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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城、我城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叶思诗

  [摘要] “重庆”在电影这种媒介表述中是一个被高度有限符号化的地域形象。“历史”符号化、“物恋”符号化、“风景”符号化,借助于符号化,能够提供给传播者和接受者透明和统一的编码和解码图谱,但同时就是对未被涉及者的进一步拒绝和封锁。有着自身历史沉浮的重庆、有着自身城市化进程、独特的生活经验、色彩鲜明的重庆在这样的整体环境里哑然着。台湾影片关于个人、关于城市的电影表述方式,对于在电影里被有限表达的重庆,无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 有限符号化 城市讲述 散文节奏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9.002
  2011年7月18日—23日,第三届两岸电影展在重庆举行。两岸电影展是中国电影基金会与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电影展。此次影展台湾和内地各有六部影片互映,台湾方面有《第三十六个故事》、《朱丽叶》、《酷马》、《当爱来的时候》、《台北星期天》、《与爱别离》,大陆方面有《日照重庆》、《西风烈》、《钢的琴》、《将爱情进行到底》、《我们天上见》、《观音山》。由于大陆方面的展映地是重庆,又有关于重庆的片子《日照重庆》和重庆籍导演张一白导演的作品(《将爱情进行到底》)参与,因此“重庆与电影”成了本次影展难以绕开的话题。这个话题含义很广泛,至少可以理解成六种关系:1.“在重庆取景拍摄的电影”、2.“重庆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参与投资拍摄的电影”、3.“取材于重庆故事的电影”、4.“重庆籍人士参与主创的电影”、5.“工作关系在重庆的人参与主创的电影”、6.“重庆的影视制作机构拍摄的电影”等等。这几个分项不仅常常可以互相粘合在一起,例如,《重庆大轰炸》就是1+2+3+5的组合就是张一白导演的《好奇害死猫》;章明导演的《巫山云雨》就是1+4的组合;动画电影《洛克斗士》就是2+6的组合,同时他们自身还可以继续划分出若干亚范畴。
  一
  本文无意对“重庆与电影”作全面的梳理,本文感兴趣的是“重庆”如何被电影理解和表述,涉及上述六种关系中的第一项和第三项。如果我们把符合这两项条件的电影进行交叉比对,就会发现“重庆”在电影这种媒介表述中是一个被高度有限符号化的地域形象。
  首先,“重庆”往往作为一个历史符号,紧紧与“陪都”和“抗战”这一时空关系缝合在一起。不管是表现国民党对内关系的《重庆谈判》、《报童》、《在烈火中永生》、《温故1942》(筹拍中)等,还是表现对日关系的《东亚之光》、《重庆大轰炸》等,“重庆”这座城市本身在这种历史定型化的浓妆艳抹中被虚化成一种缺席,没有“前陪都”时代、没有绵延罗织的百姓生活,只有朝天门、解放碑、上清寺、渣滓洞作为具体地标协同“陪都”、“抗战”、“国共关系”这些抽象空间、时间,事件强化了“重庆”的历史符号化。
  其次,“重庆”往往成为一个物恋化符号,紧紧与“火锅”、“美女”、“索道”、“桥”、“阶梯”叠印在一起。这也是很多电影在重庆取景的重要原因,《好奇害死猫》、《重庆美女》、《疯狂的石头》等。王小帅的《日照重庆》,故事本身是重庆的,也在重庆取景拍摄,但是电影却有意回避重庆整体的城市面貌,而来回突出“索道”和逼仄的阶梯小巷。这些以“重庆”物像为背景的电影其实和重庆并没有深刻的关系,是已经类型化的叙事与发生背景的简单拼贴。他既可以被复制到其他城市,也在过于清晰地指涉重庆物像时模糊、取代了重庆生活的本真。
  再次,“重庆”往往成为一个风景符号,如果说重庆的主城部分往往与历史、物像符号相关,那么重庆的非主城部分则被虚化为与城市对立的自由叙事空间。无论是《巴山夜雨》、《巫山云雨》、《三峡好人》,还是《押解的故事》之于“龚滩”、《十面埋伏》之于“永川”、《满城尽带黄金甲》之于“武隆”。他们以其自身被遴选的理由,“三峡”、“边远古镇”、“竹海”、“天坑地缝”而拒绝着与重庆整个城市的“共名”。
  同时,“符号化”是一个悖论式的命题,借助于符号化,能够提供给传播者和接受者透明和统一的编码和解码图谱,但同时就是对未被涉及者的进一步拒绝和封锁。被重庆人构成也构成重庆人的、行进在历史纵深中的重庆在被表达的符号之外哑然着。
  二
  吊诡的是,被符号化捆绑的重庆之所以有限地进入电影的表述,恰恰在于剩下那些隐匿在历史烟雾中的连贯山脊线没有找到自己的符号方式,因此很难被电影讲述。1937年底以前的重庆如何讲述?随着1937年底国民政府西迁,一直偏处西南一隅躲在历史深处的重庆才以非常匆忙和意外的姿态堂皇进入中国关于近现代的主观记忆中[1]。而正是由于这一突然的“中心化”,却让重庆自我撕裂成符号化的“中心”、“抗战时期临时首都”和难以符号化的其他“非中心”存在。除了《重庆大轰炸》、《重庆谈判》这样直接贴合符号“中心”的电影外,电影《寒夜》也颇具代表性。主人公是从大城市来的热血青年,到重庆来后钝化和消磨于家庭及外部世界,最后妻子出走兰州,母亲带儿子回老家昆明。这是对重庆“无名”讲述的典型例证。重庆既不代表“来自”、也不代表“去到”和“回到”,这个城市只是潜伏在符号“中心”之下空洞的地域。
  1949年“陪都”经验的结束,重庆又开始了他难以符号化的历史。纵观“十七年”时期的电影讲述,不难发现重庆从中被遗忘的主要原因。首先,共和国“史前史”的电影讲述成为重镇,集中到革命战争和英雄人物的表述上,《南征北战》、《董存瑞》、《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等等,重庆的“陪都”符号显然不可能成为被讲述的重点;其次,共和国的建设和人民生活成为重镇,一部分集中在有浓厚城市记忆的上海、北京,《上海姑娘》、《女篮五号》、《今天我休息》、《风筝》等,另一部分集中在农村、边疆建设和生活上,《李双双》、《老兵新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从“陪都”开始的突然“城市化”进程,让既没有城市渊源但又离绝典型乡村记忆,处于夹缝中的重庆同样从讲述中被抹去。再次,少数民族题材成为重镇,《五朵金花》、《哈森与加米拉》、《芦笙恋歌》等,重庆并不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区,不可能进入到此类的电影讲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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