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的“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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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嘉庆皇帝因朝臣洪亮吉上书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烈，将其发配伊犁。随即京城便遭大旱。皇帝祈雨无果，加之古人迷信天怒冤案的思维，让嘉庆帝开始重新审视“洪亮吉案”……
　　洪亮吉于嘉庆五年（1800）二月抵达伊犁，四月便发生京师大旱。
　　这次北京地区的旱灾非常严重，程度已到迫使皇帝反省自己过失的地步。依照传统的天人感应解释，水旱蝗灾，均属天人关系出了问题，所谓阴阳失调，应负责任的是天子，他应该修德省刑。入关150年来仍保留萨满巫术信仰的满洲君主权贵，尤其对自然灾变感到恐惧。因而，嘉庆帝对于首都地区大旱，第一个反应就是下诏清理庶政，即检查三法司有无冤狱，第二个反应即自己步行到社稷坛，亲自祈祷上苍降雨。但老天爷对这位天子的祈祷不予理睬，大旱在继续，发展到紫禁城内用水困难。皇帝慌了，深刻反省自己亲政以来的过失，也许想来想去，唯有洪亮吉案，可谓自己诬陷忠良，一手炮制的最大冤狱。因而他在亲赴社稷坛祈雨不验之后第十天，突然下诏罪己。
　　在古代的中国，皇帝下罪己诏，本属难得。为了忏悔对一个人处置错误而下罪己诏的，大概仅有1800年嘉庆帝一例。
　　这道谕旨，是皇帝在天象示儆后被迫下达的罪己诏，因而也是天子向上天求恕的陈情表。
　　皇帝在罪己诏中说，洪亮吉有错，一是上书方式，原属“违例妄为”，二是上书中指斥自己“未免过激”。
　　清前期诸君，特别是雍正、乾隆，都把明太祖、成祖父子当作为君的楷模，其中特别仿效的一条，就是在自己的朝廷中，决不容忍官员以忠臣自居。嘉庆帝这道谕旨，强调洪亮吉“有爱君之诚”，没有出现一个“忠”字，恰好透露他当初赫然震怒的隐衷，就在于他认为此人敢用公开上书王大臣的形式，指斥乘舆，而证明自己是传统所称许的“忠臣”。因此，他当初也许的确认为洪亮吉上书“实无违碍之句”，但非找理由将洪亮吉治罪不可，否则满朝文武都视洪亮吉为大忠臣，而群起效尤，那他岂非甘当昏君？
　　嘉庆处置洪亮吉，与处置和珅一样，属于陡然发作，过后又疑心处置是否过火，加以迷信天人感应，对于自己使洪亮吉忠而获咎，更有负疚感。这正是促使他下诏罪己，承认自己炮制洪亮吉案，只取得了满朝大臣官员“钳口不敢言”的负面效应，所谓“朕不闻过，下情复壅”。
　　这道罪己诏的结语中，嘉庆并不想用自己的行为，而只想用自己的言辞，来证明自己“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不仅如此，他还将证明自己的言辞出于真诚的责任，推给“内外诸臣”，说是你们侥幸遇到我这样的“可与言之君”，仍然紧闭嘴巴，不能勇敢地担当为臣之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而害得我做不成当代尧舜，难道不是辜负我的一片苦心么？
　　当然，皇帝还不忘关照，内外诸臣从此以后，尽可以挖空心思对我进行批评，但必须“密奏”，就是说不可仿效洪亮吉，写公开信，让我的过失暴露于天下。
　　据史官记载，皇帝的這份罪己诏，效果极好，登时“感动上天”：“是日午刻，皇上朱笔亲书谕旨，交军机颁布中外，午后同（彤）云密布，即得甘霖。”真可谓立竿见影，一句顶一万句。
　　又据帝国史官记载，皇帝对自己的真诚获得的效应，十分满意，立即做诗纪念。这首御制《得雨敬述诗纪事》题下还有自注：“纳言克己，乃为民请命之大端。本日亲书谕旨，将去年违例上书，发往新疆之编修洪亮吉立予释回，宣谕中外，并将其原书装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规。正在颁发是夜子时，甘霖大沛，连宵达昼，旋据报近郊入土三寸有余，保定一带亦皆深透。天鉴中诚，捷于呼吸，可感益可畏也。”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    作者：朱维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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