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牛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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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影视、关于话剧：一种文化政治行为与一代人偶像的传真 关于电影：前苏联曾拍过两次――横看成岭侧成峰20世纪50年代的黑白电影《牛虻》：是佳作，但不均衡
　　1955年，由E・加布里洛维奇编剧，A・法英齐姆密尔导演，O・斯特里奇诺夫主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牛虻》。相比原著，电影《牛虻》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电影着重刻画了牛虻作为一个革命者为追求自由和真理，不屈战斗奉献生命的英雄形象，并把小说中这一人物的“不完美之处”通通去掉了……其实，小说《牛虻》不仅是革命的故事、信仰的故事，还是伦理的故事、情爱的故事。
　　电影《牛虻》美化了牛虻身上人性的弱点，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性。如影片删去了原著中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吉普赛女郎绮达・莱尼，牛虻的情妇。吉普赛女郎深爱着牛虻，时刻关注着牛虻的生命安全，但牛虻明确表示并不爱她，牛虻要赶走吉普赛女郎。牛虻为什么要赶走吉普赛女郎？吉普赛女郎为什么明知牛虻不爱她也不愿离开他呢？其实，牛虻的情妇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她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牛虻内心世界的煎熬，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牛虻的人性本真：牛虻深深地爱着他恨之入骨的父亲――红衣主教蒙泰尼里。所以，小说中牛虻的人性展示，因有着他与情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显得更加丰满复杂。而影片中的牛虻，就比较单薄了……苏联科学院的官方版《电影史纲》也这样说：“影片《牛虻》是不均衡的……”中国著名影视导演吴天明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前苏联版的《牛虻》是从革命的角度来拍的。它是将革命的历史事实作为影片的前景，而把对主人公心理情感的刻画放到了后面，也就是‘人物’为‘历史’服务。”这在斯大林时代几成惯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肖斯塔柯维奇的电影配乐从另一方面弥补了这一不足。他为《牛虻》所作的配乐共12首，这些曲子是肖斯塔柯维奇“用音乐来打动人的情感，表现人的情感”的作品。看过电影的人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配合着情节画面，音乐和谐完美地完成了剧中人物情感的映射，使牛虻作为一个“人”的心灵经历鲜活而动人，不仅很好地配合了影片的时代背景与“人”的心灵经历，更以极具戏剧特征的表现力赋予影片一种俄罗斯式的深沉气质，剧烈的反叛性与温暖的人性关怀，交织出具有崇高精神的悲剧氛围，令观众不能够忽视它的强大的独立的存在，不能够不称赞肖斯塔柯维奇是“俄罗斯的贝多芬 ”。
　　斯特里奇诺夫饰演的牛虻，血肉丰满、呼之欲出，是一个极其真实的人，有着一颗敏感的心，多舛之命运使他从一个“过于精致、弱不禁风”的青年，成长为一个“皮肤黝黑、面带疤痕”，胸中燃烧着不熄的烈火的革命者。斯特里奇诺夫以其充满忧郁和悲剧命运的目光及高贵傲然的气质，尤其是他高贵傲然的气质所体现出的那种精神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革命时代的苏联和新中国青年的心，成为他们心目中一个难以磨灭的“革命偶像”，也使后来的扮演者望其项背难以超越。
　　
　　20世纪70年代的彩色电影《牛虻》：把我的虚弱传达给你，有些另类
　　
　　1970年代，重拍的《牛虻》是彩色电视电影，因为是三集，就拥有了更多的空间来展开故事情节，所以看起来更接近于小说。重拍的《牛虻》加强了人性人情及反宗教的渲染，以至于片中的牛虻很病态、很神经质，有些另类，当然骨子里的那份执著与坚韧还是表露无疑的，或许这正是重拍片吸引年轻人的地方――从柔弱到刚强，一个英雄的成长。片中牛虻的扮演者是前苏联著名演员哈里托诺夫，他在片中的表现可圈可点，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当然相比前辈，无奈在气质上先逊一筹。
　　
　　关于电视剧：中国首拍――为爱为信仰
　　
　　年逾花甲的著名影视导演吴天明，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牛虻》。时隔这么多年，当他应邀出任20集中国版电视连续剧《牛虻》的总导演时，重读了《牛虻》，读到牛虻临刑前给女友琼玛的诀别信时，泪如泉涌不能自已的情形仍宛如当年。他说：“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几代人。前苏联曾经于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分别拍过两次电影。我们这次拍中国版电视剧，会与那两部影片有所不同，把能突出人性的感情戏，以及像‘是爱还是背叛’这样的主题都放到台前来表现，而把革命斗争的情节放到背景上去，突出‘人’而不是突出‘革命’。”他说：“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我本人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也在改变……所以，今天拍摄的《牛虻》，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和观众的需要，以新的视角来诠释剧情和人物……一个人不管你信仰什么，只要你为你的信仰而奋斗而献身，你就是值得尊敬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精神追求而努力而奔波，这个社会一定会是个有生命力的社会。这就是促使我接拍这部戏的动机和它的现实意义。这部戏歌颂的，是爱，是信仰。”
　　据悉，20集中国版电视连续剧《牛虻》业已拍竣，扮演牛虻的是乌克兰演员萨沙，这会是一个怎样的牛虻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关于话剧：多次搬上舞台远近高低各不同
　　
　　从有限的史料来看，《牛虻》出版后，尽管在英美颇受质疑，但在萧伯纳的帮下，《牛虻》还是被搬上了伦敦甚至纽约的戏剧舞台。
　　近年来，上海话剧舞台上有两次《牛虻》的演出。一次是2002年1月，由曹路生编剧，谷亦安导演，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98级学生演出，上海戏剧学院制作， 2002年1月24日―31日公演于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院的《牛虻》；一次是今年4月，由刘永来、雷国华编剧，雷国华导演，许承先、郭京飞主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人艺制作体制作，2006年4月6日―15日，公演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的《牛虻》。
　　2002年的演出，导演谷亦安以环境戏剧的理念探索出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原先实验剧院的观众席被“覆盖”上了一张巨大的红地毯，成为大教堂庄严的祷告席。至于观众，就席地围坐在原来的舞台四周，和演员真正“面对面交流”。抬眼是极富巴洛克雕饰特征的教堂天窗，四顾是摇曳着的神秘烛光，戏开始了，幻灯打到大幕上，显出剧名，剧组人员等字样……总体来看，前半场（十三年前）比后半场流畅，里面有很多手法是很值得借鉴的，而空间的运用更成为这个戏最大的亮色。曹路生的改编凸现了牛虻种种磨难下的心路历程，让他在经历了爱情失意、精神崩溃和“死亡”后走向成熟，最后为了那“始终不渝的真理、理想和信仰” 又走向死亡……
　　今年的演出，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整个舞台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时空隧道，断壁残垣之间，两个巨大而倾斜的十字架摇摇欲坠，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带领观众走入了一个膜拜信仰的时代。以激情见长的导演雷国华在《牛虻》中保持了她一贯的浓烈风格，全剧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上都带给观众以强烈的冲击，将观众包围在一种凝重深邃的戏剧氛围中。刘永来、雷国华的改编淡化了时代背景，强化了人的内心及信仰的本体的冲突。（三种冲突：对立产生的信仰――敌对冲突；选择――生与死――灵魂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内心冲突；民族之间的存亡的冲突。）小说的篇幅大量地概括掉，突出事件中人物的境遇和选择。特别是在每幕的前面都设置了牛虻、蒙泰尼里和琼玛三位主人公以半是剧中人半是叙述人的身份叙述，分别对剧情、对事件、对人物进行评论和判断，引发思考，破除幻觉，使剧作染上了布莱希特式史诗性悲剧的色彩，不经意间显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黄佐临以往对布莱希特史诗剧孜孜以求的烙印。
　　由是观之，关于《牛虻》，它的民族大义、它的殉道精神、它的情爱冲突、它的人伦悲欢……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诠释…… “无论我是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牛虻》的自由精神是永恒的、《牛虻》的力量源泉是永恒的、《牛虻》的真挚情爱是永恒的……重温只一瞬，个中说不尽。《牛虻》在笔者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说不尽的传奇！或许这就是百年经典历久而弥新的永恒魅力之所在吧！
　　编注：限于篇幅，该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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