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形罩》中埃斯特的精神创伤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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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尔维娅·普拉斯是一名极具诗歌天赋的女诗人。同时，她还是一位小说家，其著名作品《钟形罩》便是普拉斯生前唯一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该小说围绕一名19岁的大二女学生埃斯特·格林伍德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令人窒息的“钟形罩”下孤独、挣扎和绝望的心灵过程展开。当前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象征意义、女权主义和成长小说等角度。在创伤理论的指导下，分析《钟形罩》中女主人公埃斯特受到的精神创伤，从而能够更加详尽、全面地了解女性人物的精神历程，进而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女性焦虑的原因有更加彻底的认识，深化两性主题。
　　关键词：西尔维娅·普拉斯 《钟形罩》 精神创伤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7-0116-03
　　西尔维娅·普拉斯曾被西奥多·达尔林普尔评论为“戏精鼻祖”，但她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其作品《钟形罩》自1963年出版以来，便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又因其是普拉斯的遗世之作，许多人将目光放在普拉斯自杀与这部作品的联系上。而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象征意义、女权主义和成长小说等角度，用创伤理论角度解读这部作品的研究尚不够全面深入。本文旨在创伤理论的指导下，分析《钟形罩》中女主人公埃斯特的精神创伤，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女性人物的精神历程，进而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女性焦虑的原因有更彻底的认识，深化两性主题的研究。
　　《钟形罩》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内心不够强大却又野心勃勃的19岁大二女学生埃斯特·格林伍德先后经历的一系列事情。起初，由于在一次时尚杂志征文中的出色表现，埃斯特获得了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担任纽约某知名杂志社的客座编辑。本以为能够在纽约这个大城市里大展拳脚，却不曾想，正是这次都市生活让原本怀揣梦想的她慢慢陷入失望之中。再加上之后原以为唾手可得、稳操胜券的参加写作培训班的机会又失之交臂，双重打击让埃斯特对生活彻底丧失了信心。渐渐地，她变得颓废不堪、时常怀疑自己，甚至到后来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之后，在母亲的陪伴之下，埃斯特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心理治疗，可精神病院中那些冷漠无情的医生护士、根据病情的轻重被分成“三六九等”的病人们和阴森恐怖的电击治疗又使埃斯特遭受到了更大的精神创伤。故事最后仅仅交代了埃斯特获得出院面试的机会，因此我们不得而知她是否能够回归正常生活。
　　一、创伤理论
　　从词源学层面来说，“创伤”一词起源于希腊语，意指某一种直接的外在力量所导致的身体损伤。而实际上，创伤拥有多重含义，它包括生理意义层面的有形创伤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创伤，还包括了社会文化创伤。
　　美国教授凯西·卡露丝将创伤定义为：“对突然降临的或灾难性事件的不可抗拒的经历” [1]。她认为这种心理创伤并不是即时发生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在《写历史、写创伤》中也表述：“创伤是一种经验的断裂或停顿，这种断裂或停顿使经验破碎，具有滞后效应”[2]。由王庆松、谭庆荣主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一书中将创伤事件认定为：“可使经历者或目睹者感到极度痛苦、恐惧和（或）无助的突如其来且超乎寻常的威胁性事件或灾难性因素”，并认为“创伤性事件引发了个体内心强烈的主观体验，即创伤性体验。这种创伤性体验常表现为剧烈痛苦、强烈恐惧、严重焦虑抑郁、内疚不安、极度无助感等”[3]。这一系列的非正常精神障碍又可以加作“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可以细化为三类：创伤后应激障碍、适应性应激障碍和急性适应性障碍。其中，根据发病的具体时间和时长，创伤后应激障碍又包含迟发型、慢性型和急性型三类。
　　二、埃斯特的精神创伤
　　1.父亲的早逝
　　埃斯特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可不幸的是，早在九岁的时候她就遭遇了父亲的离世，从那以后，世界仿佛就失去了所有的色彩，变得黯淡无光。她时常回想起小时候和父亲相处的欢乐时光，“在我九岁左右，父亲在世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曾与父亲一起快乐地奔跑在滚烫的白色沙滩上。自那以来，我从未感到如此幸福”[4]58。她也不切实际地幻想着，如果父親还在世的话，作为大学教授、知识渊博的他一定会讲很多有关昆虫的知识给她听，还会教埃斯特说各种语言，例如拉丁语、希腊语、德语等，这些对于父亲来说都游刃有余。可幻想终究是阳光下一触即破的泡沫，她再也不可能跟着父亲学习德语了。也正是这种与父亲情感上的断裂导致埃斯特一心想要学会德语，还曾经考虑过去上一个德语速成班。大概有五年的时间，她也一直在与别人的谈话中不由自主地透露此信息。在埃斯特写作班被拒之后，不知情的老朋友乔蒂给她打电话询问录取情况，在得知埃斯特被拒之后便建议她修一门其他课程。当时，埃斯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用在纽约挣的工资学习德语，但思虑之下还是放弃了。她放弃的缘由是她根本看不进去任何的德语词典或者德语书，那一个个德语字母给她带来了极度的紧迫感。可能，她永远都学不会德语，就像父亲永远也不会再回到她的身边，父亲的离去也将埃斯特从德语世界中彻底分离出去了。
　　另外，从文中对父亲有限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这一形象实际上或多或少也直接导致了埃斯特的精神创伤。她写到，“我父亲在我九岁时就死了，他讲德语，来自普鲁士黑暗的中心，一个充满着狂躁抑郁症病人的小村庄”[4]27。人物和环境之间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通过周边环境的描写，侧面衬托出了一个同样狂暴、阴郁的父亲形象。她意识到，也许和父亲一样，她也被一种悲观、抑郁的思绪所笼罩，而且早在故事开篇，此种抑郁的苗头就已经显现了出来，“我老是禁不住去琢磨，电流沿着人的一根根神经烧下去，将人就那么活生生烧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4]1。埃斯特在戈登大夫的医院接受第一次电击疗法时最终也体会到了这种滋味，电击期间一次次的电闪带来的疼痛感深入骨髓。此外，她的脑海中猛然闪现父亲的遗物——金属落地灯。那是曾经有一次，埃斯特在没有将落地灯的插座拔掉的情况下移动它时不小心被电击了一下，此刻接受电击疗法带来的疼痛感就和当年被电击的感觉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父亲的早逝给埃斯特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与父亲之间情感的断裂致使门门功课都很优秀的她终究是学不会德语。没有父亲的陪伴，她再也开心不起来了，只能独自默默承受着由此带来的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
　　2.母爱的缺失
　　母亲对于埃斯特情感上的忽视再次加剧了她的创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在嫁给身为教授的父亲之后，一心扑在家庭上。在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凭借在一所市立学院教授速记的工作维系着整个家庭的支出。而实际上，母亲一向不喜欢速记。但即便如此，她还唠叨着让埃斯特学习速记以便将来能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完全不顾忌女儿的真正感受和兴趣志向。此外，她还省吃俭用、打着为埃斯特着想的旗号，为埃斯特报了很多培训班。
　　表面上看来，母亲在埃斯特身上倾注了大量的金钱和心血，两人应是惺惺相惜。但实则完全不是这样，母女之间在情感上毫无交流。在埃斯特从纽约回到家乡后，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己没有被写作班录取时，埃斯特感到意料之中却难以接受，压抑、无助感涌上心头。在这个脆弱的时刻，母亲本应感受到女儿的绝望并给予女儿无尽的关怀安慰，可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忙着做饭、收拾家务、授课，对女儿的事毫不关心。也许在她看来，写作在速记面前是一文不值的吧。这也正是埃斯特在有困难的时候从来不会向母亲寻求帮助的原因，因为她知道母亲根本不会懂自己，更帮不上任何忙。而当埃斯特精神崩溃，想要通过皈依天主教来终止自杀念头时，母亲对女儿的真实状况毫无察觉，甚至还讽刺埃斯特没有脑子，教会又怎么可能收下一个没有脑子的人呢。最终，以爱之名，母亲亲手将自杀未遂的埃斯特送进了精神病院，听信戈登大夫的说辞，任其多次接受电击。后来埃斯特转去了诺兰大夫的医院，母亲被视为所有来访者中最糟糕的一个，她的到来只会徒增埃斯特的烦恼。有一次在埃斯特生日的时候，母亲拿着玫瑰花去探视她，可埃斯特对诺兰大夫脱口而出，我恨她。
　　真正的失望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热情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消失殆尽的。而在母亲强迫埃斯特学习速记的时候，在无助的埃斯特等不来母亲安慰的时候，又或者在埃斯特感受到的母爱越来越少的时候，她就已经遭受着难以名状的创伤的吞噬。
　　3.爱情的背叛
　　埃斯特暗恋五年的男友巴迪·威拉德，被公认为“优秀且正派的模范青年”，关于这点埃斯特最初也深信不疑。但是在深度接触之后，埃斯特得知，原以为和她一样纯洁、单纯的男友却坦言自己和一位女招待发生了关系。令人可悲的是，埃斯特起初欺骗自己、找理由为男友开脱，认为男友是被勾引的，可她最终确认了男友出卖肉体的事实。巴迪玷污了纯洁的爱情，还厚颜无耻地问埃斯特是不是自己身上有什么地方令女人发疯。这让埃斯特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彻底破灭，并扬言一定不会嫁给这样背叛自己的男人。
　　更加荒唐可笑的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大众对待男女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广泛地认为“女人只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而男人却可以过双重生活，一种清白，一种不清白”[4]67。即便同为女性的埃斯特同学校的大四女学生也是持有此种观点，她们认为只有在男女双方先前约定好或者已经订婚的条件下，男性出轨才能够被指责，除此之外，女性没有权利过问。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受制于男性反过来还热衷于为父权社会代言并传播其思想的女性多不胜数，其中“一生的使命就是为帝国繁衍更多的后代”[5]的渡渡，巴迪的母亲和埃斯特的母亲都是最典型的例子。巴迪和埃斯特的母亲们先前在同一所学院读书，毕业之后都嫁给了各自的教授，成了大众口中的贤妻良母。巴迪的母亲曾经说过，“男人需要的是配偶，女人需要的则是无限的安全感”“男人是射向未来之箭，女人是箭的出发点。”[4]59埃斯特的母亲更是把洁身自好，清清白白看成是女人的必尽之责。
　　此外，“女性的装束和衣服的细节成为衡量女性心理是否健康的标准”[6]。埃斯特痛恨这样的女性身份，将象征着女性身份的衣服从纽约亚马孙酒店的楼顶上全部抛洒下来。她的这一行为充分印证了桑德拉·吉尔伯特说的话，“女人只有在摧毁自己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地摆脱女性角色”[7]。之后三周没洗过澡、没换洗过衣服的埃斯特见到了戈登大夫，被其理所当然地贴上了精神病的标签。但埃斯特始终没有向父权社会屈服，她敢于反抗，并在明知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找到了诺兰大夫推荐的医生朋友并接受了子宫帽手术。终于做了自己的女人的埃斯特决定挑战传统的贞操观，“勾引”一名收入十分可观的数学教授欧文并与其发生性关系，却遭遇了十分罕见的情况——大出血。而这次大出血带来的巨大疼痛正是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宣扬女性能够通过性行为获取幸福感并展现自我价值这种假象的强烈抨击与有力讽刺。
　　三、结语
　　《钟形罩》中，埃斯特在成长经历中遭遇了父亲的离去、母爱的缺失、爱情的背叛、社会的不理解，这所有的一切导致了她的精神创伤。充满冷漠和无情的时代、邪恶的精神病院试图用电击终结埃斯特那不随大流的想法，饱经折磨、由最初被贴上精神病标签到被驯化为医生口中所谓正常人的埃斯特最终获得了出院面试的机会。殊不知，看似戛然而止又充满希望的结尾，实则充斥著无尽绝望。因为无论是将要出院的埃斯特还是继续待在医院、父权社会下的受害者——其他女性来说，此时的世界不过是一个钟形罩罢了，而“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那个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无疑是一场噩梦。”[4]124也许，活着只能被当作一种苟延残喘，死亡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这同样也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性所共有的生存状况和困境，或许她们也曾出现在精神病院吗？抑或哪一天，钟形罩能够彻底消失吗？
　　参考文献：
　　[1]Caruth C.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 Baltimore ：JHU Press，2016.
　　[2]LaCapra D.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M]. Baltimore ：JHU Press，2014.
　　[3]王庆松，谭庆荣.创伤后应激障碍[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4]Sylvia Plath.The bell jar[J].Faber Library，2005，334（767）.
　　[5]Coyle Susan.Images of Madness and Retrieval：An Exploration of Metaphor in“The Bell Jar”[J].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1984，12（2）：166.
　　[6]Showalter Elaine.The Female Malady：Women，Madness，and English Vulture，1830—1980[M].London and New York：Penguin，1985.
　　[7]Clark S.No Man's Land：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Volume 3：Letters from the Front[J].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1995，41（2）：395-397.
　　责任编辑：赵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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