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个人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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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知道我，很多是从2003年5月登珠峰的电视直播开始的。虽然之前，我在企业界已有知名度。
　　我原本计划是2004年开始尝试登珠峰，但2002年，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栏目计划拍摄一个“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的专题片，极力说服我组织了2003年的搜狐珠峰登山队。
　　2003年攀登珠峰时，碰上了SARS（“非典”）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其间许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人员留在家里办公。与此同时，央视有4个频道在同一时间现场转播搜狐珠峰登山队的攀登进程。显然，通过央视的强大传播力，全国上下都在收看搜狐登山队攀登珠峰的实况转播。有人调侃：我们困在家里等死，这几个人是在珠峰找死！客观上说，攀登过程，尤其登顶的直播不仅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还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成为战胜SARS疫情的一股精神力量。我是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我登上珠峰，对公众，对企业家群体，事实上起到了一定的励志作用。
　　登上珠峰之后到2005年底，我陆续登上了七大洲的最高峰，并徒步到达了南极点和北极点，完成了登山界的“72”征程。我的公众形象更加“高大上”了。但2008年5月发生的“捐款门”，却让我的公众形象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发生8级大地震。当晚，万科集团总部捐款200万元。
　　5月14日，一位网友在博客上给我留言：“才200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
　　5月15日凌晨，我的回复中有这样的内容：
　　对捐款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万科在内部号召进行的慈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那篇博客引来网友强烈的批评、质疑和谩骂，酿成了万科史上最大的一次舆论危机。
　　5月21日，我接受凤凰卫视《金石财经》采访，主持人曾静漪突然问：“王总您介不介意就那个帖子向网民道歉？”我当时一愣，但感到了她的善意，我避开帖子内容本身，说了两句话：第一，因为我的几句话，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帖子上，影响了抗震救灾精力的投入;第二，这个帖子给投资者和消费者造成困惑，给管理层和员工造成压力，这些都是负面的影响。为此，我无条件道歉。
　　2008年那一年，第一次让我重新认识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
　　之前应该是功成名就，企业也做得比较大，但“捐款门”发生时，一天可以上十万的帖子，95%以上是负面声音。与其说是重新归零了，还不如说就是负数。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虽然你登上了珠峰，但是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这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我和这个社会的距离。我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企业要在社会上生存。这样的处境，第一次让我感到很孤立，万科很孤立。
　　当时还有一个插曲。就在我那篇博客刚刚引起网友争议之后几天，一位企业家也发表了跟我类似的言论，主要意思也是说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然后网上的舆论焦点立刻转到了他那边。但这家著名企业迅速进行了危机公关，负面舆论很快平息。而我却始终没有处理，即使万科的管理层一再建议，仍我行我素。负面的舆论焦点又回到了我这边。
　　2009年11月底，也就是“捐款门”发生的第二年，我意外地接到了李连杰先生的邀请。他代表壹基金，邀请我加入壹基金公募基金筹备小组，建议我出任第一届理事长。李连杰先生，包括参与的其他企业家对我的正面肯定，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
　　我记得当时直接问李连杰：“汶川地震和‘捐款门’事件，网民对我个人的评价很负面，你不担心？”李先生答：“大家对你的正直和理性有信心。”我的眼睛湿润了……
　　2008年“捐款门”危机中，万科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援助四川省绵竹市遵道镇的重建。而其中最具纪念意义又最难得的，是遵道学校。
　　2008年5月16日，地震之后的第四天，万科团队到达成都，赶赴都江堰、北川、绵竹等地调查灾情，发现绵竹市遵道镇灾情严重，但在紧急救援阶段未被列为重点地区，政府力量暂时顾及不到，就决定以遵道镇为万科的救灾重点。
　　5月18日，成都万科近30辆工程车开到遵道，成为第一支进入遵道镇的专业救灾队伍。
　　5月19日，万科董事会以通信表决方式全票通过决议，决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提请追加1亿元的特别授权额度，用于灾后恢复与无偿援建工作。
　　6月5日，万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四川灾区的亿元捐赠动议。
　　12月31日，万科交付遵道学校及卫生院，这是灾区最早交付、抗震设防等级最高的永久性建筑。
　　至2009年底，由第三方中砝集团编制的万科捐建项目独立审计报告显示：万科公司、万科公益基金会、万科员工及万科合作伙伴在四川共捐资1.23亿元，捐建项目约5.4万平方米。万科在援建遵道学校时，动用了自己更多的管理经验和资源。
　　万科公益基金对遵道学校的重建是这样把握的。
　　第一，它是突發事件引发，我们的援助行为是嵌入式的，不是很自然地开始的。这种强行介入的行为，一开始或许有很大的帮助，但长期来讲就未必，因为事物有自己本身的逻辑，强行介入，如果发展得不好，可能适得其反。比如遵道学校的建筑设计标准，因为是重点资助项目，可能会比较高，但仅仅建筑本身的标准高，而教育质量等其他方面跟不上，从长远来讲未必是好事。
　　第二，既然你介入进来了，就不要做成一次性的行为。我们做的是长期结合，不但建硬件，还要充分考虑学校今后的发展，在软件上建立一种更长期的关系。实际上，10年来，郁亮、解冻等高管每年都会去三四次。同时，万科公益基金与学校、与当地的教育局一直保持沟通，关心聘任的校长的能力，关心同学们的考试成绩。万科公益基金还设置了奖学金，资助老师们得到更多的交流机会，开阔眼界提高教学质量，还资助更好的师资去帮助学校。
　　这个学校从一年级到初中，以前是县级市的倒数第二，现在已连续多年重点高中上线率位居全市同类学校第一。
　　2018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第一批亲历地震的孩子们，很多已经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
　　在这样一次次的经历中，万科更懂得了如何扮演好企业公民的角色。而万科公益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所追求的就是更理性、更有效率地去做公益。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万科公益基金会选择由华夏基金会发起的儿童先天心脏病项目。
　　以企业家的思维方式，做公益也有一个效率问题。第一，可衡量;第二，可复制;第三，要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比。
　　儿童先天心脏病是一种很特殊的病例，很好查。手术多少钱也很好确定。而且效果明显，手术前手术后，完全判若两人，很快就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实际上，这个项目我们不但做下来了，规模还做得很大，涉及几个省，到现在一直在做。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人对我说：“误会了你王石，应该向你道歉。”但我觉得，他们没有误会我，也不应该向我道歉。
　　他们以为我不让大家多捐，是因为我提前看到了其中的问题。我不是那个意思。至今我保持“捐款门”引起轩然大波的观点：第一，不应该逼捐，应该是自愿，不然很容易形成情感绑架和道德强迫;第二，做公益应该是个常态，量力而行;第三，做慈善不是非要进行自我宣传的。这种做公益的理性态度，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无法理解。
　　过去的10年时间，越发感到：自我反思比以前多了。我慢慢领悟到，做公益不仅仅是个人为社会贡献力量这么简单，实际上，做公益也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过程中，常常不得不追问：应该怎样对待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一个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    作者：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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