开发”“某地应该考虑各种类型的旅游开发”5个题项。
　　2.4 数据处理
　　分4个步骤进行：首先，通过同源方差检验考察数据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程度;其次，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考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再次，通过相关分析描述样本概况和变量的相关性;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所有分析借助SPSS 20.0和AMOS 17.0软件完成。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数据同源方差检验
　　尽管采取了要求被试按真实感知填答、强调调查过程的匿名性和保密性、说明数据采集的学术性用途等措施进行控制，但全部题项由同一被试填答，就有可能产生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采用单因子检测方法检验数据同源方差的严重程度。将5个变量的测量题项纳入因子分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得到5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7.861%的总方差，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数据的同源方差不严重，不会影响研究的实证结果。
　　3.2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通常由Cronbach’ α系数和组合信度来衡量。本研究中，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社区满意、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5个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23、0.763、0.761、0.691、0.803，接近或大于常用标准0.7;组合信度则分别为0.868、0.840、0.864、0.813、0.867，均大于常用标准0.7。由此表明，各量表内部的一致性良好，具有较高信度。
　　效度检验包括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检验。聚合效度可以依据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和平均提取方差进行检验[54]。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社区满意、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5个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在0.591到0.873之间，均大于临界值0.5;其平均提取方差（AVE）分别为0.453、0.571、0.697、0.522、0.569，除积极旅游影响感知（AVE=0.453）略低外，其余变量均大于建议值0.5。由此表明，各变量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借助验证性因子分析比较不同模型的拟合度，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从χ 2/df、GFI、IFI、TLI、CFI、RMSEA这6个拟合指数看，五因子模型优于其他备择模型，且与样本数据拟合良好（χ 2/df=1.938，小于3;GFI=0.910、IFI=0.928、TLI=0.910、CFI=0.927，均大于0.9;RMSEA=0.057，小于0.08）。此外，各变量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也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3）。由此表明，5个变量确系不同的构念，具有理想的区别效度[55]。
　　3.3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积极旅游影响感知等5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3。由表3可知，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满意、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显著正相关（r=0.305，p<0.01;r=0.392，p<0.01;r=0.432，p<0.01）;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满意、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显著负相关（r=-0.151，p<0.01;r=-0.105，p<0.1;r=-0.068，p<0.1）;社区满意与社区认同显著正相关（r=0.474，p<0.01）;社区满意、社区认同与支持旅游开发显著正相关（r=0.344，p<0.01;r=0.437，p<0.01）。各变量相关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符合理论模型预设。
　　3.4 研究假设检验
　　（1）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主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主效应。以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为自变量，支持旅游开发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1a。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自变量，支持旅游开发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1b。结果显示，模型1a拟合良好（χ 2/df=2.870，小于3;CFI=0.901、TLI=0.880，大于或接近0.9;RMSEA=0.079，小于0.08），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到支持旅游开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正且显著（β=0.503，p<0.001）。由此，假设H1a获得支持。模型1b适配度很好（χ 2/df=2.843，小于3;CFI=0.938、TLI=0.915，均大于0.9;RMSEA=0.079，小于0.08），但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到支持旅游开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不显著（β=-0.087，p>0.1）。由此，假设H1b未获支持。
　　（2）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分别以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自变量，社区满意为单一中介构建模型2a和2b，社区认同为单一中介构建模型3a和3b。结果显示，4个模型的拟合水平均可接受（模型2a：χ 2/df=2.510，小于3;CFI=0.900、TLI=0.881，等于或接近0.9;RMSEA=0.072，小于0.08;模型2b：χ 2/df=2.412，小于3;CFI=0.893、TLI=0.875，接近0.9;RMSEA=0.070，小于0.08;模型3a：χ 2/df=1.653，小于3;CFI=0.887、TLI=0.850，接近0.9;RMSEA=0.048，小于0.08;模型3b：χ 2/df=1.726，小于3;CFI=0.853、TLI=0.809，略低于0.9;RMSEA=0.050，小于0.08）。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社区满意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070，95%CI=[0.0316，0.1258]，不包含0，假设H2a获得支持;社区认同的中介效应为0.125，95%CI=[0.0739，0.1946]，不包括0，假设H3a获得支持;社区满意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030，95%CI=[-0.0611，  -0.0095]，不包含0，假設H2b获得支持;社区认同的中介效应为-0.014，95%CI=[-0.0618，0.0028]，包含0，假设H3b未获支持。
　　（3）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链式中介检验
　　分别以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自变量，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为连续中介建立链式中介模型4a和4b，结果显示模型拟合理想（模型4a：χ 2/df=2.006，小于3;CFI=0.913、TLI=0.898，大于或接近0.9;RMSEA=0.059，小于0.08;模型4b：χ 2/df=1.914，小于3;CFI=0.938、TLI=0.922，大于0.9;RMSEA=0.056，小于0.08）。由于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直接路径系数不显著（β=-0.004，p>0.1），参照以往研究的处理方法[56-57]，剔除该条路径并形成一个备选模型。与基准模型4b相比，备选模型的适配度无显著变化（Δχ2=0.005，p>0.05），说明两个模型的适配度没有显著差异。依照模型精简原则，选择路径较少的备选模型为最佳适配模型。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表4），结果显示：路径ind2a的中介效应为0.033，95%CI=[0.0164，0.0616]，不包括0，表明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具有完全链式中介作用。路径ind2b的中介效应为-0.015，95%CI=[-0.0327，-0.0043]，不包括0，表明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亦有完全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4a和H4b获得实证支持。在以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为自变量的链式作用中，社区满意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为0.043，95%CI=[0.0053，0.0981]，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社区认同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为0.076，95%CI=[0.0341，0.1376]，不包括0，中介效应亦显著。3条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之和为0.152，总中介效果量为32.83%。与直接效应（效应值=0.311，效果量=67.17%）相比，中介效应（效应值=0.152，效果量=32.83%）较小，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支持旅游开发。在以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自变量的链式作用中，社区满意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为-0.016，95%CI=[-0.0379，-0.0035]，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社区认同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单独中介效应为-0.007，95%CI=[-0.0351，0.0146]，包括0，中介效应不显著。3条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之和为-0.038，总中介效果量为92.68%。与直接效应（效应值=-0.003，效果量=7.32%）相比，中介效应（效应值=-0.038，效果量=92.68%）较大，表明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主要通过间接效应影响支持旅游开发。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实证考察了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以及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以下3方面的结论：第一，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不是支持旅游开发的最直接前因，单以直接效应判断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会低估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第二，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起中介作用，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是影响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重要因素;第三，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中，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具有单独和链式中介作用;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中，社区满意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而社区认同的单独中介作用不显著，需经社区满意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4.2 理论贡献
　　第一，证实了以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直接效应判断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的方法不科学。本文的结果表明，在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还存在受到二者共同影响的体现“综合评价”的中介变量（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以直接效应为主。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没有显著直接效应，以间接效应为主。以往研究通常只考虑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直接效应[5-6]，忽视了经由它们共同影响的“综合评价”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比较而言，以往的判断方法低估了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并且存在以强势效应对比弱势效应的不足。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从总效应（即直接和间接效应之和）比较判断居民是否支持旅游开发会更加科学、准确。本文中，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旅游开发带来的消极影响还比较小，居民获益大于付出，因而不会对旅游开发持反对态度。该结论与何学欢等[58]的研究结论一致。
　　第二，证实了在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形成机制模型中考虑社区与居民之间关系质量的必要性。本文的结果表明，反映社区与居民之间关系质量的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扮演中介机制的角色。这意味着，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良好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居民支持旅游开发，二者的关系质量是不可忽视的影响旅游开发支持度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通常以社会交换理论探究支持旅游开发形成机制，基于有用性和公平性强调旅游开发交换的资源质量[17-18]，甚少考虑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本文响应Pappa关于整合社会交换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重要变量的建议[16]，将反映社区与居民之间关系质量的两个核心变量（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引入模型，并证实它们对支持旅游开发具有积极作用。将资源质量和关系质量两方面的因素进行整合，拓展了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前因研究，提高了居民支持旅游开发模型的预测力。
　　第三，探明了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结果表明，积极和消極旅游影响感知会通过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的中介传导对支持旅游开发产生间接影响，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在其中起单独或链式中介作用。以往研究通常以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为最直接前因[18，59]，忽视了二者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的传递机制。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深化了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的关系，明确了5条作用路径（即积极旅游影响感知→社区满意→支持旅游开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积极旅游影响感知→社区满意→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社区满意→支持旅游开发;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社区满意→社区认同→支持旅游开发），为准确评估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中，社区认同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旅游开发之间没有中介作用，对该结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旅游开发带来的消极影响尚小，而社区是凝聚了居民的安全、依恋、怀旧等稳定情感因素的地方[60]，因而还不会对居民的“地方之爱”（社区认同）形成明显的冲击。 　　4.3 管理启示
　　第一，从总效应评估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本文发现，除了直接影响外，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还有间接影响。因此，应该从总效应层面评估二者的影响力。本文还发现，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主要以直接效应产生影响，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主要以间接效应产生影响。为此，旅游地要获得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提高他们的积极旅游影响感知是最快捷、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需要注意的是，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的直接影响虽然不显著，但不能忽视，它会通过侵蚀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进而弱化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
　　第二，重视旅游地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本文发现，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是居民支持旅游开发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社会重视关系的构建及其效应，关系对交换行为的作用过程是“关系-交换-关系”[15，61]，因而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会影响到居民的具体行为，是旅游地获取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必须考虑的因素。为此，旅游地管理者不仅要保证旅游开发交换的资源质量，还要努力提高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维续以关系促进交换、以交换增进关系的良性循环。
　　第三，提高居民对所在社区的满意度和认同感。本文发现，提高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可以有效促进居民支持旅游开发。为此，管理者应将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作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目标。旅游地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尤其是对于相对成熟的旅游地，居民可能更看重旅游开发的社会功能[15]。因此，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一方面，要完善社区的服务功能，增强满足居民需要的能力，提高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另一方面，要从安全、依恋、怀旧等方面维护和改善社区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4.4 研究局限
　　本文尚存在以下4方面的局限：首先，没有跨时间和多地点采集数据。本文采集数据的时间和地点比较集中。虽然有效样本量达到了研究的基本要求，但为了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未来可以采取多时空配比抽样调查方法[62]，选择跨时间和多地点进行数据采集。其次，没有考虑其他关系质量变量的中介作用。除了社区满意和社区认同外，反映社区与居民之间关系质量的变量还有社区信任和社区承诺[15]。未来可以将它们纳入模型并考察其作用。再次，没有区分本地和外来居民。有研究表明，外来居民比本地居民更支持旅游开发[63-64]。未来可以根据户籍对其区分，比较两类居民支持旅游开发形成机制的差异。最后，没有考虑旅游影响感知细分维度的影响。积极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维度，未来可以将其纳入研究模型，提高研究结论的精细化水平。
　　致谢：感谢上海商学院旅游管理系陈垂兴、孙雪飞、李佳佳、徐薛艳、梁丽芳等老师以及2016级旅游管理专业杨静、林韵怡等21位同学在问卷调研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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