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达的翻译理论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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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晓川 韩玉平
摘 要：尤金・奈达博士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语言学家之一。五十多年的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使奈达博士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理论不仅对西方国家也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被公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当代翻译理论家。奈达博士的翻译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学阶段及符号学阶段。其翻译理论本质也从当初的描述性转变成规约性。20世纪80年代初林武书、谭载喜等人将奈达翻译理论引入中国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严复的翻译三字准则，即信、达、雅。而自奈达翻译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中国翻译学者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原因在于他的翻译理论建立在当代语言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符号学和人类学发展基础之上，摆脱了先前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经验性，第一次使翻译理论研究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科学性。尤其是他提出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和“读者等同反应论”翻译标准，打破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中重静态分析的研究范式，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研究，为我们建立新的翻译理论模式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奈达翻译理论 ；贡献；缺陷；反应；启迪
一、奈达翻译思想理论的不同阶段
人们将奈达的翻译思想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社会符号学阶段。
在第一阶段40―50年代的著作和论文中，奈达主要从语言的词法、句法并结合翻译理论阐述语言的本质和语际翻译关系，试图找出更加科学的语言翻译转换规律。他在这一阶段所提出的语言层次理论要比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要早得多。
第二阶段时间跨度为10年（1959―1969）。标志着第二阶段开始的文章是他在1959年发表的《从圣经的翻译看翻译原则》（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结束著作是他与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在第三阶段，奈达主要研究语义问题。其观点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际时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语义关系问题。如果语义问题解决了，跨语义交际中的翻译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本阶段奈达最为关注的还有一个问题，即跨文化交际问题，这在第三个研究阶段显得特别突出。”
二、奈达特有的语言学和翻译科学观念
奈达的翻译科学思想和应用语言学思想在翻译中的综合应用和相互作用形成了奈达特有的语言学和翻译科学观念，也铸就了这位硕果累累的翻译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家，使其成就大大超过了两千年来西方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哲罗姆到中世纪欧洲的波伊提，到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的伊拉斯莫、德国的跨德、法国的多雷、英国的查普曼，到近代的巴托、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洪堡和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阿诺德，一直到现代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研究范围从翻译史、翻译原则、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到翻译教学的组织工作，从口译到笔译，从人工翻译到机器翻译，从语义学到人类文化学，几乎无所不全，从而丰富并拓展了西方的翻译研究领地。”为人类语言的翻译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树立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丰碑。纵观奈达语言和翻译学理论发展轨道，结合中国翻译理论界对奈达的研究成果，兹简述如下：
第一，翻译信息论（message of translation）。
奈达首先将信息通讯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也是近年来西方许多语言学家利用语言学和信息论研究翻译问题。如卡特福德、纽马克、雅可布逊以及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科夫萨罗夫等。奈达和塔伯1969年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以及奈达本人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of Translation）两部著作均对翻译信息论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译者可以“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翻译即交际，某种译文如果不能起到交际的作用，就是无用的译文，即严复所讲的“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因此，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然而，由于一般译文读者理解原文的信息道往往会小于原文读者的信道，原文信息难于直接被译文读者所接受。
第二，“动态对等”论（dynamic equivalence）。
奈达在60―70年代提出了“翻译的新概念”和（dynamicequivalence），80年代对此概念进行修正，改称“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他认为以前提出的“动态对等”只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优于形式上的一致，有失偏颇，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内容和形式矛盾。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中将原来的“动态对等”改成两者兼顾的“功能对等”，即译文不但要求信息内容对等，而且尽可能在形式上也要求对等”（not only the equivalent content of message， but， in so far as possible equivalent ofthe form），相比之下，“功能对等”比“动态对等”更具说服力。关于“功能对等”，他在1993年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中又提出翻译对等二层次。他强调，所谓“对等”分为“最高层次对等”（maximal equivalence）和“最低层次对等”（minimal equi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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