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峰：一个木器修复师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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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峰，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木器组组长，是个带着点侠义柔肠的文物修复师，因为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然火了。
　　2006年，屈峰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梦想当一名艺术家。当艺术家的首选是继续留校任教，可惜学校那届不招人。
　　为了生存，两个工作他必须选一个。一个是去一所学校教色彩。还有一个就是去故宫博物院修文物。“我也学过画画，但来故宫能做雕刻，所以进了宫。”
　　不过，当聘用合同真摆到屈峰面前时，他在佳木葱茏的御花园里长久地愣神儿：“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吗？”最后，一闭眼一咬牙，屈峰还是签了。
　　步入社会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他往前迈了一步，但几次都想缩回脚。
　　“学艺术的嘛，纪律性不是特别强。”他挠挠头，坦诚得像个孩子。这种不适应，从进门就开始了。
　　按照故宫文物修复延续至今的“师徒制”，屈峰拜了当时组里年纪最大的郭文通为师。屈峰给老师傅倒一杯清茶，双手奉上，喊了声“师父”。正屋当中一把木椅上，当年55岁的郭文通正襟危坐，点头接过茶。“我们学艺术的，不讲究这个。在美院工作室也跟老师，不过不管多大岁数都直呼其名。”屈峰说。
　　第一年里，原则上是不能碰文物的。屈峰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师傅干活儿，打下手，做一些复制品，还有打水扫地。
　　“有时候抻脖儿凑近了看，师父都会嘱咐‘躲远点儿’。”屈峰直言，对这种清宫留下的装饰繁复的木制品，最初不是太感冒，因为太工匠式了，没创意。“这样的东西让人觉得技术真好，但格调和想法都不高明。”
　　再加上家具本身先是实用性的，有些审美价值确实比不上书画、玉器。“有时候我们修文物，也在开玩笑：这件东西做得真丑。但是丑也得按照丑的来。”
　　师父教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一件东西如果找不到相同样式的参考，就不能动。必须有“原样”，而且要严格按照原样来修。
　　那会儿，屈峰是咬着牙干活儿，因为提不起兴趣。“实话实说，落差太大了。当初我下了苦功夫才考上中央美院，我们专业那年全国就招了8个人，可是学成毕业，怎么好像干的就是普通木匠的活？”
　　甚至酝酿“逃跑”的他每次接了活儿，都是早早干完。这就跟学生完成作业一样，早完事儿早放学。
　　有一次，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口气儿就做完了。
　　交活儿的时候，师父說：“你做快了。”
　　“做快了不好吗？”
　　师父抬了抬眼皮，瞟了他一眼，慢条斯理地问：“这东西你琢磨过吗？”
　　屈峰愣住了，仿佛一下子被点醒了。
　　屈峰修过一把椅子，学名儿叫紫檀嵌粉彩瓷片椅，朱家溍主编的《明清家具》将其定为清雍正时期。到屈峰手里时，这把椅子主要受了两类伤。一类是木头本身开裂了，比如椅子腿儿劈了、牙板开了、束腰有断、椅围面心出现龟裂等等。还有一类是配件的毛病，有些瓷片已经松动。
　　“这椅子一看不是做着玩儿的，肯定是专门定制的。”屈峰分析起来头头是道，“瓷片镶嵌得也讲究，先把瓷片镶嵌在一层板儿上，然后打洞，用铜丝固定，再用一层板子夹上。这样从椅子后边根本看不出来镶嵌的痕迹。”
　　就这么把断了腿儿的椅子，屈峰看出来毛病。“当时没注意木纹的问题，这木头是斜纹，稍微一吃劲儿就容易劈，所以来的时候三条腿儿都断了，而且好多牙板都裂了。”椅子腿和椅面的结合处藏着个扣子。“一般就是用一个格肩榫一插就好了。这个是在格肩榫前面加了一个楔子，整个结构一下子就复杂了。开始我以为是料不够了，凑合对付的。后来一看，这套椅子都是这个结构。”
　　为了美观么？也瞅不出来特别。那为何古代匠人选了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做法？屈峰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这就跟讲故事一样，不一定每一个都有结尾。有时候就需要不断地去探讨。”屈峰的思路开了。
　　如今，时光掩盖了曾经，繁华未必守得住，但寂寞却是每个工匠必须耐的。“慢慢来”，也开始变成屈峰的口头禅之一。
　　白马非马
　　在他眼里，文物和木材没有价钱，但有感情。
　　如今，屈峰偶尔路过宝蕴楼，都会进去，驻足在一把藤椅前，满足感充满胸腔。与故宫动辄几百岁的藏品相比，这把民国时期的椅子算是文物界的小辈儿。单就木器一类，与宫里或紫檀或黄花梨的高档材质比，这把椅子就是最普通的藤编。
　　但是它的修复，却让屈峰念念不忘。这把椅子是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坐过的。送到木器组的时候，棕藤编的椅子腿儿都弯了。保管员说，估计好几十年放在库里没人动过了。给变形成罗锅儿的腿掰直了，要的是耐心。“不能用劲儿大了，加点水然后给点温度，压住固定。一遍一遍地，重复调整了两周多，没什么技术，比的是耐心。”
　　有了情，一切变得诗情画意起来。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里，有一个公认的泪点：屈峰一边拿着刻刀，一笔一划地雕琢着佛头，一边娓娓道来：“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得很愁眉苦脸的。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到这个世上来，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有一条弹幕写道：“我这个外行人都听哭了！”
　　当时，屈峰正在修的是一尊菩萨像。送来的时候，佛像的两根手指头断了，下嘴唇缺了一块儿，飘带碎了，下面的莲花座的莲瓣松散了。
　　“先做了除尘，松散的地方给加固了，莲花瓣按照原样用竹钉钉住了。按道理，这已经符合展览要求了。”屈峰说，“可是我总觉得这两跟断指别扭。而且这两根手指不是全没了，最下面一截留存着，再加上其他手指的状态，完全能判断出上面指肚的形态，所以我就给他们打电话问能不能给补上？”
　　上了心，就不再是作业，早做完早交差，而是一种责任了。胳膊有劈裂，本身不打算修，但是披帛紧贴着胳膊和身体，如果不修，很可能断裂的这块儿就不稳定，搬运过程中容易给撅了。“嘴唇是不是也可以给补上，因为缺得不多，显得佛像表情更生动安详。”屈峰说，“整个修补过程都是有依据的，而且会有档案记录，某年某月做了什么。” 　　每天一进这院子，屈峰就觉得进入了一个相对隔离的世界。他早上七点半左右到办公室，下午五点下班，干起活儿来顾不上看手机，常常是下班了，才发现世上又发生了很多大新闻。
　　平静如水，淡泊如云。
　　纪录片播了之后，有朋友开玩笑：“艺术家怎么就成匠人了？”屈峰笑答：“是木匠。”
　　此时，白马非马。
　　格物致知
　　“修文物，不像是干别的活儿。觉得烦了，就停手，溜达溜达，散散心，平和了再来。”这是师父反复跟屈峰耳边叮咛的话。
　　“刚上班的时候，老师傅中午都会趴在桌子上睡会儿，我闲不住，跟屋里猫着，老出动静，所以干脆出去溜达。”
　　那会儿，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隆宗门。那儿是一处十字路口。“我就特别喜欢在这儿看人，因为是岔路，很多人到了这儿就会迷茫。眼神里透露出来的，都是一种懵懂的光。”
　　他站起来，走到刚修复好的扶手椅面前，端详。“多漂亮。这样子的椅子，全世界就4把。”屈峰炫耀着，仿佛一位后辈在讲述前辈的辉煌。这把椅子的学名叫明六方扶手椅。屈峰说，这是明代家具中一件不落窠臼、悦目清新的作品。
　　也许他也没有完全意识到，曾一度以为无处安放的艺术梦，在中规中矩的日常工作中被安放得妥妥帖帖，“中国文化其中有一部分审美的精髓，就在木器里面，我会从这里挖掘，然后通过当代方式的转换，运用到作品中”。
　　屈峰逐渐找到了匠人和艺术家的平衡点。“旧时一种历史的沧桑，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如果看着哪儿觉得不顺自己的眼，那也不能改，修成新的更不想，那不等于自己做了一件么？修文物的原因，是因为它被岁月伤了，要补救一下，延长它的寿命。这就好比给人看病，有人老了，不能说看病给他换个20岁的身体，那他就不是他了。原本存在的就是一种美，你看不懂，那只能是因为审美角度不同而已。”
　　师父郭文通修文物，有条雷打不动的原则：使出千方百计，浑身解数，要保留原文物的残件儿，慎之又慎，尽量减少复制部件的范围和数量，以保留文物的原来内涵。他将一个碎成六十多片儿的金漆镶玉宫灯修复完整，过程基本没用新材料，仅是用自己的手艺和原件中铜丝的弹性和韧性黏合残片。
　　每一位匠人有各自独特的慰藉方式，他们一辈又一辈的通过自己的方式，让传统技艺时隔数百年再次发声。
　　虚极静笃
　　屈峰曾经面试过一拨儿年轻人，他问了个问题：“你们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
　　一个年轻人一脸憧憬地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
　　直言爽利的屈峰一盆冷水泼下去：“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为了给新来的故宫人磨性子，屈峰打算用老招儿：赶上鱼鳔胶快用完了，今年夏天他打算让年轻人用汗水明白一下传承的力道。
　　这算是故宫木器组的“秘方”。每隔一两年，屈峰他们就要去海边出趟差，不远千里就奔着黄鱼鱼肚去。“这两年越来越不好买，这东西很多都高价卖给饭店了。”
　　买回来以后，鱼肚要用温水泡发、加热，然后放到铁锅里捶打，直到打成糊状，过滤晾干以后裁成手指粗细的条状，用时加水熬成胶。存上十年八年都不会坏。
　　最痛苦的，要算砸胶的时候。屈峰说：“经常用锤子砸着砸着，出了黏性的鱼鳔会把整个锅都带起来。”累到不行的时候，需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换着砸。屈峰说：“木器室里年轻的小伙子轮流着一刻不停地砸，一天下来，顶多能砸半斤的鱼鳔胶。所以有老话叫好汉砸不了二两鳔。”
　　每一次制作鱼鳔胶，周期都要长达数月之久。刚来木器组，都得撸胳膊挽袖子先过了这一关。
　　干吗不去外边买？屈峰解释，市场上鱼鳔胶很少有人卖，即使有效果也不如宫里自己做的，只有费如此心思砸制的鱼鳔胶，在文物修复时才不会对文物产生腐蚀，文物修好了也不会憋屈。最关键的是，用这种胶修文物，完全可逆，用点热水一泡，就能化开。
　　修行，讲究的是本真，而非簡单的固守陈规。屈峰说：“什么叫修旧如旧，界定了旧才有得谈。有人下定义，残缺才是美，但如果一把龙椅缺了腿儿，那不是美，而是失了威仪。所以必须就事论事，怎么修，修到什么份儿上。”
　　屈峰抽屉里收着一把锉。“这是我自己做的，在故宫，工具要跟自己一辈子，全是自己做。”他说。
　　小院儿里的东西，正在一点一滴地往骨血里渗透。
　　屈峰也变了。一开始，“我看文物就是文物，我就是我自己。”然后，势必是一场争锋。“我是人，活跃的，文物是静态的，不动的。你怎么对它，它都那样。没得选择了，就跟它死磕，但是耗不出什么，那行了，我怕了你了。愿赌服输，那我就好好对待文物，静下心来研究，通过上一任工匠的刀刻痕迹去努力地了解它。”
　　如今，“你会逐渐把文物当成一个生命去看。你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生命，两个生命在碰撞的过程中，就会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理解文物，反观你和周围事物的关系以及思考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屈峰说：“人造物的时候，总会把自己的想法融进去。以物读己，是一种修行。”
　　一处小院儿，任由时光变迁，就这样悄然无声地锁住了匠心。传统和现代在屈峰的手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交互着。
　　（摘自中华书局《国宝修复师》  作者：北京日报人物采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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