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花鸟画发展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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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崇文盛世，民族艺术全面复兴并升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北宋结束了五代长期纷乱的局面，中原与南方重归一统，为防止重蹈五代藩镇割据的覆辙，统治者积极地推崇“文治”和优待士大夫阶层，重新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高扬儒家的礼、仁、勤、勉，并以重文轻武为基本国策。大批出身寒门的士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由此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一大批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极高的士大夫涉足艺术领域，使宋代艺术大胆创新，格调高雅，以至外国历史学家评论：宋朝的文化是中国人天才最成熟的表现，几乎每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哲学家。
　　 宋代的文化发展与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和民族政权的干戈玉帛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同样也受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推动。宋代和唐代相比，在文化上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由对外扩张、兼收并蓄，转为内外有别、自足于怀的趋势。整体而言，宋代是一个传统重新聚集，本土文化高度纯化的时代。这一时期，西域失控，河西为西夏所据有，汉代以来所开辟的丝绸之路几乎处于关闭的状态，宋朝与中亚各国的联系近乎中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差不多成了宋代朝廷唯一要认真面对的对外关系。因此，宋代较少吸收外来文化，本土艺术高度发展，更加追求纯化和自我完善。与唐代美术中浓厚的“胡风”相比，宋代美术的中国风格显得更为纯粹，与文人、与市民都更加贴近；和唐代美术的金碧辉煌相比，宋代美术更显得淡泊清丽，即使是工笔重彩作品，似乎也总是笼罩着一层文质彬彬的墨韵神采。
　　 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发展，既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又给文化的演进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社会问题要求全新的思想与之相适应，理学应运而生。理学源于道学，乃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物，是顺应社会矛盾而产生的。理学成为社会的精神支柱，反映在艺术上则是强调“文以载道”，说理性强，以“理性”去衡量一切问题，绘画则强调抽象寓意，重视内心感受，风格趋向“精密不拘”。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内部对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持有不同的观点，故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安于现状、保持既得利益和要求改革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贯穿始终，没完没了地争吵。但在宋代“守内虚外”的国策限制下，这种斗争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这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茫然若失、心烦意乱、无所作为的情绪四处蔓延。在艺术上，一部分人强调以理为文，企图梳理这种关系；另一部分人则强调抒发主观感情，借以发泄这种情绪。方式不同，目的一致，都想解决人们的思想矛盾。这两种情绪反映在美术上，则是皇家画院和文人画思潮同时兴起，其中对花鸟画影响最深的就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他说：“此理之流行，无所适从而不在”，“此理自无止息时，昼夜寒暑无一时停”。在认识论方面，朱熹以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强调“内省”和“践履”，就是实践之意，反复实践，就会“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以儒学仁义之道为根本的“理”，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情感好恶为转移的，也不是以天地万物的存在为转移的。理学家邵雍曾提出要“以物观物”，反对“以我观物”。所谓“以物观物”，就是去除一切主观的情感好恶，完全从“物”本身的角度去认识“物”所显示的“理”。这种思想深深影响着宋人的花鸟画，使它非常重视对“物”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绘画，重视“形似”与“格法”。但是，宋人花鸟不仅仅是忠实地摹拟自然，还通过这种摹拟来显示天地万物之中的“理”，而并不是以简单的摹拟本身为目的。正是因为这样，宋人花鸟画非常真实地描绘客观事物，同时又包含了画家的主观情思的寄寓，即借物抒怀，二者是融为一体的。
　　 以宋徽宗为首的一大批画家，注重观察生活，“以物观物”，细致入微，不厌其烦。他们本着“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的目的，切实做到了“自省”和“践履”的治学态度，为宋代画院内外画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相传徽宗能分辨四时朝暮花蕊之别，知孔雀登高先抬哪条腿，可谓入木三分，穷造化之极也。这种师法自然、追求细节真实的风气，反映到作品上，就形成了宋人花鸟画特有的工细巧整、富丽雅致的审美特色。理学的某些观点和人的本性与艺术方式有一些差距。然而，它对“理”的追求促进了宋代花鸟画宁静淡泊的审美特征的形成；它知性反省，造微心性的特点，形成了宋代花鸟画的精致内省；它对人格修养的重视，直接推动了文人画艺术和文人画理论的降生。
　　 （作者单位 ： 广西师范学院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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