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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龙泉窑的瓷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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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莹润如玉的南宋龙泉窑精品——长颈瓶、鬲式炉、琮式瓶等,明代初期的龙泉窑虽然还继续生产青瓷产品,但早已远离了宋代典雅端庄、青绿雅默的审美情趣。
  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龙泉地区幸运地未受太大的影响,元至正十九年(1359)时已经为朱元璋控制,而饶州浮梁景德镇地区则饱受战争的摧残,遭到元军、徐寿辉、朱元璋、陈友谅等军队的反复攻陷、遁弃和平克,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形势才稳固下来。随后,浙西文人集团在朱元璋新政府中得势,以刘伯温(刘基)为代表,章溢、宋濂、叶琛等一批在出生于此的高级官员,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者。元末明初的景德镇和龙泉,成为当时全国窑业的双子星座,以高质量的瓷器和惊人的相似性,留给后人一笔宝贵财富的同时,也留给我们一个疑问:为何明代龙泉窑渐次泯然众人,与景德镇官窑的命运如此不同?
  龙泉大窑枫洞岩窑与景
  德镇官窑的比较
  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对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窑址堆积坑中的青瓷碎片、窑具以及窑炉结构、作坊区域等遗存,显示了元末明初之时,龙泉大窑枫洞岩窑与景德镇官窑已经具有类似的特征。这颠覆了“宋元时期是龙泉窑烧造的高峰,明代的龙泉产品已然差强人意”的传统认识。已有学者对明初景德镇官窑瓷器和博物馆藏明代龙泉窑瓷器,及龙泉枫洞岩窑瓷器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
  通过将龙泉枫洞岩窑址中地层关系较明确的出土残器、有纪年的考古出土器物、博物馆传世品中较为可靠的龙泉窑器物,与相对应时期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地层关系较明确的出土残器、有纪年的考古出土器物、博物馆传世品中较为可靠的景德镇官窑器物进行对比,方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如时代风格典型的玉壶春瓶,云形横片与壶柄刻划精细的执壶,有宝珠钮盖、体量硕大的梅瓶,以及直径极大的大盘,和官窑墩式碗,等等。
  另外,从未经盗掘的宋氏家族墓出土的龙泉窑瓷器与同时出土的景德镇官窑瓷器来看,这些器物虽没有密集模印的纹饰,但器型精准、釉面典雅,仍不失为优秀之作。由于景德镇官窑也有大量素面无纹的器物,因此龙泉窑同时期器型精致但少纹或无纹的器物,这可能和器物的功能有关,并不能因纹饰有无来决定它们是否为高等级器物。而墓主西宁侯宋晟的两个儿子均为永乐皇帝的驸马,这些器物显然并不寻常。
  同样在江西省南城县株良明王墓也有出土纹饰较简单的龙泉瓷器。该墓室曾经搅乱,但仍出土了两件黄地吉祥云纹缎四团龙补子圆领大袍、金冠、玉圭等,和1件龙泉豆青瓷盘,此盘应当属于明初龙泉大窑枫洞岩类型。据出土清单、遗物、典服来看,均符合《明史》中郡王以上的定制(《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该龙泉青瓷盘明显不是普通器物。
  更加能说明龙泉枫桐岩与景德镇珠山御窑的关系是他们的窑场布局。从遗址来看,御窑遗址明代早期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将落选的御用瓷器打碎掩埋在御器厂内。
  已发掘的龙泉大窑枫洞岩窑遗址,具有许多与景德镇御窑遗址相同的特点。如各类规模较大、排列整齐的淘洗池、储泥池、作坊遗迹等。尤其是龙泉枫洞岩窑也发现了废弃官用瓷器的掩埋坑,洪武、永乐及宣德时期的官用瓷器标本,绝大多数都出自这两个探方,而且基本可复原。这种与景德镇永乐宣德时期御窑的做法一致,说明在当时,“就地砸碎,集中掩埋”是一种官窑处理瓷器的方法。这不仅是为了剔除官窑残损品,更是为了防止官窑器物流散或被民窑仿制。景德镇官窑仅在明初期至中期,即永乐、宣德及成化等朝采取用此种做法,而龙泉窑的生产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窑场也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
  生产情况类似,遗物类似,器物流向也一致。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清点,藏有传承自前朝宫廷的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211件,既有陈设和祭祀礼器使用的情况,也有集中存储未使用的情况。同时按照《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在古董房中,与旧藏景德镇洪武官窑青花、釉里红大盘放在一个木架上,在咸福宫、寿康宫两处库房内与多件宣德青花大盘存放在一起,均未使用。说明明初龙泉窑制瓷与宫廷、与景德镇官窑有密切的联系(黄卫文《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研究》:《龙泉窑研究》第260—261页)。
  景德镇历代均属饶州,元代曾被划归浙西路管辖,而处州龙泉属于浙东路,二者均属于江浙行省,明初景德镇又被划回江西省。元末至明初,景德镇官窑与龙泉枫洞岩窑关系十分密切,尤其到了永宣时期,某些特殊纹饰的来源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和排他性,工艺水平亦有交流的现象,并在高等级墓葬中经常相伴出土。然而,明中期的一场巨大变故,导致两个原本齐头并进的窑场,开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凶年失政”——明初
  的坑冶、民变与窑业
  今天从杭州去往龙泉可走省道$33龙丽高速,路上将看见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去遂昌金矿淘金”。遂昌金矿是浙江西南部地区二百余处古代开采金银矿产地、两万余个古采硐中最典型的代表,史称“永丰银场”(详见《东方博物》第25辑、第29辑)。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张萱《西园闻见录》、清人孙衣言《瓯海轶闻》、梁章钜《浪迹丛谈》等文献多有记载。
  此处为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区域之处,“山势崨嵘、灌木蓊翳”,并不适合大规模农业耕种。人们因地制宜,开发了两项传统手工业——制陶和冶金。浙江龙泉窑瓷器与遂昌金银矿,分别成为中国陶瓷史和冶金史上值得骄傲的成就。而这两项都与高温技术有关的手工业,均由人为因素而停顿。
  明初,社会经济贸易不断发展,无论官府民间对于白银的需求越来越大,洪武起政府在浙江温州、处州开设银场。明政府规定,贵金属如金银等矿皆属官矿,均由国家经营,严禁民间开采。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仙霞岭,就是当时明朝政府划分的禁区。明政府对官矿的矿工采取工奴式的残酷剥削,强迫他们为国家提供“矿课”,这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受生活所迫,矿工有时会冒险进山“盗矿”,而明朝政府就会派兵剿捕(详见《明史·食贷志》、《明会典·金银诸课》、《广丰县志·艺文》)。人民和政府问的矛盾愈演愈烈,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了,正所谓“民苦诛求,盗所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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