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美国监控全世界的背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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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我曾经为美国政府服务，但现在，我为民众服务。我花了将近三十年才明白这是有差别的，而当我明白时，我在办公室里惹出了一些纰漏。结果，我现在把时间都用于保护民众不受我以前身份的危害——一个中情局（CIA）和国安局（NSA）的间谍，一个自以为可以打造美好世界的年轻技术专家。
　　我在美国情报系统的工作生涯仅持续了短短7年，我讶异地发现，这只比我在不是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流亡的时间多了一年而已。然而，在7年的任职期间，我经历了美国间谍活动史上最巨大的改变——由锁定监视个人转变为大量监视全部人口。我在技术上进行协助，让一个政府得以搜集全世界的数字通信，长期储存，并且随意在其中搜寻。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情报机构对于未能保护美国，放任珍珠港事件以来最惨烈、最严重的攻击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深感愧疚。因此，领导者试图建立一个系统，防止他们再度疏于防范。这个系统必须以科技为基础，而这是人数众多的政治科学专科生与商业管理硕士所不懂的。最秘密的情报单位对我这样的年轻技术专家敞开大门。科技怪咖因而统治了地球。要说当时我懂什么的话，我很懂计算机，所以我快速晋升。
　　22岁时，我第一次通过国安局最高机密安全调查，得到组织结构图最底层的一个职位。不到一年，我到了中情局，担任系统工程师，可以四通八达地进入一些全球机密网络。唯一的成年人主管是一个在值班时看罗伯特·陆德伦及汤姆·克兰西的平装书的家伙。情报单位在雇用科技人才时打破一切规定，他们通常不会雇用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后来至少要是准学士才行，而我两者都不是。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被放行进入才对。
　　从2007至2009年，我被派驻在日内瓦美国大使馆，是少数以外交身份为掩饰的技术专家之一，我的任务是把中情局带进未来，让欧洲外站上线，将美国用以监视的网络数字化及自动化。我这一代不只是重新设计情报工作，我们全面重新定义情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秘密会晤或暗中交换消息，而是数据。
　　26岁时，我表面上是戴尔公司的员工，但仍为国安局工作。委外合约成为我的身份掩饰，我这类科技型间谍几乎都是这样。我被派到日本，协助设计国安局的全球备用系统——一个庞大的隐蔽网络，确保即便国安局总部被核弹轰炸夷为平地，也不会损失任何数据。当时，我并不明白架构一个保存每个人生平永久记录的系统竟会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我在28岁时回到美国，获得极高的职位升迁，加入负责戴尔与中情局双边关系的科技联络团队。我的工作是跟中情局的科技部门主管们开会，以设计和销售他们可以想到的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我的团队帮中情局设立一种新型的运算架构——云端，这种科技首创让每一名干员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存取及搜寻他们所需的任何数据，不论距离多么遥远。
　　总结来说，以前的工作是管理与连接情报流通，后来的工作变成设法加以永久保存，接着又变成让情报可以在各地取得及搜寻。29岁时，我去了夏威夷，承接一项国安局的新合约，此时我才注意到这些计划。
　　在那之前，我一直被“知情的权利”这项教条困住，无法了解我这些特殊的、隔离性任务背后的目的。直到来到这个乐园，我才终于能够看出我做的所有事情是如何整合起来的，像一部巨大機器的齿轮互相啮合，组成一个全球监视系统。深入菠萝田下面的一条坑道——珍珠港时代的一座旧地下飞机厂——我坐在终端机前，可以近乎无限地取得世界上几乎所有男女老幼的通信记录，只要人们曾经拨打过一通电话或碰触过一台计算机。这些人当中包括三亿两千万美国同胞，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遭到监视，不仅严重违反美国宪法，更违背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我做了一件以我的职务来说很危险的事。我决定说出事实。
　　（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永久记录》   作者：[美]爱德华·斯诺登   译者：肖美惠  郑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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