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林：未知世界，牵引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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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藏考古到隋唐考古，30多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张建林从未停下探索未知世界的脚步。
　　做考古有4个字，就是透物见人
　　伴随着很多人曾经熟悉的铃声，张建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部黑漆斑驳的老款诺基亚手机，接听来电。在野外考古，这样一部传统手机是必备的，有的地方没法充电，这种手机可以待机一个星期。这种习惯，张建林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持着。
　　“未知的东西能吸引人。”张建林闪烁的双眼，透出对那些神秘世界的向往。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被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录取了。当时我22岁，已经在宝鸡县化肥厂当了3年工人。”张建林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宝鸡考古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建林参加了陕西省文物局的援藏普查队。
　　出于对考古的热爱，张建林在进入古城遗址前，会翻阅几乎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照片也会看很多遍，“可是一旦站立在真正的遗址面前，那种惊喜和兴奋还是难以自已，久久不能平静。”张建林说。看着遗址里那些色彩艳丽的壁画，他第一反应并不是欣赏，而是想要了解绘制壁画的年代、背后的历史环境。张建林说：“做考古有4个字，就是透物见人。”
　　30多年间，张建林入藏30多次，对西藏的了解甚至已经超过了家乡陕西。“西藏考古是研究西藏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以往在西藏开展的考古工作不多，研究框架还没完全建立，难以展开深入研究。”在张建林的脑海中，西藏有一张神秘的年谱需要更多人来完善。
　　多点对文化遗产的敬畏心
　　完成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后，张建林回到陕西整理编写相关的考古报告，同时也参加了陕西省第二次文物普查。1988年，张建林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被分配到隋唐考古研究室，唐代陵墓渐渐成为他的研究方向。
　　“2002年至2004年，我们对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发掘，這所唐代建筑遗址的揭露，解决了不少重要的学术问题。”张建林说。这次发掘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张建林的手头上仍有一个持续了10多年的项目——唐陵大遗址考古调查。“十几年来，我们对18座唐代皇帝陵、两座祖陵和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做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形成的基础资料已有上千万字，总结出了不少新理念和新方法。”
　　唐长安城址被紧压在现代西安的城区之下，如何协调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做好唐长安城址考古资料的获取和遗址的保护工作，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他说：“城市建设，需要多点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
　　中国考古学一定要走出去
　　陕西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西交通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的张建林最初参与中亚考古，是2011年随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的团队去塔吉克斯坦调查，那以后他又几次去吉尔吉斯斯坦考察或参加会议。“我们想弄清楚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就要了解这个世界。现代考古学产生后，西方考古学家一直在做埃及考古、两河流域考古、玛雅考古、印度考古，所以中国考古学也一定要走出去。”
　　红河古城遗址是见证丝绸之路发展轨迹的重要遗存。张建林说，“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对吉境内一些遗址进行联合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楚河州内的一系列遗址开展联合发掘和研究，尤其是红河古城遗址。”他认为，“我国考古走出国门还处于起步阶段。要出大的成果，还要靠下一代。除了中文和英文外，最少还要再学一门语言，为研究打基础。”
　　（摘自《人民日报》    本文作者：张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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