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戏剧的“人学观”及其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陆军

  一、序《宋光祖文集》
  宋光祖教授是许多年轻编剧的老师,亦是我的授业恩师。
  老先生不喜旁人称呼自己为“教授”,只说“老师”二字亲切而恰如其分。可是当我写下这篇序文的时候,我的鬓边也已生出了白发,佛西楼前的花儿开了又谢,慈祥睿智的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想来,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啊。
  三十年间,宋老师一直勤勤恳恳地传道、授业、解惑。他致力于“戏曲创作理论研究”工作,创造性地开设了讲、练结合的“戏曲编剧理论与写作”课程,对教学方式的探索和创新有那独一份的心得。比如,在写作训练中逐步建立起曲白训练、小戏训练等一系列循序渐进式的教学系统,很好地夯实了学生的戏曲编剧基本功,也为学院戏曲教学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卓越贡献。宋老师著述颇多,《戏曲写作教程》、《戏曲写作论》、《中国戏曲名著选读》、《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话剧之友手册》和《“红楼”戏曲概述》等既是教材更是著作。陈多教授便曾盛赞宋老师拥有“排除一切多余顾虑和私心杂念,唯以探索戏曲创作规律为目标的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生前身后,宋老师也籍此赢得了很多荣誉,上海市高校教学成果奖,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高校名师奖等等,都是学界难得的承认和褒奖。
  这些奖项于宋老师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三十年间,宋老师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这简单质朴却责任重大的四个字。他长期担任班主任和教研室主任职务,在教学第一线为年轻编剧的成人和成材倾注了无数热力。他不仅在学业上关心学生,更在心灵和精神上关怀后辈。动人的师生往事着实太多,早已无需细说,但是每当我听到已是业界中流砥柱的编剧们叙说记忆时,仍是不免胸中激荡―――这般仁心爱物的师长,如今真是太少了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上海戏剧学院走出的这许多戏曲编剧,之所以能有今日之成熟与成就,同宋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殷殷期盼是分不开的。
  三十年间,宋老师还有“编剧”这个“教师”之外的另一重身份。他极为注重以切身的创作经验丰富和完善“戏曲创作理论”。他深知,不与实践相结合、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只能是空谈。因此,他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亦从不间断地创作各类戏剧作品,其中发表或上演的剧本有沪剧《迎春花》、《水上交通站》,越剧《乱世奇缘》、《风筝误》、电影剧本《仙桃树》、电视剧剧本《拜月亭》等,无一不是仔细雕琢的剧作。值得一提的是,宋老师极是注重与学生的切磋琢磨,他们一同交流创作经验,共享创作心得,几本沉甸甸的《师生戏曲集》亦由此出版。这既是宋老师的创作成绩,也是他传递薪火的硕果,更是师生之间浓厚而纯粹的友谊的见证。这叫人如何不感慨,求学路上能得宋老师一路扶持,何其幸福?
  然而,2013年9月1日,当学生们兴奋地回到学校,等候着宋老师走上讲台的时候,他却再也不能站到这里了。年轻的艺术家们有很多困惑没有找到答案,还有很多新的发现未能与他分享,更有许多感恩的心声未曾倾诉。宋老师像是一名终生都在攀登的勇士,无奈而又从容地停止了向上的步伐。
  恩师去哪里了。是否天堂也开学了啊!
  有些人因曾受明月辉照,便愿将清光洒向人间。宋老师的好友郭红军、钱天铃和学生张泓便是。他们曾受过宋老师智慧之光的点拨与濡染,愿有更多的人能够欣享这份幸福。他们在一年多时间里,以拳拳热心,不辞辛苦地整理了目前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宋老师遗稿,反复选择、分类、修补、订正,终于将这套囊括了理论研究、教学研讨、创作实践的三大本文集呈现于世。我相信,它不只显示了宋光祖教授个人对当代戏曲创作理论、教学与实践的思考与探索,也折射出我院编剧学学科的发展轨迹和部分成果,更承载着无数学子们对宋老师的殷切怀念。
  为此,我愿尽一己绵薄之力,促成此书出版,若能有更多后学之士得受哪怕星微助益,吾愿足矣。
  是为序。
  二、序《建国以来戏剧舞台上农民人物形象演变轨迹研究》
  世涛要出书了,他几次诚恳请序,我却屡屡婉拒,主要是忙。但每次搁下电话,内心总会有一些怅然与纠结。这些年,承蒙朋友们高看,断断续写了不少序,怎么轮到自己的学生,反而要推辞呢?情感上可以理解,如俗话所说“自己人好商量”,道理上却总是说不过去啊。犹豫再三,我与世涛说,那就随便写一点文字,聊表心意吧。
  世涛是个诚恳、懂事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记得在准备博士生论文开题时,他曾有多个选题的想法,我建议他,还是搞现在这个题目,他答应了。他很聪慧,也很勤勉,较早就把纲目拉了出来。论文草稿完成后,基础很好,我们交流了几次,他改了几稿,终于成文,答辩获得全优,并获上海戏剧学院优秀博士论文之称誉,我也很为他高兴。
  拙以为,研究中国当代戏剧创作,农村题材剧作是个很不错的“矿”,而从农民形象着手,可谓抓住了“牛鼻子”。何以见得?还是那句老话,写戏写人嘛!盘点农村题材剧作成就,检讨剧本创作经教训,启迪后来者少走弯路,不妨以“人”为镜,做些功课,想来是走在正道上的。
  众所周知,无论圈内圈外,对我国的戏剧创作现状都不满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多少年来,剧作家写戏没有真正写人,而是写事件,写政策,写概念,或者是写“套子”,写“噱头”,写“桥段”,没有写出人真正的“痛”与真正的“思”,真正的“灵”与真正的“神”,这样的戏剧怎么可能直抵人的心灵呢?
  文学是人学,写戏要写人,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性观,人生观,人道观,人的未来与发展观等等。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个浅显的常识,但事实上,在漫长的戏剧历史长河中,获得这一常识的时间成本是巨大的,而中国又比西方晚了一千多年。
  在欧洲,亚里士多德较早注意到人物塑造,他在《诗学》第十五章中提出写人“四点论”,即性格必须善良,性格必须相称,性格必须逼真,性格必须一贯,但他在论述悲剧六要素时还是主张情节第一,人物第二。他认为,“悲剧是行动的模仿”,“最重要的是情节”,“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不失为悲剧”。之后的戏剧理论家虽然对亚氏理论有不断修正,但总是口将言而嗫嚅,一直到莱辛那里,才旗帜鲜明地将人物描写置于首要地位。他在《汉堡剧评》中强硬地提出:“对于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事实,他愿意离开多远就离开多远。只有性格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职责就是加强这些性格,以最明确地表现这些性格。”到了狄德罗,在重视人物塑造上又有了新的表述,他提出了剧作要揭示人与环境的关系的主张,至今仍具有强有力的指导意义。不过,毋庸置疑,只有到了黑格尔,重视人物性格塑造的理论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与突破。他第一次提出了“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的观点,他认为情境还是外在的东西,“只有把这种外在的起点刻划成为动作和性格,才能见出真正的艺术本领”。他提出理想的人物性格应符合三个要求,即丰富性、特殊性与坚定性。并且还指明了刻划人物的方法与路径,如通过动作表现性格;要揭示人物的心灵;性格描写必须生动具体;提炼特殊的生活细节;重视肖像描写等等,无不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中国的人学观,即使是较戏曲早了千年的古典小说也是步履蹒跚。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人物,大都是意志坚强,无惧无畏,展现先民类型化性格。到了两汉时期,出现正反面人物,要么重义、坦荡、先知,要么自私、好色、负恩,也全是类型化人物。魏晋六朝时小说以神鬼仙怪为载体,题材有所拓展,但人物依然单一。正面的,勤劳朴实,知恩图报;反面的,豪奢残忍,自私贪婪。到了唐代,才开始有了较丰富的人物性格,比如《霍小玉》中的李玉,就有一定的复杂性了。而宋元时期的人物形象,因受理学影响,反不如唐人洒脱。当然,宋代话本里也很有一些具市井精神和世俗意味的人物雏形。及至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有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诉求,于是出现了潘金莲的“淫”,贾宝玉的“泛爱”。
  比起中国古典小说来,中国古典戏曲对人学的发现与重视自然要晚得多。明初朱有墩在谈到元代水浒戏时曾有“形容模写,曲尽其态”的论述,大概说是比较早的人学观了吧。到了明中叶,对人物塑造的关注才逐渐多起来,比如金圣叹在评《赖婚》一折时提出以“心、体、地”(心即心理意志,体即人物身份,地即情境)的一致性来阐述刻画人物的要领,应该是比较警辟的见解了,王骥德、李渔也从不同角度呼应了这一主张。至于创作实践,倒是要稍稍超前些,比如《西厢记》,比如《牡丹亭》,还是很让我们捡回来一些自信。当然,总体上说,戏曲人物还是类型化的居多,究其原因,除了理论的滞后,主要是先贤们将戏曲视作高台教化的工具,同时也受戏曲角色行当定位之限制吧。
  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无非是想说,作为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戏剧,任何时候都应该关注人,研究人,表现人。因此,世涛的研究虽然是初步的,却是有意义的,甚至我希望他不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譬如以《中外戏剧人学观》为总题,一个一个专题去揣摩,日积月累,融会贯通,可以有专著,可以编教材,可以开新课,岂不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至于对本书论述内容的评价,我想就不在此饶舌了,请读者诸君评头品足吧。作为世涛的导师,我当然也在受审者之列。好在世涛年轻,学术上还刚起步,前程未可限量,所以,所有对本书的批评与建议我都视为是对他的器重与关爱。我想,世涛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在新疆讲学间隙,断断续续写下了这些文字,算是对世涛、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75993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