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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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长岭
“兴观群怨”语出《论语・阳货》：“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古代没有新闻传播学，自然也就没人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这一经典术语的传播学意义。因而千百年来“兴观群怨”一直作为说明文学或诗歌教化功能的中国文学理论术语为大家所熟知。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把孔子“兴观群怨”这一原创型术语看作是中国关于大众传播对个体社会功能进行界说的最早记载。
“兴观群怨”通常的解释为：兴。“引譬连类”(孔安国注)，“感发志意”(朱熹注)；观，“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考见得失”(朱熹注)；群，“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和而不流”(朱熹注)；怨，“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怨而不怒”(朱熹注)。综上，“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意思大致可以理解为：“诗可以感知事物、激发人的感情，从中可知社会风俗的盛衰变迁及得失。通过相互交流而成为意见不同的‘群’，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以达到讽喻的目的。并且，上可以报国(‘事君’)，下可以奉家(‘事父’)，还能增长(‘多’)自然界的知识。”可见，“兴、观、群、怨”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并列关系。“兴”应是“观、群、怨”的前提和基础。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利用“使用与满足”理论理解关于传播媒介的个人功能表述是何其相似。麦奎尔研究的传播媒介的个人功能表现在四个方面：信息功能、发展个性的功能、与社会整合的功能以及娱乐功能。仔细比较，“兴”可以对应诗对个体的信息功能：“观、群、怨”可以看作是诗对个体发展个性的功能。即通过大众传播了解自我和社会，形成自己的观念。使个体的价值观得到巩固和加强，并认同其他的价值观。故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以理解为诗对个人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即家国两全，有助于个人的社会角色的实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理解为诗对个体的文化娱乐功能，即通过大众传播提供的内容。获得精神上的放松、文化或美学上的愉悦以及知识的积累。而孔子在论述“兴观群怨”时前面恰巧还有一句“小子何莫学夫诗”。也就是说“你们何不学学诗”。更加突出强调了诗对个人的社会功能。
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诗经》可以看作是中国早期的大众传播媒介。现在提起大众传播媒介，我们如数家珍，包括图书、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网络等，甚至还可算上户外广告等新兴媒体。但是在古代，大众传播媒介是非常罕见的。《诗经》成书，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中国传播史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包括风、雅、颂共305篇。我们现在把《诗经》看作文学作品，实际上它们全部都是乐歌，其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从西周到春秋这段时期以诗歌形式搜集起来的新闻汇总，是总的社会现实的客观映照。在大众传播媒介匮乏的年代，诗歌可能就是当时最主要的大众传播活动：宫廷之上有歌，郊野劳动时有歌，祭祀宗庙时有歌，乐歌无处不在地传播着方方面面的信息。这说明人类社会早期的传播活动十分简单和原始。表达信息的符号和传递信息的载体也相当简单。因此，把《诗经》称作当时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可以说得通的。并且孔子在《论语》中不止一次提到“诗”对人的教化作用(《论语・学而》)：“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说明《诗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对个人社会功能的发挥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理解，也可以把这些解释为孔子对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的呼应。
我们可以把“兴观群怨”理解为是孔子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体的社会功能的界说。也就是说，我们把“诗”看作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图书《诗经》，而不是文学理论领域理解的“诗歌”或“文学作品”。
众所周知。传播学作为20世纪一门新兴的学科，首先诞生于西方，然后才传入我国。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借鉴和引进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目前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已经引起有关人士和学界的关注，但远未尽意。笔者认为，挖掘传统的传播学资源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路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看作是中国本土最早对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界说的记载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论语》成书的年代，社会科学分工还不是那么细致。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论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多地被强调政治讽喻和道德教化。其实《论语》中有很多经典的传播学案例可供我们研究、琢磨。从某种意义上说。总有一天，我们很难否定《论语》在传播学上的经典地位。
编校：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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