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云瑚撤资“昆仑”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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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对于昆仑影业公司主要投资人之一的夏云瑚1947～1948年间撤资的事件进行考察,并对撤资前后的历史事实进行客观描述,试图以此为例来显示战后民族资本在电影产业链条中流动的轨迹,并基于战后电影发展的文化政治分析这一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昆仑营业公司;夏云瑚;撤资
　　中图分类号:J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048-02
　　
　　一、夏云瑚撤资“昆仑”的背景及原因
　　
　　在中国早期民营电影公司的发展历史中,一个民营公司的建立大体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资金、人才以及一定的政治或社会关系背景。因此在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中,既可以筹措到资金,保证电影生产链条的通畅,又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资源或政治背景的人往往成为这个公司中具有主导性的关键人物。
　　昆仑影业公司成立于战后的1947年,在政局动荡、民族经济艰难发展的时代中,公司的主要投资人之一夏云瑚,具有丰富的电影从业经验,在社会上也交游广泛,拥有大量的社会关系资源,是昆仑的关键性人物。与其他的投资人相比,夏云瑚的投资有着更为理性的商业眼光和准确的市场预期,这与他自1929年就进入电影发行业从事了将近20年的电影商业实践不无关系。
　　1947年6月,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夏云瑚开始萌生退意。1948年,他将资金撤出昆仑影业公司,将商业重心转移到电影发行领域,并且将大陆地区的业务逐渐拓展到香港、南洋和美国等地。第一,为什么夏云瑚有着丰富的业内经验而放弃投资昆仑呢?第二,为什么他要出国从事发行业务呢?
　　首先,这与夏云瑚的职业生涯有很大关系。上面提到,早在1929年他就进入电影界从事发行业务。在他刚踏进电影行业的几年间,“上海的大小影戏院有四五十家,观客每日平均约有三万五千人,上中下三等人物的平均座价约值洋三角,每人平均的车费及各种消耗只二角,三万五千人的总消费每日计有一十七万角,值洋一万七千元(这是最低限度的计算),每月总计需洋五十一万元,每年总计需洋六百一十二万元。”[1]电影的发行、放映以及附加的商业盈利由此可见一斑。深知这一点的夏云瑚在28岁的时候便将成都与重庆两地所有电影院组织起来联营,[2]在重庆组建上江影片公司。期间,他往来于川、沪之间,相比电影制片业,对电影发行、放映行业自然是非常熟悉的了。
　　战后,他投资制片业后发现这一领域成本高、资金回收慢,而且伴有较大的风险。是否是出于风险的考虑而使夏云瑚放弃继续投资昆仑的呢?并非如此简单。夏云瑚在商业上一直是颇具胆识的实业家。
　　1937年,他首次将抗战话剧引入四川境内,此前那里极少有话剧演出,并掀起了一股抗战戏剧的热潮,并且力排众议地建立了国泰大戏院。[3]战时的商业实践充分显示出夏云瑚将对政治时局态势的判断融入到电影发行与职业演剧的经营思想中,并且获得了商业与文化的双赢效果。在对政治时局和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中作出商业判断是夏云瑚持续获利并规避风险的一条重要经验。
　　1947年,国共两党军事对立,国内政治形势激荡、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他意识到此时大陆的制片业完全没有放映发行业景气。不过,此时国内的发行、放映业由于通货膨胀、政策制约等因素也处于惨淡经营的窘迫之境。
　　1946年,上海电影观众总人数为1954万人,日均5.35万人,1948年为3897万人,日均10.68万人;电影院上座率1946年约为31%,1948年约为61%。[4]根据统计所显示的数据所看,夏云瑚1947年决定从制片业撤资转而从事发行,说明他看好发行业的行情,情况也正如他所料:从1946年到1948年,无论是观众人数还是影院上座率都是持上升水平的。而且这个数据与30年代中国上海电影观众人数年均为936万人,日均约为2.56万人,上座率平均为20%左右相比[4],战后上海的电影发行放映业的市场在逐步扩大也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实。
　　另外一方面,国内发行放映市场围绕着票价这一核心问题面临着诸多困境。1945年以来,国民政府为保证利用电影对民众实施教育,在加强电影检查力度的同时,严格控制票价。影院业同业会由于通货膨胀影响而多次申请票价上调:“电影院商业同业会公告,以本市各电影院所售座价,自九月六日以来,迄今未有改动,最近物价波动厉害,乃经会员表决,自本月十五日起将现行座价涨幅百分之二百,昨特呈文社会局,涨价所持之理由分列五点:一职工薪水生活困难;二、广告费已涨价一倍;三、外汇上涨;四、印刷费增加;五、不准影院擅自涨价”。[5]但是,“市参议会之决断故票价暂不变动”而且“市参议会决定将税率减低则降低收百分之五,凭票根退还观众……”,[6]直到1947年7月,“宣传已久之电影票价问题,终于昨午经社会局局长批准,各级普加百分之八十,自元旦日起实行。此后首轮最高票价为四万五千元。”[7]既便如此,因为电影放映业依赖票价,支出项目繁多,各影院经营惨淡,加之军警滋扰,劳资纠纷等,更是表面繁荣下尤有苦衷。[8]电影票价相对来说是虽然有所上调,但相对下降幅度很大。[9]
　　
　　二、“昆仑”内部关于夏云瑚撤资的讨论及应对
　　
　　看来,夏云瑚萌生退意,准备转向发行业的1947,国内的电影发行、放映业的拓展依然存在很大的难度,夏云瑚将业务向香港、南洋、美国等地拓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证一定的商业利益也是基于市场考察的一种很自然的理性选择。不过,昆仑的其他投资人如任宗德认为夏云瑚的撤资给昆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经营上的困难。
　　对于这一点,蔡楚生也表现出了无限的忧虑:“我闻瑚兄将南下,有失去重心之感,而为之冷了半截。瑚兄适因访好友暂他出,我乃与翰笙兄分析彼此一行动所可能发生之后果。比瑚兄返,即恳其以同人对彼瞩望之殷,务于短期内使公司重得磐石之安。”[10]当时“昆仑公司仅限美金四万,其余悉靠借五分息之美金债以事拍片,而如此高利,更一年放债者即可获利百分之九十五。夏云瑚认为如果任宗德、蔡叔厚不增加资本投入的话,昆仑将陷入不能继续经营的境地。”[11]
　　对于昆仑的经济困境该如何应对,夏云瑚在准备撤资的同时也是有所考虑的,他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商业设想:基于资金匮乏的现状,提出与吴性栽的文华影业公司合作,将昆仑转让给文华。夏云瑚提出与“文华”合作的构想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一,“文华”具有高效的制片机制,管理者陆洁拥有20多年的电影厂管理经验,对电影的投入和产出有严格的科学预算,因此文华公司自创立到1949年基本保持盈利状态,资金方面也有充足的保证。第二,文华的吴性栽、吴邦藩、陆洁与昆仑的蔡楚生、史东山是“联华”同人。陆洁是曾任吴性栽掌权的“联华”二厂厂长,吴邦藩也在其中,蔡楚生、史东山等一批进步影人也曾经聚集在二厂。因此昆仑和文华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在30年代就已经熟知对方,并有过共同工作的经历,这些都可以成为合作的契机。
　　不过,从文华影业公司的角度来看,是否认为与昆仑合作是必要的呢?当时昆仑不止一次陷入经济困难,几乎到了影片拍摄陷入停滞的状态,资金来源也不稳定,投资人章乃器、夏云瑚相继决定撤资,内部人事关系也十分复杂。
　　之前,文华影业公司在发展中有和其他公司合作的机缘,但均为成功:战争刚结束的1945年,罗明佑试图与吴性栽再次合作,缘于政治、经济和人事方面的原因被吴性栽拒绝。1947年3月,著名演员李丽华以主演《假凤虚凰》为名,企图入股“文华”,陆洁“告性务以文华之清高与独立为原则,否则换人”。1948年,原联华股东陶伯逊打算与“文华”合作,也遭到了拒绝。[12]可见,文华内部管理层对有合作意向的对象的考察是极其理性的。
　　从昆仑影业公司的角度来考虑,与文华商谈合作事宜是出于一种比较保守、稳妥的商业考虑,但是昆仑高层内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意见。当夏云瑚提议与文华合作的时候,蔡楚生对此表示支持。他认为吴性栽“态度诚恳,在办法上甚有计划,昆仑若不与其合作,势将陷于总崩溃。”[13]史东山、阳翰笙、任宗德、郑君里等人则认为吴性栽过于干涉制作,所以非常忧虑如果合作成功之后,创作环境是否会有所改变。
　　看来,从两个公司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文华”与“昆仑”影人在意识形态和创作态度上的不同成为导致两公司最终不能合作的原因之一;从产业层面来看,在昆仑与文华于1948年8月的一次重要会晤中,吴性栽表示,“‘昆仑’过去甚多不合理化者,今后应将过去之关系划清,除保证任宗德必摄《西湖春晓》剧外,一切应在合理化中制订一年之计划。使成两组工作,年出八片,需款则储之以待,使不必临急张罗。至《关不住的春光》及《丽人行》两剧摄完后,公司应空出来整理,而暂由‘文华’顶替,其工作人员亦大部分由“文华”借用。又另建大中小四摄影棚,使容昆仑。”[14]吴性栽的确是为了与昆仑合作而进行了种种周密的考虑,希望能够将“昆仑”纳入正规的现代化企业运作的轨道上来。然而,由同人性质的联华影艺社发展而来的“昆仑”与具有现代电影企业管理模式的“文华”似乎在经营理念和创作旨趣上难以合流,合作事宜最后以失败告终。
　　随着昆仑与文华合作事宜的流产,夏云瑚昆仑前途而做的努力也终告失败,1948年,他撤资转移到香港、南洋、美国等地从事电影发行,但期间并未中断与昆仑的业务往来,《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由夏云瑚发行到美国去的。另外,他于1949年协助昆仑公司人员转移到香港开办在分支机构――南国影片公司。可以说,从夏云瑚投资昆仑以来,虽然一度撤资,但这只是他从制片领域转移到了发行领域,并未中断与昆仑的合作。
　　从夏云瑚撤资昆仑始末的历史考察中,不难看到,战后(1945～1949)的民族资本注入电影产业遇到了种种困难和压力。一方面折射出于实业家基于商业考虑的投资风险意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民族资本在上海电影产业链条中流动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 李淞耕.国片复兴浪潮中的几个基础问题[J].影戏杂志,1931(1).
　　[2] 丁亚平,赵长军.“昆仑”推手――夏云瑚的意义与历程[J],电影艺术.2008(4).
　　[3] 石曼.国泰大戏院的抗战戏剧演出活动[J].抗日战争研究,1994(3).
　　[4] 汪朝光.战后上海国产电影业的启示[J],电影艺术.2000(5) .
　　[5] 电影院座价呈请涨一倍[J].申报,1947.
　　[6] 上海市电影院同业会会员大会记录,三十六年元月五日为减低娱乐捐税率开第十五次全体大会记录.1947年底,社会局又“指令饬造具各电影院最近数月来营业盈亏报告表送局合办于未核准前不得擅自先涨.”见上海档案馆 S319-1-2.
　　[7] 电影票涨价 社局有允意[J].申报,1947.
　　[8] 影院业同业会第三届年会会议记录[z].上海档案馆,S319-1-2.
　　[9] 汪朝光.战后上海国产电影业的启示[J].电影艺术,2000(5).
　　[10] 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三卷 日记选[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6).
　　[11] 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三卷 日记选[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6).
　　[12] 陆弘石主编.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13] 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三卷 日记选[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6).
　　[14] 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三卷 日记选[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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