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代的亲历者，我是怎么读中国的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志纲

　　如果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版图按照南北来划分，北方文化包括中州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泛东北文化、蒙古文化、西域文化等，南方文化则包括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赣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岭南文化等，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差异巨大，所形成的文化也是气质不同、风格各异。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打上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印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中国人的复杂国民性，也都隐藏在这一方水土的造化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快速崛起为经济大国和塑造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研究中国、了解中国，把握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对策，已成为西方政治人物、经济学家、智库的必修课。
　　关于“中国”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因对比而存在的命题。从元明开始到清初，陆续传入中国的西方影响，或湮没不彰，或沦为雕中小技，盖因在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中仅有华夷之辨，而缺乏对世界的基本认知。西方对中国的零星认知，也仅仅停留在想象中。
　　直到清末，坚船利炮叩关而来，沉溺于天朝大国梦的中国方才猝然觉醒。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前途未知。彼时的每一个中国人无分贵贱贫富、妍媸贤愚，都被深刻地卷入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旋涡中。对于当时的西方列强来说，中国只是一块板上的肥肉，攫取利益是他们最直接的诉求。
　　百年激荡，蹒跚其行。在21世纪的坐标上，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强大，但误解依旧深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全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投资天才一次次预言中国即将崩溃;当“中国崩溃论”宣告无效时，他们又将中国崛起解读为不可避免的零和博弈，认为中美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明差异乃至食品安全、环境威胁等角度，一次次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浪潮。
　　从本质上来说，无论“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嚣尘上的“黄祸论”的借尸还魂。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既无新意，又缺乏对现实最基本的尊重。
　　不只是远隔大洋的观察者感到迷惑，亲身踏足中国的西方人也常常会陷入某种悖论：当他们来到中国沿海大城市时，会惊异于中国为什么还是发展中国家;而当他们来到中国西部县城时，又会为这里的贫瘠和萧条而感到震惊。既心怀戒备，又相互依存，偏又知之甚少，以至于常常作出战略性误判，这正是西方世界面对中国的苦恼。
　　如果列出影响世界各主要民族发展史的主要“动因”，并相互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但长期被忽略的事实——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民族像今天的中华民族这样，面对并融纳了多种“动因”的影响，但又坚守自我，不移根本，形成一个强大的“精神共同体”。
　　构成这个精神共同体的，首先自然是五千年传承，形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民族基因。
　　其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两百年来，被西方文明从精神到物质全面渗透，形成了科学思维、法制诉求和自由意识。
　　第三则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努力。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积淀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势能，继续影响着今天中国前行的步伐。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在前三个动因的基础上的负重砥砺。进一步融汇国际信息技术、商业文明、全球化生态的新思潮，成为中国发展的第四个动因。
　　如此复杂的精神共同体，无论站在其内部任何一个政、商、文、史的单一视角上都难以清断解读，遑论立足其外，以西方式的“普世价值”品头论足。因此，在中国愈发重要的当下，世界急需一把打开中国的钥匙。
　　对于生活在南北纵横数千公里的辽阔国土上的十几亿中国人来说，同样也需要读中国。
　　中国的3个特点，决定了它很难被读懂。
　　首先，中国太过辽阔，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别令人难以想象。谁可以代表中国？是北上广深写字楼里衣冠楚楚的金领，还是大西北市区相隔上百公里的山区小村落里某个离群索居的人家？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
　　面对如此庞大的叙述主体，叙述者们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把局部当作整体，把个人境遇当成时代主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更不用说还有很多谬论和偏见。因此，想要解读中国，需要相当宏阔的格局、见识，以及高度的同理心。
　　其次，中国太过于复杂。两千余年以来，不断分合又绵延不断的中国，保持着某种惊人的稳定性。不管是分裂时期觊觎中原王朝的外族，还是乱世中谋求取而代之的野心家，在帝国建立以后顶多是搭积木式地组合拼装，对构架本身却无法撼动。
　　这种构架究竟是什么？换言之，什么是中国？它可以是一个政治话题，可以是一个历史话题，还可以是一个文化话题。它的认同基础究竟是什么？血缘、文字、国界、族群某种超乎其上的共识，还是长期存续的制度设计？这个问题不仅现在复杂，从来都复杂。因此，解读中国的分寸与角度显得十分微妙。
　　第三，更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
　　近代以来，工业文明携市场法则之威，扫荡全球所向披靡，脉脉温情的农业文明逐渐消失。然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西方世界用近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大生产，却要我们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重走一遍。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
　　中华巨龙翻身之时，变化昼夜不息。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中国这四十多年的物質层面大爆发，也没有哪国人民像中国人这样承受着思想的激烈震荡。
　　如此辽阔、复杂、急速变化的中国，数千年间生生不息、不断丰富的中国文化，也不是某种观点所能简单统合的。
　　有人享受着时代的红利，就有人迷茫于莫测的未来;有人一张口就是中国如何伟大，崛起不可阻挡，就有人“言必称希腊”，沉浸在“启蒙国人”的人设中不能自拔。特别是目睹从中国台湾地区到香港地区的“失魂落魄”，其共同根源之一都在于，一方面对共同的中华民族基因未能形成根源性共识，另一方面对中国大陆之崛起无法建立整体性、趋势性认知。 　　这种价值观上的冲突并不奇怪：中国历来有着善恶二元论的传统，非好即坏、非红即黑、非此即彼构成中国人朴素的价值判断。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由浅海走向深海，中国民众也应由草莽走向成熟。成熟的一大标志就是宽容与自信。在当下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里，碎片化的表述和高度撕裂的情绪宣泄让人无所适从。如何“叩其两端而竭焉”，在二元价值判断之间的地带寻找共识，是当下时代的重要命题。而这种共识，只可能来源于“中国”这个文化母体。
　　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几千年的共同生存使得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尚需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资本主义的入侵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
　　在20世纪初这场救亡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各族人民终于意识到共同利益之所在。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纷纷开始尝试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对中国进行重新解读，以期实现民族意识的觉醒。作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历史转型期的前沿地带，广东激荡起时代风云，中华文明停滞已久的雪球又开始重新翻滚，从长江流域滚到了珠江流域，经历百年天地翻覆之变，终于滚成了今天的偌大中国。
　　每一代中国人都有冲动去仔细打量自己的国家，他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试图破解中华文明的密码。
　　清末民初，梁启超先生首开先河，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他于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且将中国文化圈不断衍化的过程总结为：从中原的中国，扩大到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于世界的中国。这一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研究者。
　　20世纪30年代，中国门户初开，西方有不少所谓的中国通著书描写中国，但基本上都是以揭露中国丑恶习俗为卖点。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深感东西方之间隔阂甚深，因而委托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先生写一本解读中国人的著作。林语堂借携家到庐山避暑之机，猛写月余，一部全英语写作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译名《吾国与吾民》）就此出炉。该书甫一出版，便成为海外认识中国的最佳读本，迅速在海外引起轰动。
　　我第一次读到《吾国与吾民》时已近而立之年，在颇受启发的同时也暗暗许下愿望，将来有条件了一定要写一本《话说中国人》。毕竟，林语堂先生的论断，在精妙之余略显草率和偏主观，并没有经过太多的严谨考证，谋篇布局也是兴之所至，诉诸笔端更有信马由缰之感。可能林先生自己也没想到，他这本不经意之作会成为传世名著吧。
　　多年以来，我也陆续读了不少有关解读中国的大作，柏杨先生打通中西、别开生面的《中国人史纲》，许倬云先生截断众流的《万古江河》，余秋雨先生走出书斋的《文化苦旅》等书，都让我受益匪浅、印象深刻，也让我对这个话题愈发产生浓厚兴趣。
　　与前人相比，我之所以敢于尝试这个话题，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超人的才华，也不是因为我有多么优美的文字，而是拜时代之所賜。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身为一介文人的我不仅用脚步丈量中国，而且深度参与了改变中国的过程。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从青春作赋的弱冠之际，到鬓发斑白的花甲之年，在这人生最黄金的40年里，我几乎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探索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如同万里黄河，历经九曲十八弯，终于在壶口爆发，奔腾直下三千尺，虽挟泥裹沙，浑浊不堪，但有着力拔万钧之气概。
　　国运即人运，奔流激荡的大势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写命运的无限可能。大泽龙蛇，沧海横流，传奇与落魄同存，英雄与氓流共舞。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开大阖、大忠大奸，命运的强烈反弹与转折，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尽显无遗。
　　因此，对于我们这代人——尤其是胸怀理想者——来说，“读中国”是一个深刻烙印入骨髓的时代母题，它蕴蓄着最深刻的情感、最莫测的转折、最激烈的碰撞和最彻底的反思。我作为这一伟大时代的亲历者、观察者乃至推动者，更无法回避这一话题。
　　（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大国大民——王志纲话说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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