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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须有本原——雕塑史论教学之思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韩小囡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美术学院中的雕塑史论课程建设都较受忽视,构建较为完善的适应当代需求的雕塑史论教学体系已势在必行。中国雕塑在借鉴西方之路上,先后经历“重造型”“重材料”的阶段,如今对“观念”的重视使得雕塑史论教研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艺术史语境下,如何真正介入“雕塑问题”“中国问题”也是中国雕塑史论研究面临的新挑战。只有坚实雕塑史论教研的“本原”,中国雕塑学科才能真正走向成熟。
  关键词:雕塑史论、雕塑教学、中国雕塑史、材料与观念
  当代语境下,雕塑艺术教育仅着眼于实践技艺传授,已远不能满足时代与社会需求,美术学院除了作为经典传承的“堡垒”,还需肩负学术引领的任务,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美术学院都急需构建系统的雕塑专业史论课程体系,作为实践类教学的支撑和引导。
  至少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各美术学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设置专门的雕塑史论课程,学生的理论学习主要来自全校公共课教学,缺乏对雕塑专业自身的针对性、系统性与深入性。时至今日,许多美术院校的雕塑专业史论教学仍处于这种状态。因此,雕塑专业理论的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而且应是保证当代雕塑艺术教学质量的“重中之重”。
  一、渐化西风——由“造型”“材料”而至“观念”的借鉴之路
  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之风为中国现代雕塑的肇始提供了可能性。在蔡元培等对“美育”的倡导下,通过留学生的派出,并依靠留学归国人员陆续建立现代美术教育机构的方式,中国现代雕塑教育逐步发展起来。
  1928年,在杭州孤山成立的国立艺术院最早实现了中国现代雕塑的大学教育,学制五年,主要借用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的教学体系,主张以效仿西方为主体,也强调对民族传统雕塑研究的必要性,但可以看到其教学重点在于“造型”训练,早期雕塑专业课程即为素描、泥塑、石雕。因此,中国现代雕塑教育基本最初就是对“注重肖像和人体的塑造基础”为特点的法式体系的“移植”,而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雕塑体系进入,严格而规范的“面向应用的造型训练模式”在新成立的各美术学院中得以迅速普及与强化。[1]
  无论“法式”还是“苏式”,前期中国雕塑教育主要还是对西方雕塑“造型”方法与样式的借鉴,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情况便逐渐起了变化。1981年,中国派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雕塑专业留学生,广州美术学院的梁明诚先生即是其中一员,据梁先生回顾,他赴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的研修时关注到国外艺术家对“材料”的态度与认知,回国后在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搞起了铸铜车间、石雕车间,并在多地巡回推广材料雕塑。[2]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雕塑进入以材料探索为重的阶段,代表性的事件可归结为两次全国性的雕塑教学会议。
  1998年4月,“面向二十一世纪雕塑教学与创作研讨会”明确了中国雕塑教育开始以材料教学为载体、以抽象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雕塑教学的探索。2005年12月,“2005全国高等美术院校雕塑材料教学研讨会”召开,隋建国先生总结了会议基本共识——写实泥塑课程和抽象材料课程是现代雕塑语言中不可缺少的两大类基础课[3]。这次会议之后,现代材料教学作为制度在学院中确立,以材料为媒介展开的现代雕塑教研探索,是21世纪中国雕塑教育迈出的重要一步。
  时至今日,学院范畴内对雕塑材料的探索已趋深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基本经历了硬质材料的转化(金属铸造等课程)——材料形式美感的关注(直接金属等课程)——材料语言的观念化呈现(综合材料等课程)等过程,终至材料边界彻底开放,引发出“物质观念化”与“观念物质化”的探索。至此,继“造型”“材料”之后,“观念”似乎成为当下中国雕塑的又一核心问题,而对雕塑“观念”的观照,使得雕塑“历史与理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综上所述,中国雕塑学科在“渐化西风”的过程中依次经历了以“造型”“材料”“观念”为核心的三个阶段,在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下,无论是对“自我”的构建还是与“他者”的对话,雕塑历史的“语言系统”与雕塑理论的“观念系统”都成为必不可少的“装备”,雕塑史论教学研究作为时代需求,已难回避。
  二、木本水源——在雕塑史论研究中寻求“东方眼光”
  中国现代雕塑学科是二十世纪初的舶来品,但也无法否认,在此之前中国就有着几千年基于“雕”和“塑”的三维造型艺术的历史。在“舶来”之后,我们如何再面对自己的“木本水源”?这需要在雕塑史论的研究中需求答案。
  “舶来”之初,前贤对于中国雕塑的立场问题有过积极思考,国立艺术院的总体理念“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就十分清晰地道出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使命,也是当时求创新、求变革的时代精神在艺术学科中的反映。其中,“整理中国艺术”是西方现代美术教育引入中国后引起的重要学术自觉。
  1940年王子云帶领下的西北文物艺术考察团对中国传统雕塑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以此为发端,基于西方美术史范式下的中国雕塑史论研究也拉开序幕。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的王子云先生所著《中国雕塑艺术史》[4],就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雕塑遗存,面对寥若晨星的中国古代雕塑史料,编纂这样一部雕塑通史的难度是超乎想象的。亦或因此,首部雕塑通史的着力点应在于覆盖全面,而对雕塑本体问题的观照尚有未尽之意[5]。李松先生在评述20世纪关于中国古代雕塑史的研究时,就曾指出“今后需要深入对于雕塑本体的研究,如中国雕塑艺术的审美特点、审美范畴、评论规范以及材料、技法理论的研究等等。”他认为,基于上世纪后半叶的考古发现,我们“比之以往任何时期,已经更有条件探讨中国雕塑发展的脉络,包括雕塑意识的产生、发展,中国雕塑艺术的民族特点、成就、承袭等问题”。[6]因此,雕塑历史研究与当下批评如何能真正将注意力转向雕塑的“中国问题”,如何能突破欧洲前现代雕塑观念与标准的影响而真正具备“东方眼光”,这是中国雕塑史论研究面对的巨大挑战。   近年来,这些问题开始引起了雕塑家们的关注,他们从雕塑创作实践经验以及对古代雕塑的观察与感悟出发,本能地认识到了某些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的重要内涵特质。例如,张伟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器型”、“器物雕塑”的概念,主张以此来替代西方以人像为重的“雕塑”概念,因为当前雕塑语言对于传统器物的解释无效性,所以他认为“只有更新雕塑的意义库和语言库,提出能够囊括中国传统雕塑的新概念,进而通过对‘器物雕塑’的深入研究,才能揭示中国传统雕塑的造型审美标准问题。”[7]
  雕塑家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造型、材料等问题的敏感性,能够从制作角度还原对雕塑的理解;另一方面,或许他们的思考与西方现当代雕塑观念的嬗变有着某种有意或无意的呼应。以“器物”概念为例,至少从极简主义雕塑起,西方雕塑研究与创作中就明确提出了“物”的回归(the object turn),而西方雕塑的现代主义转向,也是对人像传统这种“自然主义再现论的陈词滥调”的逐渐背离,是“物体成为真正主题”的过程。[8]因此,对“东方眼光”的寻找并非是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而是仍可继续借助“他山之石”——西方艺术史方法论与雕塑理论,探求中国雕塑传统内涵与逻辑的本质。
  三、为学须有本原——广州美术学院雕塑史论教研建设
  多年来,国内美术界似乎一直存在着“雕塑界不谈理论,理论界不谈雕塑”的局面,这种说法或过于绝对了,但与绘画、书法等相比,“雕塑”与“理论”两个领域的疏离确也是事实。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长期以来针对雕塑专业的理论教研的缺失。
  2006年始,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专业逐步开设雕塑史论课程作为本系学生的必修课,并率先引进、培养雕塑史论专门教师,开设《西方传统雕塑史》《西方现当代雕塑思潮》《中国雕塑史》等课程,是雕塑教学改革中的一次大胆尝试。2017年,广美雕塑系正式成立雕塑史论教研室,进一步从教学组织架构上强化史论教研的重要性,此改革举措可谓开风气之先。2018年,雕塑系升级为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之后,继续挖掘现有理论师资潜力,引进实践与理论能力兼备的青年教师,组建雕塑史论教研团队,将史论教研拓展为四个主要方向:
  1.中西方雕塑史论教学与研究:西方雕塑史板块完善并细化现有教学结构与研究领域,译介国外雕塑史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弥补教学参考资料的严重短缺;中国雕塑史板块反思中国雕塑史的学术语境、梳理审美趣味的时代变迁、探寻中国雕塑智力的发展脉络。
  2.岭南雕塑艺术研究:一方面研究岭南雕塑传统的地域特色、传承生态、产业可能;另一方面研究岭南现当代雕塑的发展历史,特别重视以广州美术学院为代表的系列雕塑名家的基础研究,挖掘岭南在中国近现代雕塑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地缘特色与积极作用。
  3.雕塑材料理论教学与研究:材料教学自身的逻辑性与实践性较强,需要从技术和观念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研究,促使目前的材料教学条理更清晰,定位更明确,在建构自身体系的同时,为多样化的当代雕塑创作提供材料方向的理论支持。
  4.公共雕塑理论教学与研究:基于公共艺术理论框架,逐步建构公共雕塑理论教学体系,满足公共艺术作为独立专业方向的发展需求。
  细细想来,广州美术学院雕塑史论教研体系的建构应不是偶然,而是几代人主动思考与追求的结果。我院前辈胡博先生就曾明确提出,“我们应该逐渐建立起中国的雕塑学,学科的建立一定要有理论的支撑,光会做雕塑是不行的,几千年来为什么我们的雕塑成不了“学”啊?因为没有理论嘛,象国画里面有画论,研究画论的人有多少,不是个个都会画画的,主要是搞理论,但这就可以支撑起“中国画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光有实践经验成不了一门学问”[9]。
  先生的话朴素而深刻,每每读来都发人深省。所谓“为学须有本原”,在对广州美术学院雕塑学科的长期思考中,笔者意识到胡博先生为何会对雕塑理论研究有如此深切的呼唤,因为雕塑史论教学与研究确是建构“中国雕塑学”的“本原”。学科的发展亟需建立较为完整的适应当代需求的雕塑史论课程体系,以引导和促进实践教学改革的深化,逐步增强雕塑艺术与人文学科、社会公众、区域文化的连接,实现与国际艺术理念与教育模式的对话。如此“从本原上用力”,方能“盈科而进”,中国雕塑学科才会真正走向成熟。
  [1]马文甲.中国雕塑的激变[J].吉林美术出版社.2019.13-46.
  [2]郅敏、夏天.自在、自然、自由——梁明诚的雕塑人生[J].美术观察.2020.8,95-101.
  [3]隋建国.重要的一步——说说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材料研讨会[J].《雕塑》.2006.4,38-39页.
  [4]王子云.中國雕塑艺术史[J].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5]对雕塑本体问题最为关注的是雕塑家群体,雕塑家何力平曾对王子云先生的著作发表评论,指出其中对中国古代雕塑审美判断的不妥之处,见何力平.中国雕塑形式语言发展的艰难选择.美术史论.1992.1.
  [6]李松.十倍于昔的新视野——20世纪关于中国古代雕塑史的研究.土木金石——传统人文环境中的中国雕塑[J].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31-35.
  [7]张伟.“型”与“器”——中国传统雕塑语言体系的重构[J].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5.14-19.
  [8]参见威廉·塔克(William Tucker)著《雕塑的语言》一书序言部分,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
  [9]韩小囡.胡博先生访谈录.中国雕塑.2007.3,2-7.
  本文为2017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改革一般类教改项目《雕塑艺术理论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粤教高函[2018]1号]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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