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过程中，西北地区的社会结构转型特征愈发明显，主要表现为城乡结构转型、人口与家庭结构转型、就业与收入结构转型。由政府、市场及社会等多方主体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良性协调的发展模式是西北地区从乡土走向城市的社会结构转型之路的重要动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统筹城乡发展，优化人口与家庭结构，扩大就业与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地区社會结构转型深入。
　　关键词：社会结构转型 城乡一体化 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4-0051-02
　　“社会转型”概念在中国是由社会学界最早提出并加以论证的，社会学家尝试用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内地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或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1]。“社会转型”从本质上看，主要表现为一种结构性变动，广义上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的变化[2]，狭义上的划分可以通过职业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等体现。社会转型的丰富研究成果为处于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为西部地区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基于相关研究和西北地区发展特色，本文主要从城乡结构转型、人口与家庭结构转型、就业与收入结构转型三方面来审视西北地区从乡土走向城市的结构转型之路。
　　一、从乡土走向城市的结构转型之路
　　在社会转型的趋势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过程中，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特征明显，已经逐步实现由乡土走向城市的结构转型，主要表现为城乡结构转型、人口与家庭结构转型、就业与收入结构转型。
　　1.城乡结构转型
　　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最迟缓且最难调整的是城乡结构转型[3]。西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尤为严重。在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下，西北五大省会城市率先发展，各省相继发力，西北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化质量与城市化建设成就明显，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有所破解，城市与农村逐步实现共融发展。
　　西部大开发以来，城乡之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从西北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来看，截至2018年年末，常住人口为1027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5504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53.54%，较2008年年末提高了14个百分点。居民生活水平与社会发展速度基本相适应，2008年西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1.5万元，经10年发展提升了近两倍，居民在文教娱乐、储蓄、投资等方面拥有了更多选择，已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由生存型到发展型的转变。城市交通网络建设大大缩小了城市间的距离与发展差距。2011年9月16日，西安地铁1号线开通试运营，成为西北地区第一个开通地铁的城市;乌鲁木齐首条地铁线路于2018年10月25日开通试运营;西宁、兰州、银川不断推进建设各类轨道交通，以服务城区交通运行。同时，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与陕西西咸新区、甘肃兰州新区相继设立，推动了城乡间的紧密联系和协同互动。城乡结构转型中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不可忽视城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不协调，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分配不均衡导致的城乡居民享有权利的不平等，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导致的乡村社会缺乏劳动力、物力资源，以及发展动力不足。
　　2.人口与家庭结构转型
　　从乡土走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人口与家庭是最基本的变化单位。随着西北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变动的社会环境与新型的社会分工对人口与家庭结构变动有重大影响。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北地区的人口规模、结构和人口素质状况均有了极大的改善。从人口规模来看，省会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人口总量波动上涨，这归因于优生优育政策的高效执行和外来人口的流入。银川、西宁、乌鲁木齐人口总量较少，长期维持在200万左右，西安人口总量超500万且人口规模仍在不断扩大，2018年年末常住人口已超1000万。现代化城市发展依托人的发展，人口是城市的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需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注意均衡城市人均资源享有量。从人口结构来看，西北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与老年抚养比呈缓慢上升趋势，西北地区老龄化速度相对较缓，劳动力比较充足，有利于西北地区长远发展。西北地区人口基础教育普及度整体较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2011—2017年，西北地区6岁及6岁以上高中文化程度比例维持在15%左右，15岁以上文盲占比6%左右。从家庭结构来看，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小家庭比重上升，核心家庭和缺陷家庭增多，联合家庭减少，家庭结构简化趋势明显。从“大家族”向“小家庭”转变的过程中，子女数量的减少使家庭资源更加集中化，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为孩子提供了更加包容的成长环境，进一步促进了人在家庭及社会层面的平等发展。西北地区人口与家庭结构转型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但人口素质普遍偏低、人才资源不足问题依旧严重;地区人口分布不均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需得到重视;当前的家庭结构变迁造成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还需得到有效解决。
　　3.就业与收入结构转型
　　就业与收入的状况深刻影响着民生福祉改善，西部地区积极推进各项福利政策以提升民生水平。西北地区相继打响改善民生、提升居民福祉的大战，以增加当地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改善就业与收入结构。
　　在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下，大量资金、产业及人才流入西北地区，为当地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市场开放程度向纵深发展，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更加完善，为各市提供了更丰富的就业选择和更自主的就业形式。2009—2017年，西北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由3.85%下降至3.10%，甘肃城镇失业率最低，基本保持在3%以下水平，宁夏城镇失业率多数年份均高于4%。伴随着就业的良好态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以在岗平均工资为例，至2017年末，西北省会城市在岗平均工资均超70000元，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工资上涨幅度明显，2010—2017年间提升了50%;新型的市场机制使居民收入渠道更加多元，工资性收入不再是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西北地区近十年城镇、农村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59831.3元、16105.8元提升至159449.55元、54092.45元，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显著提升，生活状况逐步由传统的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随着社会对人才的专业化程度、学历、技能要求越来越高，高水平人才依旧稀缺;不同职业群体的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福利水平的不同带来的收入差异和社会阶层分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居民对发展型和享受型资料的需求增多，收入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二、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动力机制
　　社会结构转型不是单靠社会某个方面的发展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套有序、良性的社会运行发展机制共同促成。西北地区在市场、政府及社会领域等多方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良性协调的发展模式，是当地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
　　地区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互动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西北地区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市场配置资源弥补了政府调控的不足，激发了地区发展潜力，形成了地区特色发展模式，促进西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瞩目成就，其社会结构转型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如陕西提出要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和流动经济，进一步挖掘西安在三大经济发展上的新优势，推动西安经济高质量转型，推进传统特色产业与现代优势资源协同发展，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聚集效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进一步促进政府权力结构与职能的转变，是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在西北地区发展早期，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倾向于“全能型”和“管制型”政府，政府包揽一切事物，使社会整体发展略显单一和僵化。随着地方政府逐步调整、下放权力，改变了基层长期以来被动接受中央指令的状况，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地方政府机构调整和撤销多余重复的职能机构，推动了政府各部门的专业化发展和执行效能的提升;并以“服务型”政府为基点，促成了政府职能发挥与社会发展的双赢，进一步带动西北地区在多方面实现转型。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分离出来，成为与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第三种力量。社会领域包含各种经济组织、行业协会，也包括一些民间兴趣、愛好团体，以及各类公益性、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个体通过开展学习、交往、娱乐等各种方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同时发挥社会主体作用，对政府权力行使和市场活动进行监督。西北地区近年来各类组织数量迅速增多，为政府、公众提供了开放化、社会化、互动性的信息平台，切实做到了为群众谋福利，为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愿景
　　社会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为巩固西北地区转型成果，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居民的发展需求、建设和谐城市，以促进地区社会结构转型深入。为进一步促进西北地区城乡结构转型，应统筹城乡发展，提升城市化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并重;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强乡村产业与城镇产业的建设与支撑，发挥产业对人才的吸纳能力;致力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各项权利，提高进城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综合能力。人口与家庭结构方面，应从教育入手，提升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重视高中教育教学与职业教育培训，办好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努力提高地区居民的平均素质;政府要积极出台相关人才引进政策，以吸引更多高质量人才落户，提升人力资源规模和水平，为当地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就业与收入方面，积极完善就业市场体系，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丰富就业类型;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劳动力建立适宜的培训机制，做好岗前培训与岗位培训，提升劳动、技能水平与专业化程度;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重视居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增加，拓宽其他收入来源，提升财产性、经营性、通过投资、转移性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强，李路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J].学海，2003（03）.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王春光.城乡结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迟滞者[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46-57.
　　责任编辑：赵世鹏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31934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